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和一位年過八旬的老地下黨員聊天。這位老地下黨員解放後在一所高校擔任政工幹部。老幹部講1958年「高產放衛星」時期，另一個高校一位農學專家到老幹部所在的學校做講座。講座專門講一年畝產6萬斤糧食的理論原理。老幹部聽了講座後，就說這是吹牛。他解放前在農村呆過，熟悉農業情況，一畝地一年無論怎樣也產不了6萬斤糧食。我問道：「你的這些話是聽了農學專家講座後在會場上公開講的嗎?」他說，哪裡有這個膽量？說了肯定要倒霉。那我說你是向誰說的？他說，是散會後，他對系裡關係比較好的幾個老師私下裡說的。我說共產黨不是提倡實事求是嗎？你是老黨員，怎麼不敢公開實事求是呢？他說那是什麼年代呀，一個人總得學會自我保護呀。

這位老幹部個人是聰明的。但是就是當時有了這麼多聰明的老幹部，老共產黨員，才導致了浮誇風、大躍進的盛行，以至於1959——1961年間全國餓死幾千萬農民的人間慘劇。這位老幹部雖然沒有被餓死，但是也蒙受了營養不良的苦難，他的妻子當時也得了浮腫病。

在當時說真話，不聰明的人又是什麼下場呢？「王佩英，死的時候是有著七個孩子的寡婦。王佩英曾在鐵道部門工作。當年大躍進、飢荒，造成60年代初大約3000萬人死亡，這震驚了她。在政治風暴開始後，她公開要求當時的中國最高領導人毛澤東承擔責任，並要求他引咎辭職。1970年1月27日，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她被處以死刑。」[1]這就是說真話的代價——生命的喪失。不說死亡3000萬人，在美國一個人都沒有死，只是因為損害民眾通信自由就被迫下臺的尼克松總統那就成了冤大頭了。王佩英作為一個公民，要求執政者對餓死3000萬人的嚴重公共事件承擔責任是正當的合理的要求。可是提這個要求的人卻被剝奪了寶貴的生命。造成如此嚴重後果的人卻沒有因此擔負任何責任，相反還在公開地掩蓋事件的真相和事件真實原因，對堅持真相的人用的卻是殺戮的辦法。由此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正直的正義的人真的是惡棍不共戴天的天敵。

可能有人會說，那個時代都過去了，現在再也不會發生那樣的慘劇了。我會問，你怎麼知道現在就一定不會發生那樣的慘劇呢？只要民眾手中的權利被代理人盜走，民眾的代理人反而成為了民眾的主人，民眾只能被動地聆聽代理人的發號施令，那麼以前的慘劇會不會發生，就取決於代理人的個人素質和政治修養。某一時期當某一個篡奪民眾權利的代理人剛好就是一個智力平庸、獨斷專橫、品行敗壞、凶狠殘暴的惡徒，誰能夠制止他的惡行？可以講，沒有任何和平的辦法可以制止他的惡行。在惡人當道，沒有相應的制度安排能夠制服惡人、淘汰惡人的情況下，說真話的人的代價那就是惡勢力對你的瘋狂報復和迫害。說真話的人死了，無聲了，消失了，留下的必然是惡勢力的同道之人和被惡勢力挾持為人質的可悲的正直人。

由此看來，民眾如果真的要讓自己生活的土地長治久安，可持續發展，子孫後代不再每隔一定的年代就會因為改朝換代而慘遭殺戮甚至滅門之災，那就必須剷除暴政的的土壤，要讓國民來做真正的主人，政黨、政府來做真正的僕人。只有這樣，對於邪惡的僕人，主人是不會要的。邪惡的僕人只有改邪歸正，才有可能重新贏得主人的信任，在眾多競爭者中重新獲得為主人服務的機會。也只有在這樣的環境中，說真話的人才能夠揚眉吐氣，整個社會的風氣才會正常，正直的人才不會壓抑、孤獨，邪惡的人才可能作惡多端必自斃或者改邪歸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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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陳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