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毛澤東把教師的整體劃為敵人後，學生打老師的暴行從1966年的夏天開始向全國蔓延。老師們的死亡在文革浩劫中成為「黑五類」群體死亡平常態之一。40年過去了，至今沒有全社會的反思、記錄、討論。時下大陸的課本、影視、出版也都在中共的監視下集體遺忘著。師道尊嚴的傳承不知不覺被暴力、謊言和誘惑所湮沒。但總有一些不屈的靈魂要拒絕邪惡，要反思，要記錄，要討論直至重建我們民族的精神。

1989年6.4過後，一些本來有思想的知識精英被中共有預謀的商品經濟誘惑所俘虜，成為大陸血難後的淘金者。

1999年7.20一群做好人的法輪功修煉者再次成為中共運動虐殺的對像，迫害至今已經持續近20年，但這群修煉人沒有選擇遺忘與淘金的麻醉，他們一如既往的堅持著講清迫害的真相，揭露著邪惡的謊言，他們面對虐殺沒有屈服過，但也從沒有用暴力去還擊暴力，他們從迫害伊始就在《明慧網》上記錄著每一次迫害，時間、地點、人物翔實有力，他們來自社會的不同階層，當然也有很多教師修煉法輪功，在這場迫害中也同樣遭受了種種酷刑、虐殺、折磨。

本文主要收集、記錄中共從產生至今對教師這個群體的迫害個案，讓我們在真相面前共同拒絕遺忘、拒絕恐懼，讓迫害早日停止。

中國物理學界老師的老師饒毓泰在自來水管上吊身亡

這是饒毓泰先生在1913年6月填寫的入學登記表：他1891年出生於中國江西，1911年畢業於南洋學校。

這是饒毓泰先生的畢業記錄卡：他在1917年12月18日取得科學學士學位。「將來的職業」一欄裡寫的是教育和科學研究。

這是饒毓泰先生的成績單：他的成績很好，絕大多數科目都得到A和B。據說那時候還沒有所謂分數的「通貨膨脹」，得到這樣的成績遠比現在難。……

饒毓泰先生1917年在芝加哥大學得到學位以後，還在這裡上了一些課。後來他去了普林斯頓大學並於1921年獲得博士學位。回到中國後，1922年他在天津南開大學創辦了物理系（那是中國大學的第一個物理系，儘管多年一直只有兩名教師）。1949年時他是北京大學理學院院長和物理系主任。由於他的先驅和領導作用，他和葉企孫、吳有訓、嚴濟慈曾被稱為物理學界的「四大名旦」。（這是一個開玩笑的說法，因為京劇界有四個最著名的花旦演員被稱為「四大名旦」，他們是梅蘭芳，尚小雲，程硯秋和荀慧卿。）而他又是四人中年齡最大資歷最深的一位。這四人中的前三人都曾在芝加哥大學學習。

他們那一代人值得尊敬。可以想像，饒毓泰那時來美國學習，除了物理學本身的不易，還要克服語言、文化和生活習慣的各種困難，而且那時候的美國環境也沒有現在開放平等。但是他們沒有退縮，他們堅持下來了，以開闊的胸襟和頑強的毅力，學會了他們要學的，然後帶到中國去，艱難創業，建立了中國的現代科學研究和教育。對比之下，看看有些留學生，在美國遇到些困難，又不想下苦功繼續鑽研西方學術，隻學上一套時髦理論，以罵美國為能耐，以「愛國主義」自居，實際上於國於民毫無益處，真令人嘆息。

1952年的「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和「院系調整」以後，饒毓泰不再擔任領導職務。當時，像他這樣的老教授，都要反覆「檢討」自己由於受到「資產階級教育」而具有的「資產階級思想」，才能「過關」得以繼續在學校裡教書。這種「思想改造」過程還被官方稱作「洗澡」，意思是說你原來很髒。官方還有更下流的說法叫做「脫了褲子割尾巴」。

