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腐敗在當今中國已到無以復加的地步。任何一個心智健全的人，只要閉上眼睛想一下，就可以想到許多例子。諸如真理、事實、謠言、道德、民主、法治、自由、人權、憲法、選舉、國家利益、愛國主義、改革、宏觀調控、現代企業制度、董事會……這些詞彙在一定程度都被腐敗了，甚至腐敗這個詞本身也已經腐敗了。
腐敗一詞，是當今中國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彙之一。百度搜索，有關腐敗的新聞就有近百萬條。腐敗的種類五花八門，政治腐敗、官員腐敗、公司腐敗、司法腐敗、學術腐敗、教育腐敗，甚至足球腐敗……舉不勝舉。但有一類更為普遍、其危害性也更為嚴重的腐敗，卻並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這就是語言腐敗。
所謂語言腐敗，是指人們出於經濟的、政治的、意識形態的目的，隨意改變詞彙的含義，甚至賦予它們與原來的意思完全不同的含義，忽悠民眾，操縱人心。語言腐敗的典型形式是冠惡行以美名，或冠善行以惡名。
幾年前轟轟烈烈的重慶「打黑」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黑社會」本來指的是有組織的犯罪活動，無論任何社會，打擊此類犯罪活動都是正當的，很少人會反對。但我們現在知道，在重慶的所謂「打黑」運動中，「黑社會」可以扣在任何當權者不喜歡的人和企業頭上，所以「打黑」變成了「黑打」，變成了侵犯人權和私有財產的政治行為。
事實上，極左的東西之所以能流行，有市場，有人追隨，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其中一些人士善於語言腐敗。
在這方面，「四人幫」可以說達到登峰造極。他們把摧殘人性、毀滅文化的行動，說成是「文化大革命」；把政敵說成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整人說成是「整風」；把不經正當法律程式就剝奪人的自由的監禁稱為「勞動教養」；把任何反對他們的人說成是「反革命分子」；把1976年清明節悼念周恩來、發泄對他們不滿的民主運動說成是「反革命暴亂」；把含冤而死的人，說成是「自絕於人民」；把閉關鎖國說成是「獨立自主」，把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和文化說成是「崇洋媚外」；如此等等，不勝枚舉。
在「四人幫」的詞典裡，所謂「國家利益」，實際上指的是他們自己的私利；所謂「愛國主義」，指的是對他們小團體的愚忠；所謂「人民」，指的是追隨他們的一小族人；所謂「反動勢力」，指的是任何對他們不滿的人。正因為他們善於語言腐敗，他們的倒行逆施才能持續十年之久，而他們的政治語言仍然在影響我們的生活，以致在他們垮臺30多年後，他們的陰魂還可以在「唱紅打黑」的旗號下復活。
語言腐敗這個詞並非我的杜撰，它最初是在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於1946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來的，現在已成為政治哲學理論中的經典術語。語言腐敗的現象自古有之，但應該說，只是在20世紀之後，特別是希特勒和斯大林之後，才變成社會公害。
奧威爾本人的作品《一九八四》為我們提供了許多經典的例子：專門製造假新聞的部門被冠名為「真理部」；監督、逮捕和迫害異己人士的秘密警察被冠名為「友愛部」；發動戰爭的部門被冠名為「和平部」……真理就是謬誤；和平就是戰爭；無知就是力量。
這當然是小說裡的事情，但與現實相距也並不遠。北朝鮮的國名是「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前東德的國名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埃及前總統穆巴拉克領導的執政黨叫「民族民主黨」，突尼西亞前總統本‧阿里的執政黨叫「憲政民主聯盟」。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喬治‧奧威爾《一九八四》中「大洋國」的社會結構圖示
語言腐敗在當今中國已到無以復加的地步。任何一個心智健全的人，只要閉上眼睛想一下，就可以想到許多例子。諸如真理、事實、謠言、道德、民主、法治、自由、人權、憲法、選舉、國家利益、愛國主義、改革、宏觀調控、現代企業制度、董事會……這些詞彙在一定程度都被腐敗了，甚至腐敗這個詞本身也已經腐敗了。
當某個官員說他是人民的「公僕」時，他實際上可能是說，權力在他手裡，你得聽他的。以「改革」為例，它的本意是廢除計畫經濟體制、建立市場經濟的措施，改革意味著政府要放鬆對經濟的控制，給百姓更多的從事經濟活動的自由。但最近幾年，一些政府部門卻把加強政府對經濟的控制、限制商業自由的反改革政策稱為「改革」，甚至是「進一步深化改革的措施」。
