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5月18日訊】中共前黨魁毛澤東發起的上山下鄉政治運動，導致約1600多萬初中和高中畢業生，被派往中國農村地區，在這場歷時十多年的運動中，幾乎一代人的青春全部被葬送，難以計數的知青因遭迫害。由於難以承受下鄉之苦，1967年，湖南長沙還曾發生6000知青大逃亡事件。

據《知青筆記》記載，1964年9月，長沙市6000多名初、高中畢業生，被下放到了湖南偏僻小縣江永和零陵等地。

在最初兩年裡，這些從16歲至20歲的年青人積極勞動，辦夜校、組織農民學文化，為病重的農民獻血，他們寫詩、寫劇本，抒發自己的理想情懷、頌揚村裡的好人好事，自編自導自演，不少人還寫下：「誓把青春獻給中央，扎根農村……」

直到1965年，江永有4個長沙知青不幸死亡，一個是在風雪中迷路凍死，在一場大火中喪生，一個身體虛弱幹活累死…..4人的死在知青中掀起了不小的波瀾，並引發出一些問題。

知青下放的生產隊多是貧困隊，農民將豬牛欄屋改造讓知青住進去，沒有任何安全措施可言。部分知青身體瘦弱承受不了超負荷的體力勞動，死亡的情況不斷發生。

1966年後，隨著知青的年齡增長，不滿情緒悄然滋生，在這時，有人在知青中挑起了一場鬥爭，寫大字報，互相批判，互相傷害，知青們出身黑五類也一一被披露，令當地農民十分驚愕。

1967年8月13日，與江永毗鄰的道縣，由派性武鬥演變為對「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女的集體屠殺。當地還成立了所謂的「貧下中農最高法院」宣言：「斬盡殺絕黑五類，永保江山萬代紅」，殺人手段之殘酷，不忍再述，歷時66天殺人事件才平息。

這場血腥殺人事件影響到周邊10個地區，與道縣相鄰的江永縣首當其衝，一個夜晚的速度，整個江永縣就已經籠罩在血腥之中，「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女未能倖免，一條白水河成了污血河。

6000名知青中的「黑五類子弟」上了黑名單。同年8月17日，長沙知青王伯明和一知友在飯店吃早餐時，4個端著鳥銃的農民衝了進來，「誰是王伯明？」王伯明回答：「我就是。」

呯！呯！呯！一連串的鐵砂彈在王伯明的臉上、身體裡炸響，頓時鮮血噴濺，全身烏黑，當即死亡。年僅22歲。

王伯明的死決非偶然。他是長沙市第三中學62屆高中畢業生，中學生歌舞團樂隊指揮、「紅雲詩社」主筆，連考三屆大學，因出身問題未被錄取，1964年下鄉。

當時在江永縣成立知青農藝隊時，因出眾的才華，成了農藝隊的一員。

王伯明和大多數知青一樣，都被稱做黑五類，他的父親是一名會計人員，罪名是，在49年之前，為自己的岳父買了一張去臺灣的車票，並將他送上了火車，因此事被判刑坐牢幾年，每逢運動都是鬥爭靶子，被反覆投入獄中，直到癱瘓在家，對他的鬥爭才算結束。

知青集體大逃亡

王伯明被槍殺後，消息傳遍了各大農場、各公社知青點，長沙知青極為震驚，他們悄悄地聚攏商議，不能坐以待斃，在當時已經荷槍實彈的民兵到來之前，只能逃跑。

當晚，6000名長沙知青的大逃亡拉開了序幕。但也引來了一場更大的血腥屠殺。

江永銅山嶺農場躍進隊的知青集中在隊部「接受教育」，當場槍斃了兩名地主、兩名地主子弟，吊死了一名婦女，並說，今天處決的是第一批。

在驚慌中度過了一天的99名知青，挨到夜深悄悄地聚攏，一個挨著一個摸黑離開了隊屋，連夜緊張行動，最後，一行人搭乘三部「運屍車」到了長沙。

同年8月19日，零陵地區的長沙知青9名死於槍殺，15名受傷。之後，桃川農場知青俞沛昌中彈後流血過多死亡。連結交通要道的江永大橋被炸毀，對外聯絡中斷，長途汽車停開。