儘管有一系列這樣的「政治運動」，北大物理系的一名黨政幹部告說，到文革前，饒先生在中國物理學界一直受到所有人的高度尊敬，是非常明顯的事實。他說，系裡有會議的時候，如果饒先生來了，每一名教師都對他很恭敬，因為他可以說是中國物理學界每一個人的老師，或者老師的老師。（也正是因為如此，所以要通過文革把已經被排斥的這樣的老教授再殘酷打擊置之死地吧。）

文革開始。北大校園裡不但貼滿了充滿暴力語言的大字報，而且很快就開始了打人甚至打死人，遊街，帶高帽子，挂黑牌子，抄家，在「鬥爭會」上「坐噴氣式飛機」（即低頭彎腰雙手後舉的姿勢），還建立了校園「勞改隊」以及「牛棚」即校園監獄。在學校裡設立這一套暴力迫害機構，是人類學校史上從來沒有過的。文革中北大（還有中國所有的大學）停課五年以上，全體學生被發動起來「鬥爭」校內和校外的「階級敵人」。據北京大學的記錄，文革中北京大學所有的教授，除了一人，全部被「立案審查」。文革中北京大學有63人被害死亡，正教授中有百分之十被害死。

饒毓泰是一級教授，屬於中共中央關於文革的指導文件清楚規定了的主要打擊對像「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當時連一些中小學教員都被指控為「反動學術權威」。）後來，他又被指控為「裡通外國」，文革中所列的主要重罪之一。1949年後，不允許中國人自己出國留學或者旅行，這種罪名當然就扣到了曾經早年到外國留學的學生像饒毓泰這樣的人身上。

1966年文革開始的時候，饒毓泰已經七十五歲高齡，但是仍然不放過他。一位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的老師說，有一天在校園裡看到饒先生，腰彎著，彎得那麼厲害，身體快要挨到大腿根上，極艱難、緩慢地往前挪步，可見他已經被折磨到什麼程度了。這位老師自己當時也被關押和「勞改」，體力和精神上都感到很難支撐。他說，饒先生年紀比他老三十歲，痛苦一定更為深重。

1968年8月，毛澤東派「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全國所有的大中小學以及科研文化機構「佔領上層建筑」。軍工宣隊來到北大以後，立即對已經開展的「清理階級隊伍」加大力度。9月底，全校所有的教員職工，不論年齡性別以及是否家中有很小的孩子，都必須集中住宿在教室樓裡，二三十人一間，每天早中晚三班，「揭發」，「鬥爭」，「交代」。有的人還被單獨「隔離」，或者遭到晝夜連續審訊和毆打。物理系的人集中住宿在北大東門外的「物理大樓」中，包括本來就住在校內集體宿舍裡的人和有很小的孩子的女教職工。「有問題」的人還被單獨監禁隔離。這樣強制集中住宿，顯然是為了加強威懾力。在物理大樓中，天天開「鬥爭會」，「遊街」，所有的老師都必須「揭發」別人，也一個一個地被別人「揭發」。在那一階段，北京大學有24人「自殺」。饒毓泰是其中之一。

物理大樓裡沒有床，人們睡在物理實驗桌子上。老年人尿頻，夜裡多次上廁所。實驗桌子比一般的桌子高，饒先生個子比較矮，已經77歲高齡，夜裡上廁所上下桌子很不方便。一天早晨他去廁所，吵醒了別人，為此遭到斥罵。

1968年10月16日，饒毓泰悄悄離開物理大樓，回到北大校內燕南園41號家中，在自來水管上吊身亡。家中沒有繩子，他把家裡一塊沒有用過的新布，順經線豎著剪成長條，擰成繩子，挂在自來水管上。

那時候「專案組」正逼他「交代」和胡適的「關係」，並且要在第二天為此「鬥爭」他。1949年以前，饒毓泰是北大理學院院長，胡適（1891-1962）是北大校長，這就是他們的「關係」。但是，顯然這樣的回答滿足不了那些一心抓出更多更大的「階級敵人」的「專案組」。物理大樓的人看饒毓泰不見了，開始尋找。當他們到饒家（走路十來分鐘遠），發現他已經死亡。

