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特稿】共產主義不是出路而是絕路

北京時間：2017-02-10 08:08

一百多年前，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上空出現。從《共產黨宣言》的發表、巴黎公社的出現，到蘇聯、中共等共產黨政權的建立，共產主義思潮曾氾濫一時。人類意識形態領域形成了共產極權制與民主自由制兩大絕然對立的陣營。

一百多年的歷史顯示，共產紅潮所到之處，伴隨著戰亂、飢荒、屠殺和恐怖。共產運動重創了人類幾千年的文明，造成了一億人的非正常死亡，更多人遭受肉體與精神的苦難。“人間天堂”的假說，將十幾億人帶入了“人間地獄”。其對信仰的迫害、對道德價值的摧毀、對生態環境的破壞，造成了惡劣而深遠的影響。

共產主義學說和共產黨體制，本是人類在過去探尋出路，希冀化解危機的實驗。但事實證明，它非但不是解決問題的出路，反而給人類招來了巨大的災難，把人類引向毀滅。

在共產主義逐漸瓦解的今天，仍有不少人對此種學說抱有幻想，甚至有人抵制它的消亡，共產主義思潮在自由社會中仍以不同方式出現。因此，辨識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本質，杜絕共產思潮之禍害，對所有國家和個人都至關重要。

一、共產主義的產生

共產主義的出現和傳播與人類社會的兩個重大變化有關。其一是工業革命。在工業化國家裏，經濟危機週期性爆發，每次都造成大量工人失業、通貨膨脹、企業和銀行破產，社會貧富分化嚴重，社會的矛盾也在不斷激化。人們在苦悶徬徨中掙扎，對現實感到失望，從而進行反思，而當時的政治、經濟、社會政策與機制還無法提供一個很好的解決辦法。在這種背景下，社會主義思潮漸漸興起。它把矛盾根源歸咎於私有制，認為僱佣關係是赤裸裸的剝削關係，而社會主義的一個目標就是要消滅私有財產、消滅“階級差異”。馬克思和恩格斯斷言，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只能日益尖銳，資產階級必然滅亡，因此提出要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

第二個相關事件是1859年《物種起源》的發表。進化論假說，推動人背離對神的信仰。共產黨把“物競天擇”的理論帶入階級鬥爭之中，使“鬥爭”成為共產黨維持政權的手段和動力。在追求經濟平等的驅動下，共產主義所描繪的烏託邦幻景迷惑了不少追隨者。

共產主義運動起源於19世紀西歐的工人運動，以卡爾‧馬克思所著的《資本論》、《共產黨宣言》為理論基礎。自從1917年蘇俄共產黨誕生後，共產黨政權在多國相繼建立，它們發動暴力革命，在各地製造了連續不斷的衝突和動盪，並且深刻地影響了世界範圍的社會秩序。

追求美好本是人之天性，無可厚非，尋求解決問題的可能方法亦屬正常，但是，共產主義宣揚無神論，宣揚階級鬥爭、仇恨與暴力，摧毀人們幾千年來的信仰、文化與傳統，則將人類引向了一條災難之路。

二、共產主義的背後

《共產黨宣言》開篇寫道：“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遊蕩。”共產主義並非光明的學說，它起源於黑幫組織，實質信奉魔教。它背後是魔鬼的化身。

據美國國會圖書館館長、著名歷史學家詹姆斯‧畢靈頓等學者的系統研究，共產黨起源於18世紀德國巴伐利亞的光照幫（Bavarian Order of the Illuminati），光照幫幫主亞當‧魏薩普（Adam Weishaupt，1748—1830）是個魔教信徒，信奉撒旦路斯弗（Lucifer）。“正義者同盟”，便是光照幫滲透和控制的一個外圍組織。1847年6月，“正義者同盟”在倫敦召開第一次大會，宣佈改名為“共產主義者同盟”。同年11月，共產主義者同盟“委託”馬克思和恩格斯撰寫宣言。次年2月21日，《共產黨宣言》出版，共產運動開始興起。

光照幫的邪教綱領以及“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教義均被共產黨完全繼承。例如，《共產黨宣言》宣稱：“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佈：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列寧曾說：“我們必須使用所有詭計、陰謀、欺瞞、狡詐、非法手段、隱蔽手段，並掩蓋真相。”

殘暴與欺騙，是共產黨政權的共性。共產主義學說，以創建“人間天堂”蠱惑人心，實際卻敵視人類。對人類的仇視，是所有共產主義思想“導師”的共同特點。近年披露的文獻和學者研究顯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都是撒旦的信徒，或者說皮相為人，撒旦為魂。

