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17年10月28日訊】【熱點互動】(1680)周小川警告「明斯基時刻」 中國經濟狼來了?
十九大期間,中共央行行長周小川非常罕見的警告過度債務和投機性投資的風險,警告中國快速增長的經濟可能面臨「明斯基時刻」。而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稱,要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這是否表明中國的經濟已經發生了嚴重問題?明斯基時刻發生會對人們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未來經濟將會是怎樣的走向?
主持人:觀眾朋友好,歡迎收看《熱點互動》熱線直播節目。十九大期間,中共央行行長周小川非常罕見地警告過度債務和投機性投資的風險,警告中國快速增長的經濟將面臨著「明斯基時刻」。
十九大的報告,習近平也提到這樣一句話,要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兩者中和起來分析,中國的經濟是不是已經出現了嚴重的問題,如果爆發金融性「明斯基時刻」,會對民眾產生什麼樣的影響,中國的經濟在十九大之後將是怎樣的走向?就這些相關話題,我們今天邀請兩位嘉賓一齊來分析、解讀。兩位都是通過Skype和我們連線,一位是旅美獨立經濟學者夏業良教授,另外一位是時事評論員趙培先生,二位好。
夏業良、趙培:你好,大家好。
主持人:觀眾朋友,節目開始,我們先來了解一下相關的背景情況。
10月19日,中共央行行長周小川,在十九大金融系統代表團開放日的記者會上,列數了要防止惡性通貨膨脹、資產泡沫以及金融機構大面積不健康等諸多風險後,發出警告:在繁榮的時期過於樂觀,造成的矛盾積累,到一定時候就會出現所謂「明斯基時刻」,這種瞬間的劇烈調整,是要重點防止的。
「明斯基時刻」是以美國已故經濟學家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命名的經濟術語,是指經濟體中隱藏的風險突然全面暴露,資產價格暴跌,導致大範圍違約。
近年來,國內外專家一直在警告中國過高的債務引發的金融危機,會導致中國經濟硬著陸。
今年8月和10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連續發出嚴厲警告,稱中國過度依賴信貸的經濟策略引發的巨額債務,已達到危險水平,可能引發金融風暴。
今年以來,中共當局一直把維護「金融安全」作為首要任務,稱其為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也還在強調「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10月20日,署名李平的作者在香港《蘋果日報》發表評論文章說,當局把金融安全提升到戰略性層次,不如說是要嚴防再次發生經濟政變。李平認為,習近平未來遭遇的最大風險,將是類似2015年的經濟政變。
有評論認為,中共證監會主席和央行行長,同一天發出驚人之語,是在暗示十九大之後,金融領域將會有更深層次的清洗。
主持人:觀眾朋友,您現在收看的是《熱點互動》節目,歡迎您在節目當中撥打我們的熱線電話參與討論。我們今天的話題是:周小川警告要防止「明斯基時刻」。中國經濟到底出現了什麼樣的問題?歡迎您在節目當中一起與我們互動,我們今天邀請的兩位嘉賓,一位是夏業良教授,一位是趙培先生。
節目的開始,我們先請教夏業良教授,請您向我們解釋一下「明斯基時刻」到底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會發生?
