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6月12日訊】中共延安時期的婚戀問題，幾乎都是標本式的「政治婚姻」，由中共批准「奉令成婚」，但政治第一的婚戀，隨著一場場政治運動顛簸跌宕而走向崩裂。一位離休女官員曾向南京電臺傾吐自己的辛酸情史：被中共黨組織強配給老紅軍，因感情不合曾被打斷腿。

《同舟共進》2012年第6期寫道，南京電臺「今夜不設防」欄目，曾收到一封如泣如訴的長信，一位離休女官員傾吐自己44年的辛酸情史：她出身文化家庭，少女時代有一位才貌雙全的戀人——留日清華生。

參加中共革命後，她向中共相關組織坦白有一位出身不太好的男友。遭中共組織嚴肅告知：「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是不能調和的！」她大哭一場後，只好與戀人分手。

不久，文工團的上級領導、某部長為她做媒，介紹了一位參加長征的正團級官員，大她14歲，不但有一孩，而且已經離過兩次婚。她不同意要求轉業複員，中共黨組織一次次找她談話，要她服從安排。她只得成為老紅軍的第三任妻子。

這位老紅軍農民出身，她忍受不了他的暴躁性格——動輒「老子槍斃你！」一次將她從樓上打到樓下，左腿骨折。

第二年就要求離婚，組織科長批評她：「他對革命有貢獻，對待革命功臣應該熱愛。你的小資世界觀沒有改造好。不準離婚！你和他離了婚，他怎麼辦？誰跟他呢？」

因為長期憂鬱，她患了嚴重的神經官能症，多次提出離婚並向丈夫下跪，丈夫就是不同意。

1960年，她鼓起勇氣向法院遞交離婚訴狀，法院轉給單位，領導找她談話：「不準離婚！要好好照顧老先生。」她只得含淚維持死亡的婚姻，一日三餐敲碗通知開飯。每晚等老頭看完《新聞聯播》與天氣預報，踱步回房，她再上客廳看自己喜歡的歌舞戲曲或電視連續劇。

80年代，55歲那年，她第5次上司法機關提出離婚，還是不準。組織上說：「人都老了，不怕人笑話？將就著過吧。照顧好老先生是你的任務！」她哭訴蒼天：「這是為什麼？」

長信播出後，感動了無數聽眾。此時，她還在醫院陪侍78歲的臨終丈夫，餵飯擦身、端屎端尿，老頭子臨終前還一遍遍問她：「我死了以後，你還找不找老頭？」

她不忍心傷害臨終者，咬咬牙：「我跟孫女過，你放心走吧。」老紅軍放心走了。

「延安家庭」因政治運動而崩裂

為革命而結合，為黨籍而離婚，在延安一代中十分普遍。這位離休女官員，雖然沒被批准離婚，但也有不少「延安家庭」因政治而崩裂。

紅軍高級官員舒同與石瀾結婚40年，夫妻關係一直緊張。石瀾說：「我常常把工作中的緊張氣氛帶到家庭中來，因此與丈夫不斷髮生爭吵。」舒同向子女訴苦：「在社會上緊張工作，回到家庭裡面也是緊張，這樣的家庭，還不如沒有。」

1982年，舒同震怒於石瀾對自己的揭發，堅決離婚。石瀾在《離婚通知書》上悔批八字——「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再有曾任毛澤東秘書、中組部副部長的李銳和範元甄，最後也是以離婚告終。1959年廬山會議後，李銳白天在機關挨鬥，晚上回家，老婆的一場批鬥還在等著。

另外還有浦安修與彭德懷的離婚；延安女幹部郭霽雲晚年還鬧離婚。

中共黨內曾出現三輪換妻潮

事實上，「延安家庭」不僅僅因為政治運動而崩裂，有作家曾揭露，中共官員手裡有了權，趁機搞淫亂，大家齊換妻，毛澤東帶頭干。

作家魯直人在《動向》雜誌撰文揭露，中共自建黨以來，高層利用權力滿足淫慾致使性關係紊亂是一貫的，在延安時就流行這種風氣。

曾任中共宣傳部秘書的鄭超麟在回憶錄《革命與戀愛》的章節寫道，已有家室的中宣部長彭述之，先是與蔡和森的妻子向警予胡搞，後來又與羅亦農的妻子睡到了一起；向警予死後，蔡和森又奪去了李立三的妻子李一純。

而羅亦農後來又奪去了賀昌的妻子諸友倫；李一純則先後與楊開智、李立三和蔡和森都組成過家庭。而與朱德的前妻（朱敏的親生母親）私通者，正是供出羅亦農的人，後遭中共暗殺。他們之間關係的混亂，到今天都很難梳理清楚。

毛澤東等人到了延安不久，中共高官開始了第一輪換妻潮，毛澤東首先停妻再娶，拋棄賀子珍而和江青搞在了一起。

黃克功求婚不成、竟連開兩槍殺害陝北公學只有16歲的女學生劉茜，而且事後還大言不慚地反誣「劉氏狼心惡毒，玩弄革命軍人!」

鄧力群趁著李銳在延安整風時挨整之際，趁虛而入，佔有了李銳年輕的妻子範元甄。這些都是當時延安流行的一種風氣。

作為文化人的王實味、丁玲到延安之後，寫下了《野百合花》、《三八節有感》，抨擊延安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等亂象。最終被逮捕、秘密處死。

此後，中共在49年建政後，發動「土改運動」以及官員進城後，又爆發第二輪換妻潮。

1953年，中央文件明確指出：凡過去由父母包辦的婚姻屬於封建婚姻，不算數；因此，1953官場大離婚開始，不離婚的是極個別現象。

第三輪換妻潮是所謂的「改革開放」之後，先富起來的人們紛紛換妻……。

到了今天，隨著權力的不受約束和金錢的腐蝕毒化，中共官場淫亂更為變本加厲，無以復加。

（記者李芸報導/責任編輯：趙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