1. 信奉魔教的馬克思

卡爾‧馬克思早年是基督徒，但是在大學期間加入了由喬安納‧薩斯卡特（Joana Southcott）主持的撒旦教會，成為魔教的一員。

馬克思在給父親的一封信裡寫道：“一層外殼脫落了，我的眾聖之聖已被迫離開，新的靈必須來進駐。”而馬克思的兒子艾德加於1854年3月21日寫給他的信中，開頭一句竟然是“我親愛的魔鬼”。

此外，馬克思在詩作和所創作的劇本中幾次寫下“渴望向上帝復仇”，並多次流露出對世界的“仇恨”。例如，他在《絕望者的魔咒》詩中寫道：“在詛咒和命運的刑具中，一個靈攫取了我的所有﹔整個世界已被拋諸腦後，我剩下的只有仇恨。”

馬克思學生時代寫過一部劇本《Oulanem》，其中宣稱，他為了將人類拖入地獄而存在。他寫道：“我年輕的雙臂已充滿力量，將以暴烈之勢，握住並抓碎你——人類。黑暗中，無底地獄的裂口對你我同時張開，你將墮入去，我將大笑著尾隨，並在你耳邊低語：『下來陪我吧，朋友！』”

馬克思仇視德國人、中國人、猶太人，認為他們都是“小販”。他稱俄國人為“飯桶”，稱斯拉夫人為“垃圾人種”，是“反動”種族，應該立即在世界革命風暴中毀滅。他稱人類是“垃圾”，他們“粗言穢語”，是“一群混蛋”。

一方面，馬克思在著作中聲稱為無產階級奮鬥，另一方面他卻稱無產階級的人為“蠢蛋、惡棍、屁股”，稱黑人為“白痴”。

實際上，馬克思憎恨所有神明，他並不信奉“共產主義”。他只不過是利用“共產主義”為圈套，引誘無產階級和知識份子去實現撒旦教的理想而已。最具諷刺性的是，對於共產黨的綱領性文件──《共產黨宣言》，馬克思稱之為“糞──污穢之書”。

2. 殘暴的列寧

1917年“二月革命”後，流亡在外的列寧回到俄國，發動“十月革命”政變，推翻了臨時政府，奪取了政權。共產主義對人類的仇視，從蘇共這裡開始演變為實實在在的暴政和屠殺。

如同馬克思、恩格斯信奉撒旦教一樣，青年時的列寧也是如此。列寧的親密朋友兼同事託洛茨基在其寫的《青年列寧》一書中提到，列寧16歲時，曾從頸上扯下十字架，向它吐口水，再將它踩在腳下──這是撒旦教中常見的一種儀式。作家阿麗德娜多次見過列寧，她寫道：“列寧是個邪惡的人，他長著一對狼一樣的邪惡的眼睛。”

“對革命而言，保證成功的可靠手段是消滅統治階層和文化階層。”列寧奪權後，便依此行事。1917年，他親自建立了秘密警察組織──“契卡”（即“肅清反革命及怠工特設委員會”，“克格勃”前身），並授予其全權逮捕、偵查、判決和執行的絕對權力，推行紅色恐怖政治。1918年，蘇俄建立了第一個勞改營，此後勞改營的數量在蘇維埃俄國和後來的蘇聯大幅度增長。

列寧親自發起並由政治局集體決定，將一大批具有很高文化水準的知識份子驅逐出境，還鎮壓了要求實行自由選舉、自由貿易等的喀琅施塔得水兵。1922年，列寧在蘇共的十一大上表示：“凡是公開宣傳孟甚維克主義者，我們的法庭應一律予以槍決。”同年8月蘇共通過了《關於行政驅逐》法令，至當年年底，有二百多萬人被驅逐或被迫逃亡國外。

列寧的殘暴，還表現在其對沙皇尼古拉一家實施滅門槍決。1918年7月，被關押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一家未經審判，就被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下令開槍打死，共有11人被處死，屍體經過焚燒和硫酸毀容。而正是這個沙皇，在列寧流放期間，給予了他寬鬆自由的生活條件，每月還為他提供8盧布的津貼。

俄國思想家普列漢諾夫看出了列寧殘忍狂暴的面目，他臨終時口授了一份《政治遺囑》，其中提到，“列寧為了達到既定目標甚麼都幹得出來，如果有必要，他甚至可以同魔鬼結盟。”“列寧為了把一半俄國人趕進幸福的社會主義未來中去，竟能夠殺光另一半俄國人。”

3. 獨裁者斯大林

斯大林是列寧的繼任者。他曾說：“最大的歡樂就是和一個人發展友誼，直到他信任地把頭靠在你胸口，你就可以一刀插在他背上──這是無與倫比的快樂。”