夏業良:我們知道在經濟繁榮的時候,資產價格高漲,大家因此過於樂觀,紛紛進行投資,投資規模很大、債務鏈很長就出現了現金流或講流動性的短缺,流動性短缺之後又不方便進行相互之間的交易,所以在某個環節就會出現比如當債務人催債,而沒有足夠的流動性來應付,如果情況影響到上、下游,相互之間都存在這樣的債務鏈,一旦債務鏈斷裂,大家都沒辦法支付債務,會出現金融系統的崩潰。這種情況比較典型的出現在比如2008年的金融次貸危機。
我們也知道,明斯基是白俄羅斯族後裔,他們家是白俄羅斯移民到美國的家庭,他從小在紐約上的中學,後來在柏克萊讀的是數學本科,然後在哈佛大學獲得了經濟學碩士和博士學位,曾經在布朗大學、柏克萊大學任教,1965年,在聖路易斯的華盛頓大學當教授,一直到1990年退休,1996年去世。他在世的時候並沒有看到美國的金融危機,他只知道1929年到1933年的危機。
從經濟派別理論的屬性上來講,他屬於後凱恩斯主義學者,特點是他們認為對金融系統要加以防範和制約,強調政府對金融系統要進行經常性干預。他們覺得美國1929年~1933年那一次金融危機,有很大的責任是屬於聯儲的責任。這是他們的意見。
到了1970年代初,大家知道美國曾經出現過當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後,一段時間裡邊,貨幣體系有些紊亂,但是後來又恢復正常。當時他就認為,如果金融系統不進行有力干預,就會造成金融系統的脆弱,會在有的時候出現「明斯基時刻」。他是一種警示,當時他並沒能夠準確預計什麼時候會到來;在他去世之後的12年,也就是2008年,這個事情就出現了。
現在回想起來,那時候大家對他的理論重視不夠,現在大家覺得這是非常有效的一種分析方法,也是預警,今後遇到相同狀況的時候,大家要提示、提高警惕。周小川也是在得到西方學者的一些警示之後,他現在正式提出來,但是也有人說他提出的時機有問題。因為他當了央行行長這麼多年,難道就沒有看出中國金融體系的問題嗎?他為什麼要到臨退休的時候才說這個話?真是非常有意思!
大家知道,中國的金融體系之所以風險很大、很脆弱,在於它不是開放的體系,到今年仍然是封閉的體系,外匯儲備也好,還是資本項目,到今天都沒有真正開放;人民幣的國際化一直沒有真正的時間表,自由兌換人民幣到底什麼時候能實現?這些基本條件到現在都沒有具備。
主持人:趙培先生,剛才夏業良教授提到,周小川面臨退休的時刻提出這樣一種警告,我們該怎麼來解讀?是危言聳聽還是居安思危,或者是中國的經濟確實是到了非常嚴重的境地?
趙培:其實可以說周小川等於是給自己這麼多年作了一個總結吧,從2008年開始一直到今天為止,特別是十九大之前大家也看得出來,央行的逆回購是1,900億人民幣。中共一直通過信貸方式刺激經濟、拉動經濟,從大規模的投資到地方政府大規模的土木工程,大家能看得到的,地方政府借錢、中共的央企借錢造成債務高漲,周小川看到這個問題了,而他也是一直這麼做的,特別是今年世界貨幣經濟組織也說了,中國經濟增長完全靠信貸增長,如果沒有信貸,經濟增長可能不是六點幾;是五點幾。
而且貨幣經濟組織給出了一個更加困難的展望,對中國人來說更加困難的展望,中共信貸在後面幾年不會停止,因為它要保證經濟增長。這就是貨幣經濟組織調高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原因,因為它預計中共未來幾年還會像前幾年一樣,不斷通過信貸刺激經濟,讓地方政府拿到錢去貸款。
剛才夏教授給大家解釋了「明斯基時刻」是什麼。其實對於我們這些普通人來講,我能認識到的這個「時刻」就是「資不抵債」,某一鏈條出了問題整個社會都出了問題。中共的資不抵債在地方政府和國企當中問題已經爆發了,為了處理問題,中共在2015年搞了一個「地方政府債務置換」,地方政府欠的錢還不上了,現在把債務換成低利息的長期債務,讓它還能借錢、還能繼續投資。規模有多大呢?2015年是3.1萬億的地方政府債務到期,2016年是2.8萬億,2017年是2.4萬億,2018年之後到期的有多少呢?6.2萬億。
注意,這只是表面上的數字;周小川在央視上還講了一個數字,是地方上的一種變相貸款。比如通過成立一家公司去融資、拿政府項目去抵押貸款,這些貸款更多,網上有估量、經濟學家估量,未必準確,中共的地方政府其實還有30萬億;除了明面上的十多萬億,還有30萬億。
在這種情況下,所謂「明斯基時刻」對中共來說已經是能看得到,但是它通過國企的債轉股也好,不斷向後延伸。
所以周小川其實是對自己幹了這麼多年央行行長的總結:唉!我們現在發信貸發多了,大家小心點。只不過是在這時候他要提出這個問題而已!
