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勝利後，蘇聯布爾什維克在各大城市裡建立了社會主義政權，並實施「共產共妻」制度。到了20世紀90年代初，輝煌一時的前蘇聯瞬間解體，大量蘇聯布爾什維克的領袖們的私生活秘密以及革命歷史上確實存在的共妻現象相繼曝光。據十月革命史料顯示，在當時，15至25歲的婦女必須接受「性公有化」，革命者可行使此權利，即可向革命機關申請許可證。布爾什維克憑證可以「公有化」10個姑娘。

如今的中共社會，人們對婚外情異常地寬容，對「一夜情」毫不避諱，甚至「一個情人沒有是廢物，兩個、三個情人是人物」、「一等人外面有個家，二等人身邊有枝花，三等人用時臨時抓」、「只愛一個有點傻，愛上兩個最起碼，三個、四個剛合適，十個八個才瀟灑」成為時尚。而「官員沒『小蜜』，生活不甜蜜；『二奶』沒仨倆，生活不瀟灑」，「泡妞」成為的商場、官場「攻關」的常用手段，「小蜜」則成為當今「上流社會」一種「有身份、有氣派」的標誌。在時下包養情婦的貪官中，誰擁有的情婦多，便說明誰的能耐足，有「成就感」。

于是，一些貪官們不僅比住樓、比汽車、比排場、比氣派，也比誰的情人的靚，誰的情人漂亮、誰的情人更年輕，「小蜜」居然成為當今一種「有身份、有氣派」的標誌;更有甚者，有的領導到基層視察工作也要帶著三陪女，以示「風光」。更為令人氣憤的是，2000年8月7日，安徽東至縣財政局預算外資金管理局局長江某去合肥出差，晚上嫖妓因與妓女在價格上發生「衝突」喪命於賓館之中，不僅沒有受到批評譴責，反而竟享受「因公出差，以身殉職」的待遇，貼訃告，縣領導還出席了為他舉行的骨灰安葬儀式，財政局的領導還聲稱，江某「無論在做人上還是工作上都是楷模，是一個人民的好幹部、好公僕」。

在西方國家，無論美國、英國還是法國，權色交易總是被人唾棄的。因權色而倒臺、自己引咎辭職的官員比比皆是。因此，將中共「十貪九色」歸咎於「性解放」思潮的潛移默化，顯然是個藉口。在中國，「性解放」受限制卻是限制私權的自由，對公權的權色交易卻放任。西方國家，公權力的掌握者，包括其私生活，時刻受民眾和輿論監督，連美國總統在女秘書的生殖器上用古巴小雪茄比劃一下，都成為公眾抨擊的對像;但在中國，即使縣長用自己的中共大雪茄在女秘書的生殖器裡出入自如，都被當成「國家機密」予以保護。從祁培文中共「十貪九色」的結論中，人們知道，中共的官員也處在中共「十官九色」的現實中。被挖出的貪官「十貪九色」，由此不難想像中共官員「十官九色」，不過沒有被挖出來，而成為被保護的「國家機密」。

將中共「十貪九色」歸咎於「性解放」思潮的潛移默化顯然不正確，但將之稱為「蘇聯共產主義的變種」，則可能恰如其分。因為，筆者日前在網路上看到一個資料，該資料被蘇聯作為「國家機密」保護了幾十年，直到蘇聯覆亡後，才被「解密」。

據資料介紹，1917年11月7日，波羅的海艦隊的「阿芙樂爾」號巡洋艦炮擊冬宮的一聲炮響，迎來了十月革命的勝利曙光，也迎來了蘇聯布爾什維克的男人們「共產共妻」的黃金時代。十月革命勝利後，蘇聯布爾什維克在各大城市裡建立了社會主義政權，並實施「共產共妻」制度。到了20世紀90年代初，輝煌一時的前蘇聯瞬間解體，大量蘇聯布爾什維克的領袖們的私生活秘密以及革命歷史上確實存在的共妻現象相繼曝光。據十月革命史料顯示，在當時，15至25歲的婦女必須接受「性公有化」，革命者可行使此權利，即可向革命機關申請許可證。布爾什維克憑證可以「公有化」10個姑娘。

俄羅斯《祖國》雜誌曾對俄共初期的共妻現象曾有全面揭露：在布爾什維克控制的地區，有「公有化」資產階級婦女的行為。當地布爾什維克組織在蘇維埃消息報公布命令並在大街上張貼：「16至25歲的婦女必須接受公有化。革命者如果需要行使這個命令給予的權利，可向相應的革命機關說明。」深入研究布爾什維克革命史的史學家指出：在共產理論中，不僅財產公有，而且寫明了家庭必將消亡、一夫一妻制是私有制的產物。共產制度，就是要消滅建筑在私有制上的婚姻和家庭。因此布爾什維克革命不僅僅限於搶掠財產和屠殺，這個革命還要全面破壞人類道德價值的所有準則，俄國十月革命時期踐踏性道德的行為比比皆是，兩性關係的基本規範蕩然無存。社會性關係的混亂是布爾什維克造成的。

布爾什維克革命成功後，伴隨著財產公有化的，還有性資源「公有化」。革命者的性的全面解放具有兩方面：一方面是革命者倡導並且實踐性革命;另一方面是非革命者的性資源被強行「公有化」，即被強姦。1990年第10期的俄國《祖國》雜誌，曾對俄共初期的共妻現象曾有全面揭露。該雜誌指出，在布爾什維克控制的地區，有「公有化」資產階級婦女的行為，到處都有集體參與的強姦事件。布爾什維克性道德的淪喪源於黨的這個思想。

