（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在赫魯曉夫發表演說前，對共產黨人所犯罪行的譴責，僅來自他們的敵人、托洛茨基主義異見者或無政府主義者；而這種譴責並非特別有效。共產黨大屠殺的倖存者和納粹大屠殺的倖存者一樣，同樣強烈地渴望作證。然而，倖存者非常稀少，尤其是在法國。在那裡，對蘇聯集中營系統的切實體驗，僅直接影響到幾個孤立的團體，例如阿爾薩斯-洛林（Alsace-Lorraine）地區的「我們身不由已」（In Spite of Ourselves）。但在大多數時間裡，證人的證詞，以及諸如大衛．魯塞的集中營系統國際委員會（David Roussct’s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the Concentration Camp System）和找出斯大林罪行真相委員會（the Commission to Find the Truth about Stalin’s Crimes）等獨立委員會所做的工作，均遭共產黨宣傳的「雪崩」掩埋。一種源於怯懦或冷漠的沉默，也對這種宣傳起到協助和教唆的作用。這種沉默壓倒了只是偶然出現的自我覺醒。這種自我覺醒是由新的分析工作 [例如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Gulag Archipelago）] 和無可指摘的目擊者陳述 [例如瓦爾拉姆．沙拉莫夫（Varlam Shalamov）的《科雷馬故事》（Kolyma Tales）和品雅特海（Pin Yathay）的《兒子，你要活下去》（Stay Alive, My Son）] 出現而引起。令人遺憾的是，在西方社會，每當要對共產主義現象進行嚴格檢視時，這種沉默就會顯得非常頑固。直到現在，他們都拒絕面對這樣的現實：共產主義制度儘管程度不同，但根本上都具有犯罪的基礎（criminal underpinnings）。拒不承認這一點，他們就成了「那套謊言」的同謀者。對此，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也許作了最好的概括：「無論什麼事情，只要人們看到別人深信其真，也就相信其真了。」

儘管人們普遍不願面對這個問題，但一些觀察者已然奮起應對這一挑戰。從20世紀20年代到50年代，因缺乏更可靠的資料（被蘇維埃政權竭力隱瞞），研究人員完全依賴投誠者提供的信息。這些目擊者陳述，不僅遭到史學家對待這類證詞所持有的那種常有的懷疑，而且遭到共產主義制度支持者的系統性誹謗。他們指控這些投誠者受復仇的驅使，或成為反共勢力的工具。在1959年，有誰會想到，正如保羅．巴頓（Paul Barton）的書中那樣，對古拉格的描述可能是由一位投誠的克格勃高官提供？誰又會想到去諮詢一下巴頓本人？巴頓是來自捷克斯洛伐克的流亡者，真名叫伊日．韋爾特魯斯基（Jiří Veltrušký），曾是1945年布拉格反納粹起義的組織者之一，於1948年被迫逃離自己的國家。任何人只要面對近來公開的機密檔案中的信息，就會發現1959年的那些描述是完全準確的。

20世紀60年代和80年代，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和後來關於俄國革命的《紅輪》系列小說，引發輿論的突破性變化。正因為《古拉格群島》屬於文學作品，且出自大師之手，它將一個邪惡得難以形容的系統之本質刻畫出來。但是，就連索爾仁尼琴都難以刺破這層面紗。1975年，法國一家主要日報的一名記者，將索爾仁尼琴與皮埃爾．賴伐爾（Pierre Laval）、雅克．多裡奧（Jacques Doriot）、馬歇爾．德亞特（Marcel Déat）相提並論。後三者「曾把納粹當作解放者歡迎」。不過，索爾仁尼琴的記述還是有助於揭露該系統，在運用的方式上，與沙拉莫夫鮮活再現科雷馬的生活，以及品雅特海曝光在柬埔寨的暴行，有異曲同工之處。最近，勃列日涅夫任內蘇聯主要異見者之一弗拉基米爾．布科夫斯基（Vladimir Bukovsky），在《和莫斯科算帳》（Reckoning with Moscow）一書中，大聲提出抗議，要求建立新的紐倫堡法庭，對該共產政權的犯罪活動做出裁決。他的書在西方享有相當大的成功。但與此同時，恢復斯大林以往名聲的出版物也開始出現。

我們所面對的是一出悲劇，令人困惑又充滿爭議。在20世紀進入尾聲之際，是什麼動機推動我們去探究它？今天，檔案證實了昔日這些零星的描述，也讓我們能更進一步。由前蘇聯、前「人民民主國家」和柬埔寨的鎮壓機器所維護的內部檔案，揭露了恐怖規模之大、之系統的可怕真相。這種恐怖常常導致全面的反人類罪發生。是時候對該課題採取學術態度了。為此，需要記錄鐵的事實，並闡明一些政治和意識形態問題。這些問題掩蓋了一個亟待釐清的問題、一個由觀察家們提出的關鍵性問題：犯罪對共產主義制度為何是重要的？

