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年過去了，當年大屠殺的血跡對親歷者來說，還是歷歷在目。東歐和蘇聯的暴政結束了，為什麼我們中國還深陷在暴政的壓迫之下呢？對很多人來說，這不合邏輯。但是不合邏輯的表面現象之下，必然有它深層的邏輯，有待於我們去瞭解和思考。

從紀念胡耀邦的大遊行開始，全國各地的遊行示威就如火如荼地展開了。不但學生，工人和市民逐漸成為了主流，甚至包括除了中共中央委員會之外的中共各級機關的群眾。真是人心思變，全民同心。這樣大的民眾壓力，就是靠槍桿子立國的北洋軍閥也頂不住，不得不向人民妥協讓步；甚至像突尼西亞獨裁政權和蘇聯東歐共產黨那樣垮臺。為什麼中國沒有呢？這需要我們稍微回顧一下當時的場景。

被學生和群眾奉為導師和領袖的一些高級知識份子，有不在場的證明。有些人在家裡說：我只負責發動群眾；甚至說我的責任就是提供思想，不對政治運動負責。有些人乾脆到外地去旅遊。這可能是後來警察們動不動就要讓異議人士喝茶旅遊的先例。

大家看到的只是現場的娃娃們如何沒經驗，甚至有些不著調。怎麼會把污染毛澤東畫像的三君子扭送給了警察呢？這不是敵我不分嗎？這說明居於運動領導者地位的，確實是些沒經驗沒頭腦的娃娃。簡單的說，就是沒有領袖或者沒有像樣的領袖。

沒有領袖或者沒有像樣的、有經驗有頭腦的領袖，這是人民群眾的運動雖然聲勢浩大卻必然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一場認真的政治運動就像一艘在大海中航行的船一樣，必須有一個船長。最好是有經驗有頭腦的船長，才能帶領大家到達目的地。沒有船長或者有兩個以上的船長，翻船的概率就會成倍的升高。就像農村的諺語說的那樣；木匠多了蓋歪房。

從歷史上看。凡是成功推翻政權或者改朝換代的革命，都是從兩個方面甚至三個方面受力，才能夠成功。一方面是多年積累的社會矛盾，民眾的造反情緒逐漸高漲，超過了秩序能夠承受的上限。也就是古人常說的民氣可用。第二個方面就是統治階級內部分裂，矛盾尖銳到了難以調和的地步。有時候還有第三個方面，就是有外力介入，例如1644年居住在東北的滿清入關，最後結束了明朝官民雙方的統治。

八九年的時候，第一個方面社會矛盾積累得還不夠強大，民眾的反抗目標也不夠明確。要民主要自由不要專政的口號偶爾可見，佔絕對主流的口號是支持共產黨反對官倒；要清官不要貪官等等改良思想的目標。廣場上的學生不知道受誰的蠱惑，以為反官倒一旦成功，就可以名垂青史甚至入主中南海了。甚至打倒專制的口號會被糾察隊迅速清除出場，以保持所謂學生們的純潔性。這些都證明民眾還比較軟弱，反抗意識不高，或者說覺悟不夠。即使有人煽動，也達不到蘇聯東歐的水平，失敗也就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

第二個方面上層矛盾尖銳，已經達到了足夠的水平。正如鮑彤先生當年向趙紫陽指出的那樣：這已經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了，不應該手軟。但是以趙紫陽為首的所謂改革派卻放棄了責任，不願意為一場推翻共產黨的革命承擔責任；不願意象蘇聯東歐那樣推翻一黨專政，寧可讓無辜的學生和市民流血犧牲。這是運動失敗的偶然原因，但卻是關鍵的原因。

第三個方面雖然不是必須的；但也是重要的。歷史上的革命不是每一次都有外力的干涉，但有時候外力的干涉卻是勝利的關鍵因素。例如美國獨立戰爭，如果沒有法國軍隊的幫助，一幫衣衫不整沒有多少訓練的民兵，不可能戰勝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英國正規軍。

但在八九年的北京，只能感受到來自全世界民眾的聲援，卻感受不到來自民主國家陣營的壓力和聲援。這和蘇聯東歐所遭遇的情況大不相同。甚至老布希為總統的美國還臨時撤換支持民運的大使，並且聲明不會干涉中國的內政。這些錯誤的信號恰恰成為鄧小平集團下決心屠殺人民的關鍵因素，也是決定性的因素。

有些比較極端的評論認為：願意幫助蘇聯東歐的革命而不願意幫助中國的革命，是白種人種族主義的因素在起作用。我認為這不太公平，也沒有點到問題的真正原因。美國從八十年代末就無視中國的民主運動，和美國大企業在中國的利益有關。

中共一直在宣傳打倒共產黨中國就會陷入軍閥混戰，多少年都恢復不了秩序。這是國內外生意人們最不喜歡看見的局面。在專制政權的保護下賺取超額的利潤，這會讓生意人們喜出望外，忘記良心。這幫黑白黃種的商人們不是為了種族主義的理想，而是為了賺不夠的髒錢而放棄了良心。這也是歷史的必然而不是什麼奇怪的事情，可惜沒有領袖告訴學生和老百姓如何避免或者繞過這個必然性。

現在，經過了二十八年歲月的積澱，可以說時代不同了，各種條件比當年更加充分了。最大的不同，就是經過共產黨的血腥屠殺，人民迅速擦亮了眼睛，看透了共產黨的本質。將會步履堅定，目標明確的走向民主法制。可以說，革命的條件比當年更加成熟了。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李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