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輝：農工黨「十大右派」與一中央委員的悲慘結局

北京時間：2017-02-22 08:08

在中共的語境下，「民主黨派」指的是除中共以外八個參政的政黨的統稱，即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革）、中國民主同盟（民盟）、中國民主建國會（民建）、中國民主促進會（民進）、中國農工民主黨（農工黨）、中國致公黨、九三學社和臺灣民主自治同盟（臺盟）。說好聽點的這八個參政黨，在中共一黨專制下，無疑只是花瓶而已，因此它們又被稱為「衛星黨」。

這些「衛星黨」在中共建政前後為中共實施統戰發揮了不小的作用。然而，它們雖然被中共稱為「肝膽相照」，雖然為中共立下了大功，但它們卻在中共掀起的政治風暴中，不能倖免。特別是在文革中，包括大批民主黨派高官、工商業者上層代表人物以及少數民族、宗教、華僑的頭麵人物，非黨高級知識份子等都被抄家、被揪鬥。

本系列盤點一心追隨中共但被中共迫害的民主黨派高官和知名人士。本篇說的是農工黨中央的高官和知名人士。

農工黨的前身是1928年成立的反對蔣介石的中華革命黨，1947年改名為中國農工民主黨，選舉章伯鈞為中央執委會主席，其成員後來主要以醫藥界高中級知識份子為主。與其他黨派相似，農工黨支持中共，在統戰方面為中共建政同樣立下了功勞。然而，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大部分農工黨成員都被打成了「右派」，命運多舛。

農工黨十大右派之結局

農工黨中最著名的十大右派是韓兆鄂、張申府、章伯鈞、黃琪翔、黃現璠、李士豪、李伯球、張雲川、鄧昊明、李述中。其中的章伯鈞，後又任民盟中央副主席，在此前的民盟高官篇章中已經介紹過其悲慘的遭遇，他是迄今為止中共未給予「平反」的頭號「大右派」。這裡說說其他人。

韓兆鄂，中共建政後，曾任陝西省政府副主席（副省長）。1957年，他受中共指派，成立了農工黨省籌委會，發展黨員。數月之內就將黨員從幾十人發展到144人。其後，因反右擴大化，包括韓兆鄂在內的籌委會主要負責人和多數委員均被劃為右派份子。文革時，韓兆鄂再遭迫害，1970年離世。

張申府，北大哲學系知名教授張岱年的大哥，早年留法時經周恩來介紹加入中共，回國後，曾任國民黨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1925年，因在中共與國民黨合作問題上，與張太雷發生衝撞而退出中共。其後在暨南大學、北大、清華等學校教書。抗戰期間參與創建民盟，1948年秋天，因發表《呼籲和平》一文，公開承認國民政府的憲政，擁護蔣介石的戡亂政策，被民盟開除。妻子劉清揚也登報宣佈跟他離婚。

中共建政後，張申府在北京圖書館做研究員，娶滿族關女士為妻，後加入農工黨。1957年被打成右派份子。文革後才「平反」。其晚年不問政事。

黃琪翔，曾任國民黨陸軍中將加上將，抗戰時先後任國民革命軍集團軍司令、中國遠征軍副總司令。抗戰結束後，加入農工黨，擔任秘書長、副主席。中共建政後，任國防委員會委員、中南區司法部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政協委員、農工黨中央執行委員、農工黨副主席等。

1957年鳴放時公開批評蘇聯，稱其缺乏民主，乃一獨裁政權，其後被劃為「右派」，受到迫害。文革爆發後，精神和肉體再度受到攻擊和迫害。1966年8月底，紅衛兵闖入其家中，將黃琪翔夫婦打傷並抄家，又將二人驅趕到農工民主黨宿舍居住。之後，黃琪翔遭到連番批鬥，並被強迫勞動。不堪精神和肉體折磨的黃琪翔，於1970年猝然離世。

黃現璠，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學家、民族學家。其生前在在教學和研究方面，涉及頗廣，內容涵蓋中國通史、先秦史、中古史、社會生活史、民族學等，他的《壯族簡史》等一系列有關少數民族的開拓性研究成果，使其被視為壯學開山祖師。其為農工黨廣西分部委員。

1957年鳴放時，他積極回應中共號召，暢所欲言。結果在反右運動中，以「挑拔黨群關係」、兩黃（黃紹竑、黃現璠）唱雙簧，同反統購統銷」、「頻繁深入基層號召農民和群眾起來向黨進攻」、「以『欽差大臣』自居，將地方黨委領導視為『土皇帝』，將社會主義制度等同於封建專制主義」等等罪名，被打成中國歷史學界和壯族頭號大右派，遭受迫害20年。文革時不僅被抄家、批鬥，還兩次遭到紅衛兵毒打，還被人一腳踢昏，所幸他活過了文革，1982年離世。

李士豪，早年加入國民黨，但與劉少奇、吳玉章、方志敏等中共黨員一起從事工人運動，受其影響，始終堅持國民黨左派的立場。1931年參加了農工黨的前身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追隨鄧演達進行反蔣活動。其後該委員會與中共合作，以「抗日、聯共、反蔣」作為其總方針，李士豪當選為中央臨時執行委員會委員。抗戰期間，他在上海還參加了民盟、九三學社，積極為中共開展統戰工作。中共建政後，受農工黨中央委派前往浙江，擔任農工黨浙江省委主任委員，同時擔任浙江省農林廳副廳長。