饒毓泰的獨生女兒饒慰慈，在清華大學工作，被指控為「反革命集團」成員，在１９６８年４月被清華大學的「造反派」「井岡山兵團」抓起來，先關在校內，後來押到遠郊區。逼迫她「交代」和「揭發」曾和同事談話「攻擊毛主席林副主席」「攻擊文化大革命」。她被打得半死，腿被打殘，並且一度神志失常。（對這種當時要判重刑的「反革命言論」，實際上也只有用酷刑來壓榨逼迫。）打她的有男學生，還有女學生。（他們這樣打一個三十多歲的女人！那時學校已經整整兩年不上課，學生的能量被引導為這種殘忍的發泄。）這個「反革命案」造成二十多人被打傷或致殘。她的同事劉承嫻不堪虐待在扣押地跳樓身亡。後來她又被送到北京衛戍區「保護性關押」。

饒毓泰被關被害死，她當時根本不知道。她被毒打後數年臥床不起，慢慢神志恢復清醒過來，才聽說了父親的死。

饒毓泰死後，骨灰沒有保留。絕大多數文革受難者死後都是這樣被對待的。文革不但毀滅他們的生命，而且要永遠毀滅他們的名字。文革後，１９７８年在八寶山為他舉行了「骨灰安放儀式」。（這是當時的統一說法，作為「平反」的一種方式，但是不直接稱為「平反會」，而用了委婉的說法。）儀式上放著一個骨灰盒子。那個盒子其實是空的。

饒毓泰沒有寫下遺書。他的遺物都由那時的北大當局處理。１９７８年歸還他的女兒饒毓泰的遺物，有他的一些書和一筆存款。他的女兒把書送給了圖書館，把存款捐贈給物理系作為獎學金。

２０００年，中國物理學會宣佈建立了饒毓泰物理獎。但是，在發表的關於饒毓泰的生平介紹中，不提他是在文革中受迫害而「自殺」的。需要把事實說出來。因為對社會生活來說，重要的不僅有科學和教育，還有人權和真話。（1）

教師進修學校教師被迫害致死　妻子控告江澤民

禹州市教師進修學校高級講師，二零零八年北京奧運之前被禹州市國保大隊的耿松濤、夏玉霄、趙乃成等六人以查電腦病毒為名闖入家中綁架，六天內被迫害致死。妻子張燕萍苦熬七年，日前控告迫害元凶江澤民，要求追究其法律責任，讓人們瞭解這場迫害的邪惡。

張燕萍在控告書中說：「可憐我的小女兒千里迢迢回到家聽到的竟是父親死去的噩耗。孩子無論如何不能接受這樣的現實，要知道過完年去上學時還是父親去送的女兒啊！孩子痛得滾在地上哭喊……就這樣，兩個女兒回來也見不到自己的父親，我們坐在醫院停屍間的門外……我們想求助於法律，所有的律師都說我們應該打官司，但沒有律師敢接這官司……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樣一天天挨日子的，十三天過去了。我丈夫的屍體不知什麼時候被國保大隊的人偷偷拉到了火葬場。我的臉蠟黃，體重一下子由一百三十斤減到一百斤……」

下面是張燕萍在控告書中陳述的部分事實與理由（節選）：

我叫張燕萍，是河南省禹州市實驗學校退休教師，丈夫孫冠洲生前是禹州市教師進修學校高級講師，丈夫生前喜愛寫作，曾在各種教育雜誌、教育期刊上發表多篇論文，他還編撰過好幾種初、高中學生學習用的《古詩文註釋與翻譯》等學習用書，在禹州市教育界小有名氣。

