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7月20日訊】《往事微痕》收錄的《遲到半個世紀的懺悔》一文稱，自己當年被工作隊逼迫承認家中有「金磚」，爸爸因此被活活打死。爸爸的遺書中有寫給兒子的其中一段話：「你這不孝之子，如果人真有魂，我在陰間定要把你抓去，問你個究竟……」

作者在懺悔文中說，爸爸是抗戰時期的重慶「麵粉大王」鮮伯良的妹夫，當年是位有理想與追求的知識分子，時常出入當時民盟總部——被譽為「民主之家」的特園。1948年春，回到川北西充老家，分得約6畝土地的祖業，當起了農民。我當年不滿10歲，也輟學跟着爸爸媽媽下地種田。

在農村均貧富的那場運動中，工作隊內部經過爭論，確定「麵粉大王」的妹夫應該拿錢出來作「勝利果實」。

於是，一位積極分子羅中堯（我的同姓本家伯伯），在山坡上找著正在打柴的我，逼我、打我，要我在幾天以後工作隊同志問話時，一定要按他教的那樣說，否則連我爸爸他都要打，更會把我打個半死！

兩天後，羅中堯一行來到羅家大院裡。一位叫李寧的工作隊員親熱地將我的衣服扣好，問我為什麼沒有讀書？說今後要帶我到重慶去讀書。聽了這話我感動極了，眼裡湧起了淚花。」

緊接着她問：「小朋友，你家裡有金磚？……」——這正是羅中堯教我必須承認的，正想否定時，羅中堯那凶神惡煞的眼光，逼得我只好點點頭，接着我又慢慢地搖了搖頭。隨後，我便被帶到村裡與家人隔離。

就是我的點頭承認家裡有金磚，給父親帶來了殺身之禍。

在鬥爸爸的那天，羅中堯做賊心虛，擔心我翻供，就叫我和弟弟去趕場賣豬交罰款。待我們把豬賣完回家裡後，看見爸爸的雙臂後展，吊在陰暗後屋的橫樑上，長伸著舌頭，怒睜著那雙死不暝目的眼睛。

隔壁的彭大媽，聽到我們的哭聲，忙過來幫助放下爸爸的屍體。這時我們發現他被細麻線捆紮着的兩個大拇指，被吊得筋骨皮肉全無，鮮血淋瀝，全身也被打得血肉模糊，慘不忍睹……

彭大媽確信參加鬥爭會的人已散盡，忙把我叫到她的裡屋去，低聲地講敘了打死我爸爸的過程。

在毒打我爸爸時，有人主張吊「鴨兒浮水」：把爸爸的雙臂向身後反背着，用納鞋底的麻線，緊緊地套牢兩根大拇指，再把篾繩對接在麻線上……在捆紮麻線時，爸爸知道厲害，苦苦哀求。

但是，這幫打手大吼道：「給我吊起狠狠的打！」……直到其中有個人說：人都死逑了，還打個屁！他們看見我爸爸確實死了，立即跑出了後屋。

彭大媽家與我家後屋同牆相隔，她從牆縫窺視了吊打我爸爸的全過程，眼睜睜看到我爸爸被吊打致死。等我們回來才敢過來幫助。他兒子還嚴肅地對我說：「你要對人家說，是他自已上弔死的。你聽哥子的話沒錯。」

文章透露，1959年羅中堯被餓死前，躺在床上斷斷續續地喊著「中樞，我對不起你，你不要抓我，……」喊了兩天才斷氣。羅中樞是我爸爸的名字。

爸爸走後沒有幾天，重病的媽媽也跟着去了，留下我們兄妹四人成了孤兒。

那時我12歲，是家中的老大，村裡的當權者說我是「家長」，又把爸爸的「帽子」給我戴上。要求我同那些「地主分子」一樣，每三天或五天要向村武裝隊長作一次思想匯報，趕場時秤鹽打油，出村去走親串戚，都要請假，不按時消假條要挨批鬥、挨打罵。

種田和除野草我不會，生產隊長說我懶，痛打我好幾場。有一次我被打傷了腿，貧農陳婆婆偷偷地送給我膏藥，我幼小的滿是傷痕的心，感受到些許的溫暖。

1953年春，我舅父鮮伯良知道我們的處境，送我們到西充縣城讀書。讀初中時，我填寫入團志願書，把填寫文稿交給我在西充速成師範當校長的堂兄羅孔昭看，他要我在爸爸「自殺」字前添上「畏罪」二字，還要我違心地添一段狠批爸爸的話語。

從此，在我那幾十年填寫數不清的覆歷表裡，都寫着爸爸是畏罪自殺，是我不共戴天的敵人，而裝進了我的檔案裡。

五十多年以後，我己年近古稀，子孫滿堂。可爸爸的死、和他得知我向工作組的人說「家有金磚」後所寫下的遺書，卻讓我心裏時時內疚，每當想起父親的死，我的心都會抽縮的痛。

文章最後說，可我相信，如果他老人家的在天之靈閱讀了兒子寫給他的這篇《遲到半個世紀的懺悔》，一定會原諒我的。在那個特殊的年代，講真話可能付出的是生命的代價！

《往事微痕》原本是鐵流等一眾右派老人2007年創辦的半月刊，後改為叢書，主要收錄全國倖存右派老人的來稿，記述當年的右派悲慘遭遇。儘管《往事微痕》只在右派老人中內部傳閱，並未公開出版，仍然一度遭到官方打壓和收繳。

（雲濤整理/責任編輯：凱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