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大上，為中共領導人炮製統治理論的御用文人王滬寧進入中共政治局常委，成為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之一。王滬寧因此成為人們議論的一個熱門話題。

有人把王滬寧稱為「三朝帝師」，說他服務了當今中共的三代領導人。其實這是個錯誤的說法，帝師在中國文化中是有崇高地位的。古代的中國，皇權、教權、族權三權分立，皇權不下縣；鄉裡是宗法自治，這是族權；而教權是指教育和教化的權力，教權控制的是文化領域，它有兩方面的作用，一個是為社會提供學術和知識，另一個是為社會提供道德的解釋和善惡的裁判，也就是說教權為社會提供了價值觀，代表著社會共同的價值取向。在秦漢以後的中國傳統社會裡，教權主要是由掌握了儒家正統文化的儒士來繼承和執行。

有了教權的獨立，古代的帝王只能成為一個國家的政治權威，而無法同時成為道德權威和理論權威。帝王的皇權受到來自儒家正統的文化和道德解釋權的支配，在面對道德領域的價值判斷時，諸如什麼是善、什麼是惡，什麼是好的統治，什麼是壞的統治，不能由帝王自己說了算，而首先是由掌握教權的儒家士大夫階層說了算，同時儒家士人所傳承的這種文化也會通過各種教化方式通達所有民眾，形成傳統中國共同的社會心理和道德標準。

教權的獨立以及教化在民間的普及，使古代帝王在人間有了一個強大的制約力量，一個帝王也許在自己的皇權範圍內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但是他無法掌控歷史和社會對他的評價，這個帝王是一個有道明君還是無道昏君，是個開明的好皇帝還是個賊仁害義的民賊獨夫，在獨立教權的價值標準下，朝臣和民眾都會明明白白、清清楚楚，這裡不存在判斷的缺位和價值的混淆。在獨立教權的存在下，古代社會裡，民意才能成為一個帝王治理國家必須要考慮的重要因素，民心的向背，才可以在歷史的一定時期成為左右時局的決定性力量。

中國的文化來自於天，被稱為神傳文化，中國儒士所奉行的道德標準和價值觀，也就是神給中國人制定的做人標準，因此奉行這種道德標準而形成的民間意識，所謂的民意，在中國歷史上也就成為天意在人間的一種體現形式。所以，《尚書》中說，「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

可見在中國傳統社會裡，教權是一種最重要的權力，它遠遠高於皇權。這就是為什麼從漢朝開始，歷代帝王都要祭拜孔子，對孔子進行冊封，孔子在中國歷史和文化中的地位，也遠遠超過了他之後的所有帝王，孔子因此成為中國公認的帝王之師，更被稱為萬世之師。在孔子之後，在每一個具體的朝代，是由儒家知識階層中的佼佼者扮演帝王之師，每一個帝王都會接受儒家的正統教育，有自己專屬的儒家老師。所以說，在中國傳統社會裡，創建道德標準和政治理論的是儒家文化，歷代的儒士則是這種文化的傳承主體，而帝王只是這種文化系統下的價值標準和政治理論的奉行者。改朝換代也只是更換一整套的統治階層，而不會更換儒家傳承的政治理論和道德標準。

回到文章的開頭，王滬寧顯然沒有扮演過帝王之師的角色，甚至連帝王之師的邊都沒有沾過。

首先，中共名義上是政黨，實質是一個邪教組織，掌控中共最高權力的那個人，並不一定是中共名義上的黨魁，而是扮演中共教主角色的那個人。毛澤東時代，毛澤東既是黨魁又是教主。在鄧小平時代，中共的黨魁是胡耀邦、趙紫陽等人，但是鄧小平穩坐著中共教主的地位，所以在中共的理論體系中，有所謂的「鄧小平理論」，而沒有胡耀邦和趙紫陽的理論和思想。鄧小平以普通黨員的身分更換黨的總書記，憑藉的正是教主的權威。

其次，在中共統治下，也不存在獨立的教權。中共將政權和教權都控制在自己手中，在中共內部，教權也是大於政權，掌控了中共教權的人，才能成為中共實質上的最高統治者，也就是中共的教主。中共教主控制了道德裁判和理論發展的領域，通過教權創建自己的所謂「統治理論」和「好壞標準」（不斷變化的政治立場），用教權去操控政權。可見，在中共統治下的國家體系中，中共教主既是政治權威，又同時扮演道德權威和理論權威的角色。

因此，從中共的權力結構來講，在中共的統治下，並沒有「帝師」這個位置，而只有「御用文人」這個角色。御用文人的作用只是給中共教主提供理論資源、建議，供中共教主形成自己的統治理論和政治標準。在中共統治下，王滬寧顯然並沒有充當帝王之師的機會，而只是中共教主身邊的一個得到重用的御用文人。另一方面，王滬寧自身的道德和理論水平也不足以擔當起帝王之師的重任。