從這個角度來看，是什麼使我們的研究成為一項嚴肅的學術性工作？首要的是，我們的方法反映了我們對歷史的責任感。一位好的歷史學家會竭盡全力。任何其它因素或考量，無論是政治的、意識形態的還是個人的，都不應阻礙歷史學家去探求知識、發掘和解釋事實，尤其是當這些事實長期被故意掩埋於政府檔案堆和人們良心的深處時。共產主義恐怖的歷史，是歐洲歷史上的一個重要篇章，與極權主義之歷史研究的兩個對象直接相關。畢竟，我們都知道希特勒牌子的極權主義，但絕不能忘記，也有列寧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版本的極權主義。只撰寫局部歷史，而忽略共產主義型極權主義，就不再那麼合適了。對該問題遮遮掩掩，試圖使共產主義歷史僅局限於民族、社會和文化層面，是站不住腳的。極權主義現象不局限於歐洲和蘇聯時期，這一事實充分證實了該論點之公平合理性。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朝鮮以及波爾布特的柬埔寨。每個國家的共產主義都通過臍帶與蘇聯的子宮相連，其目標是在世界範圍內擴大其運動。我們將要論述的，是一種曾蔓延全世界且關乎全人類的現象之歷史。

本書的第二個目的是作為一種紀念。紀念一種駭人的毀滅力量之無辜和無名的受害者，是一種道義責任。這種力量有系統地企圖抹去他們的記憶。柏林牆倒塌和莫斯科的共產主義權力中心崩潰後，歐洲這個曾上演20世紀很多悲劇的大洲，給自己分派了重建大眾記憶的任務。本書就是我們對這一努力的貢獻。本書的作者們心中都帶著那份記憶。我們的撰稿人中，有兩位與中歐有著一種特殊的淵源，其餘的人則曾親歷1968年或其後革命的理論和實踐。

本書既是紀念物又是歷史，涵蓋了非常多樣化的背景。它談及共產主義幾乎未產生實際影響的國家，不論這種影響是對社會還是對政府權力。這些國家包括英國、澳大利亞、比利時和其它國家。在其它地區，共產主義常常表現為一種強大的恐懼來源，如在1946年之後的美國；或者表現為一種強勁的運動（即使它從未真正在那裡奪取權力），如在法國、意大利、西班牙、希臘和葡萄牙。在另一些國家，共產主義已喪失其對權力數十年的掌控，卻又在重申自己的主張，如在東歐和俄羅斯。最後，在共產主義仍正式占上風的國家——中國、朝鮮、古巴、老撾和越南，其小火焰正搖曳不定。

其他人對歷史和記憶的問題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在共產主義影響甚微或僅僅是令人恐懼的國家，這些問題將需要一個簡單的學習和了解過程。而實際上經歷共產主義制度的國家，將必須處理民族和解問題，並決定前共產黨統治者是否要受懲罰。在這方面，統一的德國可能代表著最令人驚訝和最「具奇蹟性」的典範——只要通過對比，想想南斯拉夫的災難，就可明白。但在前捷克斯洛伐克（即現在的捷克共和國和斯洛伐克）、波蘭和柬埔寨，都同樣面臨著留在其記憶中和共產主義歷史中的巨大創傷和痛苦。在這樣的地方，一點點失憶，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對幫助治癒半個世紀或更長的共產主義統治所造成的精神、心理、情感、個人和集體之創傷，看似都是必不可少的。在共產主義仍緊握權力不放的地方，暴君及其繼承者們或者系統性地掩蓋其行為，如在古巴和中國，或者繼續將恐怖作為一種政府形式來推進，如在朝鮮。

保存歷史和記憶的責任，無疑有一個道德尺度問題。我們所譴責的那些人可能會反問：「誰給了你們評判好壞的權力？」

根據這裡提出的標準，該問題得到了天主教會很好的解答。當時，教皇庇護十一世（Pius XI）在1937年3月14日的《極度關切》（Mil Brennender Sorge）和1937年3月19日的《贖世主》（Divini redemptoris）兩篇通諭中，分別譴責納粹主義和共產主義。後一篇宣告，上帝賦予了人類某些權利：「生命權、身體完整權和生存必要手段的權利；在上帝規劃的道路上追求個人最終目標的權利；結社的權利，以及擁有並使用財產的權利。」教會反對一類人在損害他人的情況下過度致富的聲明，即便存在一定的虛偽成分，但教皇呼籲尊重人的尊嚴，其重要性也是毋庸置疑的。

早在1931年，教皇庇護十一世就在《四十年通諭》（Quadragesimo anno）中宣告：「共產主義教導和尋求兩個目標：開展無情的階級鬥爭和徹底剷除私有制。它不是祕密地或以隱蔽方式做這些，而是公開地、堂而皇之地、靠利用任何可能的手段，甚至是最具暴力性的手段。為了實現這些目標，它什麼都敢幹，什麼都不尊重或敬畏。一旦掌權，它就殘忍至極、毫無人性。它將東歐和亞洲的廣大地區化為廢墟，所憑藉的駭人屠殺和破壞，就證明了這一點。」誠然，這些話，源自這樣一個機構：幾世紀以來，它曾有系統地證明謀殺非基督徒有理、散布宗教裁判所、遏制思想自由和扶持獨裁政權，諸如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將軍和安東尼奧．薩拉查（António Salazar）的獨裁政權等。