宏觀調整本來指的是總量上的放鬆或抽緊，而我們現在所謂的「宏觀調控」經常指的是對經濟活動的微觀干預，包括准入限制和價格管制。國有控股公司宣稱已經建立了「現代企業制度」，而事實上他們的董事會連選擇副總經理的權利都沒有，何談現代企業制度？
語言腐敗有什麼嚴重後果？至少有三個：
首先，語言腐敗嚴重破壞了語言的交流功能，導致人類智力的退化。人類創造語言，是為了交流，人類的所有進步都建立在語言的這一功能上。為了交流，語言詞彙必須有普遍認可的特定含義，語言腐敗意味著同一詞彙在不同人的心目中有不同的含義，語言變成了文字遊戲，使得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變得困難。
語言腐敗使得我們越來越缺乏理性和邏輯思考能力，我們的大腦在萎縮，我們的文章越來越變成口號的堆砌，我們越來越習慣於以權壓人或簡單順從，而不是以理服人和平等討論。比如同一個檔中，以X為主導，以Y為主體，以Z為基礎，但誰也說不清楚它們之間是什麼關係。
我們的文章越來越長，但包含的信息量越來越少。一個工作報告動輒一兩萬字，還要有人再寫出數十萬的輔導材料，仍然讓人不知所云。這是人類智力和物質資源的雙重浪費。全國有數十萬高智商的人全職做文字遊戲，還有數百萬人兼職做文字遊戲，生產出不計其數的文字垃圾，不僅污染了人類的心靈，也浪費了寶貴的物質資源，污染了我們的生活環境。
第二，語言腐敗導致道德墮落。人類道德的底線是誠實，語言腐敗本質上是不誠實。就人類本性而言，說假話比幹壞事在道德上更具挑戰性。法院判決書經常有「罪犯對所犯罪行供認不諱」這樣的話，說明即使一個人敢於做壞事，我們還相信他在事實面前不敢說假話。西方法庭上證人出庭作證，如果對方律師能證明證人是經常說謊的人，他的證詞就不會被採納。以此標準，我們的社會很難找到合格的證人。
美國獨立戰爭期間的思想家湯瑪斯‧潘恩在《理性時代》一書中講道：
為了人類的幸福，一個人在思想上必須對自己保持忠誠，所謂不忠誠不在於相信或不相信，而在於口稱相信自己實在不相信的東西。
思想上的謊言在社會裏所產生的道德上的損害，是無法計算的，如果我可以這樣說的話。當一個人已經腐化而侮辱了他的思想的純潔，從而宣揚他自己所不相信的東西，他已經準備犯其他任何的罪行。他做宣教師是為了自己的利益；並且為了獲得做這個職業的資格起見，他必須從撒大謊開始。試問我們能否設想還有什麼事情比這一個對於道德的破壞更大呢？
一句話，要讓一個說假話臉不紅的人幹壞事時反倒臉紅，實在是太難了，即使不是不可能的。由此來看，我們的官員腐敗如此嚴重，我們的假冒偽劣產品如此之多，我們的社會道德如此墮落，就一點也不奇怪了。成天假話連篇的官員，在接受賄賂和以權謀私方面是不可能有道德約束的。
現在的腐敗官員被抓起來後，可能會感到後悔，感到運氣不好，但在法庭上你很少看到他們有羞恥感。當某些政府官員中語言和行為雙重腐敗氾濫時，生產假冒偽劣的商人也會很難覺得自己做了虧心事。要讓在謊言中接受教育和生活的人有社會公德，實在是難上加難。
潛規則已成為當今社會腐敗的重要形式，官員干任何事都得拿回扣已是公開的秘密。而潛規則在我們社會之所以如此盛行，一個重要原因是語言腐敗。語言腐敗使明規則形同廢紙。
第三，語言腐敗導致社會走向的高度不確定和不可預測性。語言的一個重要功能是傳遞社會運行狀態的信號，在語言嚴重腐敗的情況下，信號就會嚴重失真，結果是，當一個社會事實上危機四伏的時候，我們還以為天下太平，對大難臨頭茫然不知，任何突發事件都可能導致整個體制的突然坍塌。20多年前蘇聯體制的解體和最近發生的中東巨變，就是非常典型的事例。
中國未來的改革和發展，以及社會穩定，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我們能在多大程度上解決語言腐敗問題。兩千多年前孔子講：「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反語言腐敗就是要正名，恢復語言詞彙本來的含義。
比如既然稱為「人民代表」，應該真正由人民選舉產生，選舉必須公開透明，必須是競爭性的，必須真正反映選民的意志，而不是被有關部門操縱。如果確實做不到這一點，就應該使用新的詞彙，如用「政府官員席位」、「名人席位」、「社團席位」等等取代「人民代表」。
縱觀歷史，橫看中外，語言腐敗的程度與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有密切關係。我相信，如果我們能真正執行憲法第三十五條，實行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至少可以消除50%的語言腐敗，而這50%是危害最大的，剩下的50%就其危害性而言無足輕重。如果我們能消除這50%的危害最大的語言腐敗，就有希望消除80%的官員腐敗，我們的政府就會廉潔起來，我們的道德風尚就可以大大改善。
該是向語言腐敗開戰的時候了！
──轉自《阿波羅網》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