主持人:夏教授,剛才趙培提到中國的債務問題。中國的經濟現在究竟是一種什麼狀況,這些債務到底潛藏著多大的危機情況?請您向我們解釋一下。
夏業良:首先我們回顧一下,改革開放將近40年的時間裡面,真正市場化改革,從鄧小平南巡講話1992年開始到胡、溫執政,大約中間有10年左右時間,現在回過頭來看,這10年可以簡單地稱為黃金10年;並不是沒有缺陷,相對來說這10年的進步是最大的。因為中國進行了有限的市場經濟,雖然下了一個定語,但是那時候基本上還是朝著更加開放和自由的方向推進。
胡、溫執政之後,由於胡錦濤的思維是左的毛式思維,他越來越希望回歸到計劃、回歸到毛時代,所以從2005年就開始全面推行國進民退的政策,造成民營經濟的衰退和受到嚴重擠壓,民營經濟很多的企業家把資產不斷向海外轉移,因為他們有恐慌感,在國內的金融體系他們想從銀行貸款難度是非常大的。
我們知道國有企業占有大量的優勢資源、壟斷資源,而且銀行貸款不在話下,不斷擴張;民營企業要想從銀行獲得貸款,要有各種抵押,非常不公平,也很難獲得貸款,尤其是小額貸款。因此,國民經濟的主要資源都控制在國有企業,或者是跟官方有密切關係的民營企業之中,所以形成市場的不公平競爭,加上中國法治環境惡化,大家覺得經濟整體是沒有希望的。
現在我們看到中國實體經濟在衰退,GDP增長掉到百分之六點幾,雖然官方一再要求保住一定的增長率,今年據說還能達到7%。統計數字上沒有問題,想要7%它就造出7%,但是從增長質量上來講,明顯下滑,進出口貿易、外匯儲備急遽減少,資本大量外逃,最近這些年已經有幾萬億美元逃離到美國和其它很多國家。
剛才講到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我們從很多方面的研究和分析,都認為總規模已經接近50萬億,數字非常龐大。如果債務問題不能得到妥善解決,將來中國的表面繁榮是經不住折騰的,很容易垮下來。所以我們講,中國經濟到底什麼時候崩潰?這是一個命題。但是我已經講過,「崩潰」比較難下定義,到底怎麼樣才算是崩潰?如果要講毛澤東時代,在三年大饑饉的時候,或者是文革最糟糕的時候都不能叫經濟崩潰;朝鮮現在也沒有叫經濟崩潰。
那麼我們什麼時候叫經濟崩潰呢?如果我們把其它一些指標看得非常重要的話,比如說股市,股市跌到股民完全沒有信心,很長一段時間都在低水平徘徊,那就可以看作是股市的崩盤,股市崩盤已經在兩年前發生;中國的房市也可以說差不多是崩盤狀態,現在除了一線城市有少量的反彈以外,絕大多數的二三線城市就是不景氣,或者是一段時間的熱炒之後又跌回原點,合肥就是非常明顯的例證,前一段時間暴漲,後來又跌得很可憐。
看到中國經濟這樣的大起、大落,經濟政策朝令夕改,沒有一貫性、連續性,所以大家對中國經濟不看好,大量的外國投資者都要撤資,包括李嘉誠、包括很多在中國有長期投資經驗的人都把資本撤離。而中國企業家自己也想撤離,但是現在官方在阻止他們向海外轉移,像馬雲、王健林、李彥宏、曹德旺等很多人都在向海外轉移。但是現在不但資產難以再繼續轉移,包括他們有人包一架私人專機想飛到國外都可以臨時被叫停。可以說中國企業家並沒有真正的安全感,也沒有真正的人身自由和資產的自由。
主持人:剛才二位都提到中國的債務問題,剛才夏教授提到中國的債務有50萬億之多。趙培先生,我想請問您,我們知道各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債務,為什麼在中國就成了一個大問題呢?
趙培:其實國際上有一個標準,政府債務占GDP的多少就到達危險性。因為中共的統計數字是假的,如果按照地方政府10萬億的債務規模來算,中國還沒達到60%;只有55%。但是按照夏教授那樣算,如果50萬億,肯定是超過。這是很可怕的事情!