反右期間，李士豪被指執行了章伯鈞的「大發展路線」而被打成右派。文革期間，再遭迫害。1972年離世。

李伯球，早年畢業於黃埔軍校，並參加國民革命軍，隨軍東征、北伐。受共產主義思想影響，李伯球利用自己在國民政府任職的身份，在輿論和實際行動上多方支持中共，進行統戰。1945年，「中國民主同盟東南總支部」成立，李伯球當選為委員兼組委會主任委員。因其支持中共的所為，遭到了國民黨政府的追捕，其逃亡香港。1947年任農工黨中央常委兼宣傳部長。因其在統戰方面卓有成績，中共建政後先後任中央財經委員會委員、北京市工商局局長、農工黨中央委員、執行局委員兼副秘書長等。

1957年，李伯球被劃為右派；文革期間，亦遭遇抄家、批鬥、毒打等厄運。1986年離世。

張雲川，農工黨創始人之一，早年即為左傾激進份子，從事反蔣活動。1930年加入農工黨的前身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開始了其與中共的合作以及為中共的統戰工作。其還是更名後的農工黨的中委、常委，並參與了策動負責北平最高防務的國民黨將軍傅作義的投共工作。中共建政後，任國務院參事室參事、人大常委會法案委員會委員等，並兼任民盟中央副秘書長、農工黨中央執行局委員。

1957年大鳴大放時期，張雲川說出了一些所謂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真話而被打成右派，並被批鬥，撤銷一切職務。其子女亦受其牽連，無法上大學，兒子去了新疆，大女兒去了北大荒，小女兒去了遼寧。焦急痛心的張雲川很快得了肝癌，死在了文革前的1965年。

然而，他的死亡並沒有中止中共對其家庭的迫害。文革爆發後，張雲川的家被抄，其妻子和岳母被遣返原籍河南，而其去了北大荒的女兒張遜，還遭到了大字報的圍攻，連擔任小學教師的資格也被取消，被發回連隊勞動改造。

又一個為了中共而貢獻了自己一生的人，被中共幾乎趕盡殺絕。

鄧昊明，早期同樣加入了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協助中共統戰。1949年後歷任中央政府政務院參事，南京市建設局局長，江蘇省交通廳廳長，農工黨江蘇省委主任委員、中央常委等。

1957年反右運動期間，鄧昊明被指一開始便同大右派章伯鈞南北呼應，發展反共分子來擴大他的「鄧家店」，並挑撥醫藥衛生界同政府對立。他也因此被打成右派。文革期間亦遭到批鬥。所幸他活過了文革，1998年離世。

李述中，早年受馬克思主義影響，參加反蔣運動。後亦加入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後協助中共在福建從事統戰工作。1949年後，李述中被推選為農工民主黨福建省第一屆委員會主任委員，其後又任政協福建省委員會常委、副主席等職。

1957年，李述中因所謂「反黨言論」被打成右派，撤銷本兼各職。文革爆發後的1969年，他被遣送到建寧縣農村插隊勞動，1974年5月病故。

農工黨中央委員周谷城被批鬥

除了上述「十大右派」，深得毛澤東賞識的著名歷史學家、上海復旦大學教授周谷城的經歷也值得說一說。

據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編寫的《毛澤東在上海》一書，早在1921年，周谷城在湖南第一師範學校教書時，就與毛認識了，二人是同事，周谷城教英文兼倫理學，而毛則在小學部任主任，兼教國文。其後受毛影響，參加中共發起的農民運動，並在農民講習所工作。此後一直從事反國民政府工作，還上了國民黨上海警備司令部的黑名單。

中共建政後，已在復旦大學任教的周谷城，當上了校務委員會常委和教務長，亦是農工黨中央委員，而毛則成為中共最高黨魁。心情激動的周谷城遂給毛寫了一封信，毛亦寫了回信。自此，兩人見面次數增多。

1956年大鳴大放時期，周谷城寫的表達對蘇聯的一些有關邏輯的著作不滿的《形式邏輯與辯證法》一文，得到了毛的讚賞。毛還讓其繼續放言。

1961年「五一」，毛在上海與各界人士過節。當時同座的除周谷城外，還有陳望道、瀋體蘭、瀋克非、周信芳、金仲華、曹荻秋等。當周回到家中已是很晚，突然接到《解放日報》社的記者打來的電話，要其就今天就與毛見面之事寫一首詩或一首詞。推辭不掉的周谷城只好寫了一首，首句即是「是此身多幸，早沐春風」，詞作中逢迎之意盡顯。

文革爆發後，周谷城被作為反動學術權威揪出來批鬥，關進「牛棚」。對於周谷城在文革期間的經歷，他的學生吳歡章曾寫道：「『文革』初起時，周先生被當作反動學術權威遭到了嚴厲的批判。一次他被批鬥後，走出校門才被允許摘下挂在胸前的黑牌。他手裡拎著牌子，擠上校門口的有軌電車……。」

後來，因為與毛的關係，周谷城才沒有遭到更為嚴重的迫害。然而，與許多家庭一樣，周谷城的家人亦受到牽連，大女兒在北京一所中學教書，因為父親的原因，被造反派活活打死，另一個女兒也被迫害致死．而周谷城的母親去世時，造反派竟不准他佩戴黑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