我和丈夫是一九九八年六月開始修煉法輪功的，記得一天晚上出去散步時遇到一群人在看李洪志老師的講法錄像，我一看覺得講的太好了，我從來未聽到過這麼好的東西！從此就走入了修煉。丈夫在修煉前曾患有高血壓、冠心病，最嚴重的是哮喘病（有三十多年的病史了，是小時候落下的病根），為治好丈夫的病，我們到處尋醫問藥，不知試了多少偏方，都不見好轉。常年藥物不斷，每年一入冬他就扛不住，哮喘病發作，呼吸困難，大口吐痰，必須請假休息，不敢出門，不敢受一點寒，直到第二年天氣轉暖才敢出門。同事們都戲稱他是「冬眠」。自從修煉法輪功後，頑疾全無，一片藥也不用吃了，為國家節省了大筆醫療費。丈夫嚴格按真善忍要求自己，曾把學員為辦事送到我家的禮物又搬回學校，把賣菜人多找的錢送回去等等，我們覺得心性在升華、道德在提高，每天和同修們一道學法、煉功，切磋法理，日子過得既充實又快樂！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迫害開始後，我丈夫和同修王京華老師一道去北京想為法輪功討個說法，但哪裏有說理的地方？到處都在抓人，無奈丈夫和同修們又回到當地。從此，我們就沒了好日子過，整日提心吊膽、擔驚受怕。丈夫被學校領導逼迫表態，否則就要交給上級處理。丈夫的同事馬新紅老師就因為堅持修煉被拘留，被勞教。我丈夫和其他幾位同事被領導「幫教」，只要有風吹草動就得去學校寫保證。我丈夫覺得很屈辱，很痛苦。書被迫上交了，功不敢煉了。我們覺得自己的脊樑骨被打斷了！

直到二零零三年，為了有個好身體，我和丈夫又開始走回修煉中來。丈夫見人就說大法好，用自己的親身體會證實大法的超常、美好。很多熟識他的人因為丈夫的身體見證了大法的超常，明白了法輪功的真相。

二零零五年（或者是二零零六年）冬，學校突然又讓法輪功修煉者馬新紅和丈夫孫冠洲等人寫三書，據說是省「610」的人要到學校檢查法輪功轉化情況。我丈夫不寫，很氣憤。後來，學校反覆催逼，丈夫去學校見了校領導。冀校長見了我丈夫吃驚的說：孫老師精神真好啊！我丈夫馬上說：是啊，這就是煉法輪功煉的啊。即使這樣，學校還是逼著丈夫違心的寫了保證。這件事給丈夫造成很大的精神痛苦，他認為這是喪失人格和尊嚴的事。

二零零七年暑假，我女兒在北京生了孩子沒人帶，我和丈夫去北京給女兒帶孩子。誰知市「610」要求各單位對修煉法輪功的人員嚴加看管，不准去北京。教師進修學校領導打電話非要我們回來，丈夫在電話裡給校長冀松濤打保證都不行。最後我和丈夫不得不再打車回來。

二零零八年三月三日上午九點左右，我和丈夫正在家中吃飯，禹州市國保大隊的耿松濤、夏玉霄、趙乃成等六人以查電腦病毒為名闖進我家，不由分說就翻箱倒櫃搜查，搶走了家中的電腦、大法書籍，然後將我丈夫綁架到政保科，當日晚我丈夫被關進拘留所。

這期間，我向辦案警察反應丈夫的身體狀況，要求給丈夫檢查身體。三月六日上午，警察通知我和拘留所警察帶丈夫到第一人民醫院檢查身體。在第一人民醫院，大夫診斷出哮喘、高血壓症狀，並出具丈夫需住院治療的證明，我也再三請求讓我丈夫住院治療。辦案警察不允許，當天又把我丈夫拉回拘留所關押。沒想到這一面竟成永訣！

回來後，我擔心丈夫的身體，寢食難安。我就去找辦案警察耿松濤，要求讓我丈夫保外就醫。耿松濤要五萬，後來又改為二萬五千元人民幣。我一時湊不齊，給耿松濤五千元，耿嫌少，又推脫說不是自己一個人當家的。耿讓我回家等。

三月九日晚八點多，我在家突然接到耿松濤電話，說讓我趕快去北關醫院。我慌慌張張趕到醫院，沒想到見到的卻是丈夫冰冷的遺體。只見醫生在裝模作樣的檢查，其實丈夫早已停止呼吸！我痛不欲生，無法接受眼前的現實，兩天前還笑著跟我說話，並安慰我好好過日子的丈夫竟然撒手人寰，與我陰陽兩隔！