這裡還涉及到一個問題,除了地方政府債務還有什麼債務呢?還有中共國企的債務。剛才夏教授也講了,它很容易借到錢,可以肆意揮霍,這就是一個問題。是多少呢?國企的債務占中國GDP的115%。這個數字大家可能沒什麼概念,對比一下日本跟韓國的國企債務只占GDP的30%至50%的水準,就可以知道中共的國企其實也破產,那麼中共怎麼做呢?債轉股;國企欠的債還不上了,轉成股票,等於債權人擁有國企股票。
所以你看中國的新聞非常有意思,政府出來聲明:我沒有達到資不抵債,鐵路總公司欠你錢,可以扒鐵道還你啊,你看我總共是多少!其實它建的高鐵可能只有一、二條線是營利狀態,剩下的全虧本。叫商人去衡量一下都是負資產啊,我要它有什麼用?我每年還得倒虧本!
這些債務其實都是引發「明斯基時刻」的關鍵問題,中共還在不斷加大危機。十九大中共政府報告裡提出來的是「黨領導一切」,大家也看到了,中共要求外資企業、合資企業的董事會裡面必須有黨員,共產黨要在合資企業裡面幹什麼就幹什麼;黨領導一切。其實在混沌時刻,國進民退的情況可能是一種更可怕的局勢,它對社會的控制更嚴。
我們知道,中共的這本護照,它前幾天拍了電影去吹,其實是德國的技術,德國聯邦印刷公司帶著技術到上海成立的密特公司印的;它為了排擠外企,規定德國人不能在中國給中國人印護照,就把人家趕走了,強迫人家走。這種方式也是十分危險的,比如麥當勞、KFC現在全改成中資企業,其實麥當勞後面是中信,中信是類國企的一種狀態。在這種情況下,等於是中共把國企擴大,那麼債務也在擴大,你拿了這麼多資產,你中信真有錢買嗎?沒有,借貸。這樣的話整個社會的債務都起來了,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怎麼辦?所以國企債務也好、地方債務也好,都積累到了這個水平,所以是十分危險的。
剛才夏教授也講了經濟崩潰的標準。2008年股市崩盤了一次,2015年崩盤一次。其實我們說,經濟崩潰沒有什麼衡量標準,但是對於中共的債務崩盤卻是很容易衡量;已經崩盤了!現在採用一些非正常手段嚴控崩盤的發生,所以中共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鶴,2016年在《人民日報》上說,中國經濟斷崖式的L型區間會有很長時間,包括習近平這一次也說。中共信貸模式、讓貪官拚命地花,這種模式已經走到了最後的最後,不可能再維持多久了!
主持人:趙培先生,我還想追問一個問題,剛才您提到中共債轉股的問題,這是不是把債務危機轉嫁到民眾的身上呢?
趙培:對。是轉嫁到民眾的身上。因為它是銀行嘛,都跟銀行借貸,而銀行的錢都是百姓的儲蓄。現在問題來了,中共的銀行達到什麼地步呢?2016年開始,很多銀行就醞釀成立一些個壞帳銀行:我們還不起債,我們都湊一塊搞一個壞帳銀行,就讓這些帳爛掉,或者採用各種手段讓你看不到這些壞帳。那麼這個問題涉及到什麼呢?中共發現它沒錢;老百姓手裡有存款。咱中國人以前很自豪,我們以前儲蓄量在世界上達到一個什麼地步?周小川為什麼最後走之前說了一句「明斯基時刻」?