江永大橋炸毀後，從道縣往永州成了一條回長沙的捷徑。白水公社臨近道縣，先有一隊人僥倖混過去了，第二批走的4名男生險些丟掉了性命。他們搭上一部過路郵車，結果在暴亂中心壽雁被抓，關了6天，每天慘遭一撥一撥的民兵毆打。

那些人用扁擔用磚頭將幾個手無寸鐵的知青往死裡打，4人被折磨得毫無動彈之力。命懸一線時竟出現了奇蹟，當地有一人認出了他們，這人找來了一駕馬車，裝滿稻草，將四人藏進稻草裡戲劇性地救了出去。

王伯明死後的3、4天裡，京廣線沿途的郴州、衡陽、株洲以及廣西的全州等地火車站所有的月台上，全被逃難的知青佔據了。正值時局混亂，列車晚點，知青上不了車。

這群人幾天的疲於奔命，已是衣裳襤褸、形同乞丐，黑壓壓的一片，8月底，歷經千難萬險的知青們終於從各路回到了長沙。

他們個個蓬頭垢面、拖著襤褸行李的人，3、5人一組、幾十人一隊，既看不出年齡也難分出性別，一路爬煤車爬貨車回來的更是面目全非。家長看著自己的孩子都落淚。

但在同年10月8日，中央安置辦下達了《10.8通知》，要求知青回農村抓革命促生產，不要逗留城市。

各級領導開始勸導知青回鄉，並對其父母施加壓力。長沙城的大街小巷貼滿了針對知青的巨幅標語：「我們都有兩隻手，不在城裡吃閑飯」。

剛剛驚魂甫定的知青，特別是父母還在監獄、五七干校、挂牌批鬥、甚至生死不明的，看著心裏就很難過。

通知出來以後，各區派出所公開抓逗留的知青，有的派出所一天可抓3、400人，關起來然後用大卡車送回江永。此時的知青家長更是敢怒不敢言，只能含著眼淚為子女作返鄉的準備。

有一位知青徐的母親，將僅有的200元錢縫進了兒子的棉褲裡，然後，跳下了長沙北門的一口「彭家井」自殺了。

按政策，知青徐是不應該下鄉的，他出生時就成了棄兒，被當時一位「官太太」收養。中共竊政之前，養父拋下母子倆獨自去了國外，從此音訊全無。養母苦熬了20多年，年老體衰喪失了生活能力，雪上加霜的是經常挨批鬥，潔身自好的老人不堪受此羞辱而自殺。

老人以為，死可以為自己一生的苦難、為兒子蒙受的冤屈解脫。她想不到的是，她的苦難也許解脫了，兒子的頭上又加了一筆：母親畏罪自殺，家門也貼上了封條。

10月底，逃亡回城的知青大部分已經被迫返鄉。仍有部分人躲藏下來，在長沙的河碼頭、建筑工地，凡那些報酬最少、活兒最髒、社會地位最低的人堆中，必有隱藏的知青在……

而重回江永的知青中，仍有不少人未逃脫被捆綁被毆打的命運，在「一打三反」運動中，再次成了鬥爭靶子，夜裡和四類分子關在一起，白天在民兵的槍押下出工。

事實上，類似長沙6000名知青的慘劇，在那個瘋狂的年代，幾乎遍及中國所有農村，知青歷史充滿了血和淚，幾乎一代人的青春全部被葬送。

直到文革結束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真相，才大白於天下，原來，毛澤東和中共，當年之所以要把成千上萬知識青年趕到農村去，純粹是為瞭解決城市勞動力大量過剩的社會問題。

這場運動不但是知青一代人的傷痛，也是國人的恥辱，可稱為是中華民族之殤，留給一代知青的精神和肉體的創傷永遠不會痊癒。

（記者李文馨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