古代的帝王之師，一定是當時的大儒。儒者秉承天道，為授命於天的「天子」闡明天地人之間的自然倫理關係，以定乾坤之位，立人倫之序，明修身之道，昭施政之德。帝王之師需要幫助帝王成為一代明君，通過教化為帝王鋪就王道通途，為百姓創造昇平治世。

反觀王滬寧，其以新權威理論起家，這個理論的核心是為中共教主的強權暴政進行偽裝，將中共的暴政「合理化」，起到了助紂為虐的作用。王滬寧成名於三個代表的理論，而這個理論為江澤民時代的官商勾結、中共官員的「權力的資本化」徹底鬆綁，打開了當代中國官員大規模集體腐敗的大門，三個代表的實質不在於讓資本家入黨，而在於讓「黨的權力資本化」，讓黨富起來，三個代表實施的後果就是，中國市場上的重要行業都被黨的各級官員所控制，中國社會的資源和財富在市場化運作中被重新瓜分到黨的利益集團手中。以此觀之，王滬寧為江澤民奉上的三個代表理論，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禍國殃民理論。

在江澤民時代的1999年7月，中共發動了鎮壓法輪功的群體滅絕式迫害運動，將上億善良的法輪功學員列為迫害對象，進行「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截斷、肉體上消滅」的殘酷打壓。據明慧網記錄的有名有姓的資料，數千名法輪功學員在中共的監獄、勞教所、洗腦班等機構被酷刑迫害致死。另據海外獨立調查機構的資料，從2000年到2016年的16年期間，中國器官移植總量估計超過一百萬，其中大部分活摘自法輪功學員。當上億法輪功遭受殘酷迫害時，王滬寧則為江澤民的統治貼上了「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標籤，美化邪政，與魔共舞。這與古代儒士們「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的高貴人格與修齊治平的治世實踐相比，實屬天壤之別。

最後，即使是以純邏輯的分析來衡量一下王滬寧的理論水平，我們依然可以發現，從社會學角度來看，三個代表也是一個殘缺不全的理論，從邏輯和理論本身來看，所謂的「三個代表」也是一次失敗的理論創建。

社會學將社會系統分為三個層面，分別是經濟、政治和文化，它們分別對應著人的三種基本屬性，生理屬性、社會屬性和精神屬性。社會系統的三個層面就是人（社會主體）的三個基本屬性在社會關係中的展開。我們可以用一個圖來揭示其中的對應關係。如下圖：

中共的「三個代表」理論要求中共代表先進的生產力、先進的文化以及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以社會學有關社會系統的基本架構來衡量，我們可以看到，「先進的生產力」是物質文明的體現，表征社會系統的經濟和器物層面；「先進文化」是精神文明的體現，表征社會系統的文化和精神層面；而「最廣大人民」則表征社會系統的主體。「三個代表」的表述中缺少了社會系統的中間部分，即體現社會系統的政治和制度層面的制度文明（或者說政治文明）部分。也就是說，從社會系統的邏輯結構上來講，這個理論的完善表述應該是「四個代表」。筆者試著論述如下：（不以中共為例）

一個執政黨應該代表一個社會「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應該代表一個社會「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應該代表一個社會「先進政治制度」的變革要求；應該代表一個社會「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如果當初王滬寧能以筆者以上的這個邏輯範式為基礎，創建一個表征執政者與社會系統的基本關係的理論體系的話，也許可以首先做到邏輯上的完整，至少能彰顯一些理論研究的功底。但是，王滬寧的三個代表理論連這一點最基本的學術要求都沒有達到。如果王滬寧代表著中共御用文人的理論水平的話，那麼，以三個代表的理論創建過程觀之，則意味著從江澤民時代開始，中共內部在理論研究方面已經走向末路。

在胡錦濤時代，王滬寧又為中共提出了科學發展觀，這已經不再是一個理論，而只是一個這個時代人類的普遍共識之一。到了習近平時代，王滬寧提出的中國夢這個名詞，更是一個連共識都找不到的模糊概念，因為中國人民與中共之間水火不容，中共的夢想是在中國永遠統治下去，而中國人民的夢想則是擺脫中共，獲得民主和自由，並在文化上回歸自己的傳統。從殘缺的三個代表理論，到以人類共識的觀念充當理論，再到連共識都找不到的模糊的中國夢概念，王滬寧這個中共的三朝首席御用文人的理論水平急轉直下，到習近平時代已經到了山窮水盡，再無可用的窘境了。而此時，王滬寧的官位卻突然火箭式的扶搖直上，成為中共最頂層的幾位統治者之一。這或許從另一個角度凸顯出，中共的統治已經的確走入絕境。

──轉自《大紀元》

（責任編輯：王馨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