因為2017年中共的央行夥同地方政府、房地產開發商(注意,很多開發商都是國企)炒地皮,它一下子就把老百姓手裡的一點存款都給吸收過來了,那造成一種什麼情況呢?2010年,中國人的個人貸款才8.8萬億;2016年之後是多少呢?36.4萬億;中國百姓的淨存款是多少呢?居民淨存款僅剩26萬億。這種情況下大家看,我們中國人竟然借的款比我們現在手裡的錢還多,還能說我們是願意儲蓄的民族嗎?不是了。
因為通過房地產,中共等於是把發出來的錢輸進了蓄水池,讓你借債買房成為房奴,讓銀行的壞債可以減輕,因為你總是要還的嘛,國企可以拍拍屁股走,作為一個小老百姓你想破產嗎?你不想破產,那麼老老實實還貸。這個蓄水池在十九大之前和十九大之後,為了讓你不敢快賣房,現在中國各地、四十多個城市出台什麼政策呢?不是限購;是限賣,兩年之內不准賣房,甚至河北保定還政令性規定10年不讓你賣房。
當時炒房,中國人怕手裡的人民幣貶值,我可能100塊錢買不了一口蒜了到最後我怎麼辦?我趕快投資房地產,保值!現在好了,不讓你賣,然後把你錢都鎖在房地產上,這樣你就不能跑路、不能甩了人民幣去換美元、不可能賣了房子換取大量的人民幣,都壓在房子上了,同時二手房減少了。中共就讓你買它的房地產、國企的房地產開發商開發的新房,這樣,新房價格在那兒,地方政府賣地的錢也在那兒,等於又把開發商從銀行貸款建造、買地的錢又轉嫁到了老百姓身上。
現在中共變了方法地要把這麼多年發的貸款,從老百姓身上給賺回來,而且它要摀住不讓你賣錢,把這個錢套現,這時候,其實中共是一波一波剝削中國老百姓的開始,十九大之後,這種現象可能更加嚴格、更加嚴厲。
主持人:夏教授,我們知道一個國家經濟體系是否健康的衡量標準就是貨幣,剛才二位也都提到中國債務危機等各種現象,我們想知道中國人民幣匯率在今年過年之前,跌到了7塊錢,隨後一直在上漲,我們該怎麼看待人民幣匯率升降的問題,對百姓有什麼樣的影響?
夏業良:有很多人會認為本幣升值是好事,說明人民幣的購買力強了,但另一方面,對外貿易來講出口就會減少。因為相對於以前的價格來說,本幣升值之後,說明商品變得更貴了,所以中國方面過去是不願意主動升值,而願意主動貶值。長期以來,中國商品很少有自主知識產權和很強的國際競爭力,一般是以廉價定位擠占市場,經過將近40年的改革開放,到現在還是處於低層次狀態;人家買你的商品不是因為你的商品質量是最好的,或者是有特殊的品牌效應,而是因為便宜。
對於美國中產階級以下,尤其是低收入階層來講,能夠產生大量的消費者剩餘,但是這種情況不能夠長期維持下去。因為過去所謂「低勞動力成本」的優勢已經不復存在,比如說,跟東南亞一些更加落後的國家相比較、跟南美洲或者非洲的一些國家相比較,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在不斷上升,所以現在人民幣升值不見得是好事。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貶值幅度也很大,大家產生一種心理恐慌,資產就會向外轉移和逃離,中國官方也不願意看到。
中國官方經常希望把人民幣匯率維持在很窄小的範圍之內,有一點波動但是屬於可控範圍。如果超越了可控範圍怎麼辦?它就要借用外匯儲備進行強力干預,比如說,當美元堅挺就拋售美元,購進人民幣,提升人民幣的價值,反過來它也會這樣做。它可以通過外匯儲備進行干預,但是外匯儲備現在也在急遽減少,所以中共的老本、可以干預的資本也是非常有限,長期的趨勢它是沒辦法阻止的;只能做短期的調整。
另外,回到剛才趙培先生講到的一些問題。使我聯想起一些外資企業,應該說它們被中國剽竊技術或經營方式,進行海盜式的掠奪之後,又想把人家踢走,現在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麥當勞,它把人家的品牌都要改,把名稱要改成什麼「金拱門」,誰都知道「麥當勞」,現在非要指鹿為馬式的把它說成是「金拱門」,這個很搞笑的一件事情,那將來有一天是不是會把好萊塢的電影,把人家的一些品牌、世界著名的那些品牌全部都改成中國人自己的品牌?這是「黔驢技窮」的一種表現。
還有一種現象,最近中國的國有企業滲透民營企業,尤其是那些在國內做得非常突出的優質民營企業,都要被國有企業慢慢參股、滲透,加以占有。目的是什麼呢?我把它叫做一場新的所謂「公私合營」運動。大家還記得共產黨取得政權之後,在1955年、1956年,它就打資本家的主意,因為那時候資本家的資產還在資本家手中,當時共產黨做一些統戰工作,動員他們說,請你們主動把你們的工廠和資產資本獻出來,跟國有企業進行合作經營,叫「公私合營」。一開始是自願性的,但是後來就變成不管你自願還是不自願都是強行掠奪資產。最後也沒有給人家任何紅利回報,只給人家一點最基本的利息維持生活。現在的這種掠奪跟過去差不多。
主持人:非常感謝二位的精采分析和解讀。感謝觀眾朋友們的收看,觀眾朋友再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