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5年7月9日，中共開始密集抓捕、傳喚全國各地的維權律師及其助理。王宇、王全璋、李和平、謝燕益、周世鋒、謝陽、隋牧青、李春富等一批知名律師被捕，有的至今下落不明。謝燕益在被非法監禁553天後，獲釋回家。他在監獄中遭遇了怎樣生與死的考驗？謝燕益親自寫下近20萬字的《709紀事與和平民主100問》，大紀元網站有幸首發此書，將分兩大部分連載：其一為《709紀事》，其二為《和平民主100問》。

九、號裡面的生活，心持正念無往而不勝！

（接上文）我們所謂709的成員在裡面穿紅號坎，號裡面一般刑事犯都穿藍號坎，死刑犯或貪污犯特殊專案的比如812大爆炸涉案人員都穿黃號坎，病號們則穿綠號坎。紅號坎屬於級別最高的、管理最嚴的，我號坎的號碼是166號。我知道吳淦是161、幸清賢是169。我在C5監室，他們兩個大概一個在C6一個在C7，都離我很近。裡面有個比較嚴格的紀律，就是紅號坎之間絕對不能見面，提訊都是分開的。

在看守所裡為了控制我們，喝水、解手一舉一動都要報告，而且要始終有兩個同監嫌犯陪同站樁，監室裡的高清攝像頭隨時監視我們的一舉一動，如果未按規定動作進行，就要責罰監室的嫌犯。我每天要解手時，都要有一個值班的到門前的對講報告器跟前報告管教我要解手，管教表示同意後，他們就一前一後緊跟著我上廁所，我在看守所為了抵制伙食不夠標準，以及看守所向被羈押人銷售價高質次的商品，並且還有看不慣裡面的攀比之風，一直沒有用過一分錢消費，堅持吃白菜漂一年如一日。當然看守所一度也隔幾個月給我們派發一些食物和用品，一般送到號裡我都給號裡的弟兄們分一分，自己也象徵性地嚐一嚐。號裡他們要扔掉的發霉的花生米曾是我最美的享受。

我跟勞作和號長發過兩次火，我不發則已，一發則不可收拾。記得跟孫號長發火那一次是因為號裡門口的系統自動點名，這套觸屏系統是我們進去後新啟動的一套管理系統，需要輸入指紋每天定時點名。由於我按指紋點名一直沒有通過，我反覆試了10分鐘左右，屏幕上有個跳過的選擇項，此前幾天如果通不過，號長就命令幫我跳過，那一次我自己就跳過了，這就造成號長的暴跳如雷。

他可能一直誤判了我，拿我的善良和忍讓當作他傲慢專橫的資本並意圖進一步控制我。我很平靜地回到位置上就跟他較起真來，幾乎到了動手的程度。我不為所動，那一次我寸土不讓，我一點情面都沒給他留，當著全號的面發表演說，說什麼我最瞧不起那些恃強凌弱的人，遇到強者裝孫子，遇到弱者裝逼，我這個人沒別的本事，就有一點絕不缺鈣，我們這些紅號坎一個缺鈣的都沒有，你們拿那些官僚權貴管教當回事兒，我從來沒當回事，就是習近平來了我也不弔他云云。我還說我就喜歡跟強者幹，在弱者面前我就是孫子，我任人騎來任人打。我這個毫不退讓的氣勢最後讓號長知難而退了，他自己給自己找了個台階下。當然我在內心裡是同情他的，即便他再惡其實我也不想傷害他，他也是受害者，他愛慕虛榮，都快50歲了還跟別人逞強鬥狠比胳膊根粗，這本身是他的不幸，他本身也是個弱者，他的無知愚蠢以及他悲催的命運讓人同情。

還有一件事就是殺人犯孫某某將要面臨開庭時，在偵查階段公安機關將另一件重傷案件也栽到了他的頭上，他本就在生死之間，他才35歲，可以感覺到他強烈的求生慾望，我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跟他探討案情幫助他出主意，真是江湖凶險啊，到了要開庭時，他想寫一個悔罪書以表達他的態度，我想在做好辯護的基礎上搞一個悔罪致歉書還是能為他不死加一點分的，可是他在向號長請求紙筆時（因為號裡的所有公共資源都掌握在號長手裡，即便你取自己的東西也要向號長打招呼），結果號長沒給他，號長的理由是，你既然不認罪一直抗辯何必還寫悔罪書呢？這實在不可理喻，因此我下午找機會向號長委婉地表達了我的建議，為了顧及他的面子迂迴地談到了這個事，他當即拒絕了。可是到了晚上，他找了個藉口將紙和筆給了孫某某，幫孫某某爭取申訴權悔罪書事關生死。