即便教會當時只是在其職能範圍內履行道德衛士的職責，尚且做出了譴責共產主義的姿態。那麼，史學家在面對共產黨黨徒的「英雄傳奇」或其受害者令人心碎的陳述時，又該如何回應呢？弗朗索瓦-勒內．德．夏多布里昂（François-Renéde Chateaubriand）在其回憶錄中寫道：「在卑屈的沉默中，除了奴隸的鎖鏈和告密者的聲音外，聽不到任何聲響；所有人都在暴君面前戰慄，討其歡心與惹其惱怒一樣危險。此時，歷史學家出現了，被委以為人民復仇的重任。尼祿得逞也徒勞一場，因為塔西佗（Tacitus）已然在帝國內降生。」我們絕不會鼓吹「人民復仇」的隱晦概念，夏多布里昂在生命終了之際，也不再相信這一概念。但歷史學家能夠適度地為那些因恐怖而被噤聲的人代言，且幾乎是自發的。歷史學家就是要創作學術著作，其首要任務是查證事實和資料，之後這些將會成為知識。此外，歷史學家與共產主義歷史的關係非同尋常：他們有責任編撰「那套謊言」的史書。儘管檔案的開放讓歷史學家得以獲取必要的素材，但他們在面對眾多複雜的、經精心設計意在挑起爭議的因素時，一定不可天真。無論如何，對這種歷史知識的理解，都不能脫離某些基本原則，諸如對代議民主制規則的尊重，而最重要的是對生命和人之尊嚴的尊重。這就是歷史學家用來「評判」歷史舞台上演員的準繩。

由於這些普遍原因，歷史工作或人的記憶無不受到個人動機的影響。本書的一些撰稿人，對迷戀共產主義並不總是陌生。有時，他們本身就參與到（即使僅在有限範圍內）共產主義體制當中，無論是正統的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學校，還是相關的或持不同觀點的同類變種（托洛茨基派、毛派）。如果他們仍然執迷於左派——或者，更確切地說，正因為他們仍然執迷於左派——就有必要更仔細地審視他們自欺欺人的原因。從他們研究主題的選擇、他們的學術論文及其發表文章的刊物 [例如《新選擇》（La nouvelle alternative）和《共產主義（Communisme）》]，可以看出這種心態已將他們引上了一條追求知識之路。本書充其量只能為這種特殊類型的重新評估提供動力。如果這些左派是憑著良心從事這項任務，他們就會證明他們也有權利就該問題發聲，而不是將它留給影響力日增的極右派來評說。共產主義的罪行，需要從民主價值觀的角度來評判，而不是從極端民族主義或法西斯主義的立場來評判。

這種態度要求進行多國抽樣分析，包括拿中國與蘇聯、古巴與越南等作比較。唉，毫無疑問，目前可用的文件數量和質量均參差不齊；在某些情況下，檔案還未予以開放。但我們認為，無論如何，我們都應繼續前行，只涉及那些顯而易見和無可爭辯的事實。我們希望本書能夠成為一項開創性工作，為其他人進一步研究和思考打下廣泛的基礎。

本書文字很多而圖片很少。圖片的缺乏，是涉及掩蓋共產黨罪行的更微妙問題之一。在媒體飽和的全球社會，由相機拍攝或電視播放的圖像業已成為「真相」的源頭。唉，我們只有少量罕見的、古拉格和勞改的檔案照片。沒有反富農化運動或大躍進期間飢荒的任何照片。紐倫堡的勝利大國，至少能以相機和攝影機拍下在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Bergen-Belsen）發現的數千具遺體。這些調查人員也發現暴君們自己拍攝的照片，例如一納粹分子近距離射殺一名婦女的照片。該婦女懷裡還抱著一名嬰兒。在共產主義世界的黑暗中，不存在任何類似的事情。在那裡，恐怖是在最嚴格保密的情況下組織實施的。

讀者可能對這裡收集的照相文獻（photographic documents）很少，感到不甚滿意。他們需要一段時間來閱讀，逐頁逐頁閱讀，了解數以百萬計的人們所遭受的磨難。讀者必須努力去想像這場悲劇的規模、認識並正確評估未來數十年內它將如何在世界歷史上留下印記。然後，讀者必須問自己這個基本問題：「為什麼？」「為什麼列寧、托洛茨基、斯大林和其他人相信，有必要消滅所有那些他們給貼上『敵人』標籤的人」？是什麼使他們自以為可以違反文明的基本原則之一——「不可殺人」？我們將嘗試通過本書來回答這個問題。#

──轉自《大紀元》譯者：言純均

（責任編輯：王馨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