我不相信這是真的！我恍恍惚惚的說：不，他沒有死，他是凍得狠了。我想，我得快給丈夫暖暖身子。于是我脫下穿著的棉衣去包丈夫的身體，沒想到，在場的警察竟然不讓我碰丈夫的屍體，如狼似虎的警察上來七手八腳把我往外拽。我呼天搶地極力掙脫，要去護我的親人，可憐我人小勢單，哪裏掙脫得了？我幾乎是被他們抬著扔到了走廊裡，他們立即手忙腳亂搶走了丈夫的屍體。

悲憤的我在走廊裡哭得昏死過去……當時我身邊沒有一位親人，可憐我的大女兒剛剛生過孩子遠在北京，我的二女兒還在千里之外讀書，可憐的孩子們還不知道親她們疼她們的父親已經被害死了啊！

三月十日下午，我和急急趕回的大女兒一起去醫院看望丈夫的遺體，惡警夏玉霄和耿松濤為推卸責任不讓我們看，並強迫我們簽字火化！丈夫死的這樣突然，又不明不白，我們怎麼可能簽字呢？！

據知情人說，自三月六日帶我丈夫去體檢後，我丈夫孫冠洲曾多次向獄警反映自己心口疼，要求保外就醫，但拘留所監管人員反誣說我丈夫是裝病，根本不予理睬！辦案警察耿松濤、夏玉霄明知道我丈夫身體不適宜關押，卻遲遲不放人。就這樣我丈夫竟然冤死拘留所！

這完全是草菅人命！

可憐我的小女兒千里迢迢回到家聽到的竟是父親死去的噩耗。孩子無論如何不能接受這樣的現實，要知道過完年去上學時還是父親去送的女兒啊！孩子痛得滾在地上哭喊……

就這樣，兩個女兒回來也見不到自己的父親，我們坐在醫院停屍間的門外，一把鎖把我們和自己的親人隔開……沒有人關心我們，沒有人問問我們。望著來來往往冷漠的人們，我突然覺得天理何在？公道何在啊？我們娘仨好無助、好冤枉啊！

我們想求助於法律，所有的律師都說我們應該打官司，但沒有律師敢接這官司。法輪功的案子誰敢接啊！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樣一天天挨日子的，十三天過去了。我丈夫的屍體不知什麼時候被國保大隊的人偷偷拉到了火葬場。我的臉蠟黃，體重一下子由一百三十斤減到一百斤。我實在忍受不了這種煎熬了，要知道丈夫去世十三天了，孩子們還沒見到父親的遺體啊！我也沒有仔細辨認過丈夫的遺容啊！萬般無奈，走投無路的我們在惡警的逼迫下在火化單上簽上了「病死」二字。這樣我們才從火葬場的冷庫裡領出來丈夫孫冠洲的遺體，丈夫的遺體被推出來後，我們看到他雙手十指烏黑烏黑的……

我丈夫孫冠洲被迫害死七年了，法輪功被迫害十六年了！我不知道自己是怎麼熬過來的。我和丈夫感情非常好，丈夫生前對我既像父親又像師兄，生活上處處關心我，開導我，為我和孩子擋風遮雨。修煉法輪功後，他的身體好了，心胸更加寬廣，我總覺得這好日子還在後邊呢！誰知道，晴天打霹靂，噩耗會降臨在我們頭上，丈夫因為信仰被綁架，僅僅六天，丈夫被害。好端端的家被毀了！有誰知道我和孩子們這些年承受了多少屈辱，多少痛苦啊！

可是十六年來，全中國又有多少像我這樣的家庭被毀？江澤民的迫害政策「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殺」、「不查身源，直接火化」，讓多少活生生的生命慘遭毒手？讓多少家庭妻離子散、家破人亡？讓多少警察在金錢和利益驅使下變成罪惡的幫兇？！

我今天起訴江澤民，不僅僅是為我丈夫討回公道。我們師父教誨我們修煉人沒有敵人。我已沒有怨恨，我只想以我們的悲苦喚醒眾生，喚回迫害者

殘存的良知。法辦江澤民，懲辦元凶，還人間正道，還司法公正，還法輪大法清白，還我師父清白！

我要求最高檢調查我的冤情，體察我的心聲，立即逮捕元凶江澤民，立即停止迫害法輪功！

註：（1）節選《王友琴：曾在芝加哥大學留學的五名文革受難者（上）》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