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政后，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地主”和镇反的同时，在城市中也开始了打着“五反”名义的消灭城乡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改造运动。1952年1月，中共提出了针对企业家的“五反运动”，即“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2月上旬，五反在各大城市展开，很快掀起了改造“资产阶级”的高潮，其中以上海为第一目标，因为上海作为商业中心，有着众多的企业家。
“五反”运动中，工商业者如果上交资产并表示拥护共产党，则定为人民内部矛盾；如果有反感、有怨言，则划为“反革命”成为国家的专政对像。其原则就是顺者昌、逆者亡。
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家们或白天黑夜被叫去“交代问题”，或被带到私设公堂审问，强迫“交代罪行”。在腥风血雨中，企业家、小业主、商贩被迫上交了他们的资产，其中也有不少不堪屈辱而轻生的，有吞毒药自杀的，也有跳楼自尽的。
据说，当时上海马路上无人敢走，因为担心突然自空中飞下一人，将自己压死。为什么不选择其它的死法呢？原来如果去跳黄浦江，中共见不到尸体，就会说其去了香港，而继续逼迫家属，所以只能跳楼而死，让中共看见尸体死了心。
据悉，当年的上海市长陈毅，每天晚上在沙发上端一杯清茶听汇报。通常使用的问句是：“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实际上就是问，今天又有多少商业主、企业家跳楼自杀。
靠着这种逼迫方法，在几年内，中共在全国全面取消了民族企业家和私有制，将商业收归中共所有。可以说，“五反”实际上就是抢企业家的钱，甚至是谋财害命。
在“五反”运动中，上海到底有多少企业家成为“空降兵”恐怕至今仍是个谜。根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四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数据，在“三反五反”中，有32万3千1百多人被逮捕，280余人自杀或失踪。在真实的数字无法披露之前，这个大概只能仅供参考吧。本系列就说一说几个知名企业家的遭遇，本篇说的是冼冠生。
上海冠生园的成功
提起上海冠生园，江浙一带乃至全国的老百姓都并不陌生，它曾是上海四大食品公司之一，其生产的糖果、点心、罐头等食品驰名中外，其月饼甚至远销东南亚地区。
冠生园的创始人冼冠生（1887∼1952），广东佛山人，毕业于广雅书院。后随亲戚来到上海当学徒，并在成家后开了家小宵夜馆，因无力经营而停业。1915年，冼冠生与人合办冠生园，生产糖果、糕点、罐头等产品，以及果汁牛肉、桔味牛肉、陈皮梅等零食。独特的南国风味极为顾客所称许。
1918年，冠生园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冼冠生任总经理。他在1933年从日本参观访问归来后，开发出了杏华软糖、鱼皮花生、果酱夹心糖等产品，均为中国首创。
冼冠生还提出了一个“三本主义”作为冠生园生产经营指导方针：即“本心”、“本领”、“本钱”。
“本心”指的是事业心和责任心，要求全体职工把冠生园当成一种事业，齐心协力，务期成功，同时必须具有克尽厥职的责任心，重视食品与人的健康关系，要对人负责。
“本领”指的是经营管理和业务技术的能力，要求搞好企业经营管理，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和不断创新产品。
“本钱”指的是资本和资金，要求共同开源节流，积累充足资金，以利企业发展。
冼冠生最重视的是“本心”和“本领”。他把质量和卫生看作企业安身立命之本。因此，他每天上午到工厂督导生产，下午到公司办公，几十年如一日，从未松懈。他去工厂认真的地从检查原材料入手，对每道生产工序进行仔细分析研究。他甚至只要用舌尖舔一下，就能判断食品的好坏。他还将“真工实料”四个字挂在办公室墙上，促使职工们注意产品质量。
除了重视质量，冼冠生还非常重视广告的宣传，在实践中他总结了有关做广告的“广、大、小、活”的四条原则。
“广”是指广告的宣传面要大、要宽，凡报刊、路牌、电影、电台、车站、码头等都应该是冠生园的广告发布地。“大”是指要做特大型的广告，冠生园在自己的厂房上竖起过高达6米的“上海冠生园糖果饼干厂”巨型霓虹灯广告，在进出上海的吴淞码头竖立起高达3层楼的“冠生园陈皮梅”广告牌，使进出上海港的旅客无不为巨大的广告所吸引。“小”是指在报刊上不断地发布活泼的小广告，使冠生园这三个字不断地映入人们的眼帘。“活”是指广告的手段要灵活新奇，如请明星胡蝶代言。其思路让当代广告业从业者也赞叹不已。
在冼冠生的经营下，冠生园的生意越来越好，在全国不少地方开设了几十家分支机构。它成为当时中国食品行业中产销结合、工商一体、首屈一指的大型企业，堪称中国食品行业的龙头大佬。
1949年，中共执掌政权后，冠生园根据形势做了一些调整，如生产适销对路的大众化食品，将销售渠道转向中百公司及供销合作社，派人到农村推销产品等。
1950年初，由于劳资纠纷等，冠生园经营遇到了暂时的问题，但冼冠生仍向职工表示：“我相信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只要劳资双方精诚团结，同舟共济，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只可惜，这样的“自信”其实是对中共的本质缺乏认识。
冼冠生被批斗
海外署名王亚法的回忆文章中曾介绍了上海潮州糕点“老婆饼”的创始人黄庆辉先生讲述的冼冠生的故事，其中提到了这样的一件事。
上世纪四五十年的代广东，是个经济落后贫困之地，冼冠生在上海发了财后，家乡的四邻亲友纷纷投奔他，求工求食，寻找活计。但食品行业有淡季和旺季之分，逢年过节，生意忙碌，公司需要添加人手，平时生意清淡，就需裁减。从经营角度说，这纯属正当。但因农村生活艰苦，逢生意淡季，许多工友不愿离去。冼冠生碍着乡亲的情面，就将那些工友安排在漕河泾农场，包吃包住，没有事干时，就停发工资，当有了活计，公司再作正式使用。
就这样，到了“五反”运动开始，中共下派的工作组就动员工人起来斗争，控诉自己被“剥削”，批斗冼冠生，指其犯有“五毒”罪行。
决绝纵身一跃
本来是好意照顾，结果却成了企业家“剥削”的“罪证”，内心的苦闷可想而知。1952年4月21日，在被工人围困在办公室里两天后，冼冠生就从冠生园的楼上跳下，毙命在南京路上。不甘受辱的他的纵身一跃，终年64岁。
冼冠生自杀后，其在全国各地的冠生园分号都被各地中共政府收归国有，相互之间没有了关联。中共改革开放后，各地冠生园都称自己是“老字号”，甚至出现了品牌之争。一个曾经让国人骄傲的民族品牌就这样被中共彻底毁掉了。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