在近一年的看守所生活中，我跟管教的關係還可以。我耐心磨練大半年時間，認為時機成熟了跟管教提出獄所改革的問題，利用他跟我談話做工作的機會，我根據他在看守所工作了十六七年這一點以及我對他本人的了解，我表示，我們這個社會正在發生巨變，在這個變革的過程中我們每個人都應當在各自的角色上有所作為，將來可以不負後人不負歷史，我說吳管你是一個很有責任感、有思想、十分正直善良的人，你已經積累了充分的工作經驗，這個時代需要有想法的人，你的領導上級也一定要選人才、用人才，你不如準備一份看守所的改革方案，一來根據你的工作實際，二來可以利用互聯網查些資料，這是無量的功德，無論採納與否，你一定會有所收穫，也無愧無悔。

我說看守所的工作無外乎涉及到這樣幾點：第一，風險控制；第二，管理成本；第三，人權保障和人性化。我說在不增加風險、不提高成本的情況下，如何做到人權保障和人性化，這是一件積功累德的事情。我具體提出了號內的管理可以採取管教推薦、號內選舉相結合的辦法產生號長。首先管教推薦是基於號長候選人必須具備管理經驗和熟悉監規監紀，能夠很好地貫徹看守所的管理工作，而經過選舉，由於有了競爭，就可以實現號內的一定的人性化管理人權保障，同時落選者也可以成為管教從另一個渠道了解號內真實情況的一個機制。否則的話號長一手遮天，一方面造成號內缺乏人性化和人權保障，而且信息渠道不暢，從長期來看為號內的管理埋下安全隱患，所以推薦與選舉相結合的方式不僅能夠真切貫徹看守所的各項政策，而且還能儘量人性化並避免積累風險，當然這也是在現有制度條件下施仁政。

最終管教並沒有採納我的意見。我回到號內將我與管教的溝通告訴一個跟我不錯的弟兄，他告誡我你是不是瘋了，這無異於挖號長的牆腳。我這個人在裡面與人為善又無慾無求，時間長了我感覺在監室裡簡直成了在野黨，號長顯然對我有所忌憚，礙於我的存在不至於對號裡的弱勢群體太過分，有時我明顯感覺到他採取一些手段時很在乎我的感受。我想我們這些紅號坎的存在對看守所來說也在某種程度上起到了一些監督制約的作用，或許由於我們的存在，看守所內的人權保障和人性化管理有所提高，我從管教和一些號裡人的口中得知，看守所也希望我們的案子早點結案，要麼下隊去監獄要麼出去，因為我們的存在著實給他們增加了不少壓力。我期望在不遠的將來，無論人權律師這個群體，還是隨著整個公民社會的成長，真正能夠對公權力產生某種制約作用，使我們的社會向文明邁進一步。

人被羈押時，鬍子、指甲都很少有機會處理，當時被抓的時候正值盛夏，感覺夏秋時節，鼻毛會很快充滿你的鼻孔，可是又無法清理，到了冬春時節就沒有了。在喪失自由的情況下，毛髮的生長，你對周圍溫度、通風的感知等都要比平時敏感一些，你從來沒有如此接近和了解作為一個生物的自己，同時你也從來沒有如此接近和了解作為精神層面的自己。監禁是一種跟自己對話的深入方式，寫作也是一種跟自己深入對話的方式，你從來沒有發現你可能是一個可以不斷開掘的金礦。

在被監禁中的人可能會有較切實的體會，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屈服於號長、管教、監獄管理者，因為在這樣一個封閉的環境下，看似監獄的管理者可以把被關押者玩弄在股掌之間，被監管者完全沒有反抗的可能。但其實這只是一種假象而已，實際上那些監管者他們也會受到各種因素的制約，對被監管者的不利意圖最終由於種種因素而無法實現。我只知道，我們自己什麼都決定不了，他們也什麼都決定不了。我還知道，有得就有失，有失必有得！沒有大苦大難何來大徹大悟，沒有大徹大悟何來大德大能，每一份努力都不會白費，每一場苦難都不會白受的。一切皆有定數，只要心存正念、運用智慧和堅忍、與人為善，終究會度過一場場磨難走出困境。 （未完待續）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