1902年，女革命家克朗黛在她發表的《家庭與共產主義國家》中寫道：「出於工人階級利益要求的性道德，是工人階級社會鬥爭的工具，並為這個鬥爭服務。」社會主義的思想家們，只倡導和完全滿足革命階級的性需求，把戀愛當作小資產階級的浪漫玩意兒，為無產階級所排斥。1918年3月，葉卡捷琳娜堡公有化婦女的行為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當時布爾什維克組織在蘇維埃消息報公布一個命令，該命令也在大街上張貼：「16至25歲的婦女必須接受公有化。革命者如果需要行使這個命令給予的權利，可向相應的革命機關說明。」該城市布爾什維克組織給「公有化」女人的尋求者(即要求強姦婦女的革命者)簽署許可證，以下是這類許可證之一的內容：

「持有這分文件的卡馬謝夫同志，有權在葉卡捷林琳娜堡公有化十個十六至二十歲的姑娘。卡馬謝夫同志可任意挑選看中的姑娘，被選中者不得違抗。

北高加索蘇維埃共和國革命軍總司令部(加蓋公章)

許可證簽署人：總司令伊華謝夫。」

按照黨組織的決定，紅軍士兵「公有化」了60多個姑娘，她們全都年輕漂亮，大多數是資產階級出身和在學女生。在城市公園的一次圍獵行動中，好多姑娘被抓走，有25個被送往司令部供首長們「革命」，另有一些被送往布爾什維克佔據的旅店，悉數被強姦，無一倖免。一個五年級小學的女生連續12個晝夜被紅軍輪姦，然後被綁在樹上，用火折磨她。她最終被槍殺。

有許多資料表明，當時蘇聯中學生賣淫現象嚴重，世界著名社會學家沙樂金研究了這個問題。他寫道：共青團在少年的賣淫事業中起了極大的作用，在俱樂部招牌下，每一個學校都設立了賣淫場所。少女參與色情商業交易，介入了有權勢革命者的私生活。沙樂金強調說：我認識的一位大夫告訴我他的見聞。一個男生讓這位大夫看病，把三百盧布放在桌上作為看病費用。大夫問哪來的錢，男生很平靜地回答：每個男生都有自己的女孩，每個女孩又都另有情人，這樣的情人都是「委員」，這是當時人們對布爾什維克革命者的稱呼。聖彼得堡一個「分配中心」，體檢後出現一個數據：86.7%的女孩已不是處女，她們都小於16歲。——由此，筆者想起日前中共法官們新發明的「嫖宿幼女」罪(中共法律對幼女的界定是未滿14歲的女性，而法律規定凡與幼女發生性關係者皆為強姦罪)。而中共法官之所以要在法無明文的情況下發明「嫖宿幼女」罪，無非這些「嫖宿幼女」男人都是官員，類似蘇聯的「委員」。蘇聯委員可以「嫖宿」16歲以下的女孩，中共官員當然可以「嫖宿」14歲以下幼女。在蘇聯委員的「革命」中，當時小於16歲的86.7%的女孩都已不是處女;那麼在中共官員的「發展」中，要讓「嫖宿」14歲以下幼女，當然也不是很出奇的事情。當年蘇聯的「委員」可以用革命的名義強姦婦女，那麼如今的中共官員用「建設中共特色社會主義」的名義大搞「十官九色」，情婦一大堆，並且「依法」「嫖宿幼女」，只是蘇聯布爾什維克的男人們的革命行為在中共的傳承而已。當年蘇聯布爾什維克的男人們「共產共妻」，還要主管發放「性公有化」通行證;但如今的中共官員，卻省略了這個麻煩，因為國家已經「共產」了，國家財富由官員隨意開支揮霍，不受民眾監督，用公有稅收買「性公有化」，方便而且堂皇。而不受民眾和輿論監督的權力，就是中共「性公有化」萬能通行證。

其實，在蘇聯歷史上，性革命的典型表現是布爾什維克領袖們的私生活，如托洛茨基、布哈林、安東諾夫、克朗黛。他們的私生活，像狗的交配一樣隨便。中、低層的革命者，在這方面也不甘落在他們領袖的後頭，曾有歷史學家這樣評說，普通革命者也有好多個情人，革命者隨意強姦沒有護衛力量的婦女。對照中共的現實是，95%的貪官都有情人。而那些沒有倒臺的官員呢?他們的「性公有化」卻成為「國家機密」。現在，中共官員用不著「性公有化」通行證，因為用「共產」，什麼樣的女人都能買到，只是礙於法律，才對「幼女」還有一丁點兒顧及，「性」了，算「嫖宿」;「性」了幼女以上年紀的女人，就是排場和身份。

值得一提的是，當今的俄國私生活準則，也不是很清楚。漂亮女郎常抱怨難有好工作，存在著好職業和上床相聯繫的問題。于是，有的漂亮姑娘寧願選擇地下色情業，同樣上床，收入可不一樣。權力可以和性的佔有權劃等號，也是「娼盛」的原因之一。

中共現在也非常「娼盛」。可是，中共卻在裝摸做樣地掃黃。其實，掃黃只是針對普通百姓；那些用權力包享娼妓(他們的情婦其實就是娼妓，不過這類娼妓的買主比較固定而已)的官員，又何曾真正被掃?!當然，空頭文件與規定，還是有不少。

事實證明，中共「十貪九色」，就是蘇聯共產主義的變種。

──轉自《作者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李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