斯大林15歲時開始信仰馬克思主義，背棄神，走向撒旦。日後，當斯大林以革命者的身份進行寫作時，他用的第一個筆名是“惡魔”，另一個筆名則是“惡魔般的”。

1912年，“斯大林”成為其新的筆名，意思是“鐵人”。就連列寧都說，斯大林是“黨內最冷酷無情之人”。而蘇共黨內的重要領導人布哈林曾這樣評價斯大林：“他不是人，而是魔鬼。”

1930年，蘇聯建立了“古拉格”，即蘇聯“勞改營管理總局”。蘇聯勞改營後來成為各社會主義國家勞改營的典範。這些勞改營因為極端惡劣的條件而臭名昭著。在斯大林1953年去世前，全蘇聯共有勞改營170所，遍佈各個地區和角落。據統計，在1930年至1940年間，由於飢餓、勞動強度過大、遭受非人待遇等，有50多萬名古拉格勞改犯死亡，包括許多詩人、作家、學者、科學家和藝術家。

在斯大林統治時期，發生了餓死800多萬人的大飢荒。上世紀30年代的大清洗演變成對黨、政、軍、中央、地方幹部的全面清洗和鎮壓，共有200多萬人被鎮壓。據蘇聯政治局委員雅科夫列夫的估算，死於斯大林暴政的人數約為2000萬。

4. 暴君毛澤東

毛澤東，是中共供在“神壇”上的暴君。毛澤東一生都喜歡整人，他與馬克思、列寧、斯大林同樣嗜好暴力。毛澤東好鬥，“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鬥爭”，給中國帶來了無窮的災難。

毛澤東執政期間，發動了一波接一波的政治運動：土地改革，鎮反，三反五反，整風反右，大躍進，反右傾，文化大革命。這些荒唐而瘋狂的運動，造成數以百萬甚至上千萬中國人的非正常死亡，同時毀滅了中華傳統文化，破壞了中國社會的道德根基，可謂慘絕人寰。

1957年，毛澤東訪問蘇聯，當時世界上幾乎所有的共產黨都派了代表到莫斯科參加會議。毛澤東在會議上公開講：“大不了就是核戰爭，核戰爭有甚麼了不起，全世界27億人，死一半還剩一半，中國6億人，死一半還剩3億。”

毛澤東肆無忌憚地說出了一個真相，那就是共產主義者對生命的漠視。共產黨的暴力傳統是一脈相承的。只要共產黨存在，它的暴力本質就不會改變。

縱觀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人們都普遍敬畏上天、信仰神明，相信有天理在衡量人間的善惡。因此，人們能夠珍視生命、心懷惻隱、約束自己的言行，這對維持人類的道德水平與社會秩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共產黨卻要從根本上打掉人們對上天與神佛的信仰，而把那些狂妄兇殘、毫無道德底線的領袖們推上神壇，頂禮膜拜，並用政權權力強制執行，如毛澤東要人民不信神而信他。這是徹底的魔教表現。

根據《共產主義黑皮書》的統計，在20世紀，共產主義革命的死難者，在全球總計為近1億人，其中蘇聯2000萬、中國6500萬、越南100萬、北朝鮮200萬、柬埔寨200萬、東歐100萬、拉丁美洲15萬、非洲170萬、阿富汗150萬，死於未掌權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約1萬。許多學者認為，以上數字要低於實際死於共產暴政的人數，如中國至少有8000萬人。

如果不是魔鬼上身，如果沒有對人類的極端仇恨，怎麼可能製造這樣大規模的屠殺？而且這樣的悲劇發生在幾乎所有共產黨執政的國家裏。在正常社會中，這些共產黨的領袖們早已被視為十惡不赦的殺人魔、變態搶劫犯。所以，共產黨在組織形式上是流氓黑幫，背後是魔鬼的化身。

20世紀遭共產政權迫害致死人數。（大紀元製表）

三、共產主義的“黨國體制”

共產主義體制實行的是黨高居於國家之上的“黨國體制”。共產黨在整個國家體系中無處不在，黨凌駕於一切行政機構、宗教團體和社會力量之上。黨是真正的決策者。黨控制著一切經濟資源、個人發展機會甚至人的思想。黨性高於人性，黨的需要高於一切，黨的正確性不容挑戰。

但是，黨的領袖們也知道自己不可能永遠正確，因而，他們只能用不斷的清洗和製造恐怖來消除那些指出他們錯誤的聲音。在共產黨的早期，他們會給對手扣上“修正主義”、“託派分子”、“反革命”等帽子，現在的罪名則“與時俱進”地變成了“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毛澤東自己明明認識到“大躍進”犯了左傾冒進的錯誤，可是，當彭德懷指出這種錯誤時，毛就必須把彭德懷打倒。其背後的邏輯很簡單──如果彭德懷比毛澤東更正確，那麼彭德懷就更有資格領導人們奔向“共產主義天堂”，毛就應該把最高領袖的位置讓給彭了。所以當你提出與最高領袖不同的意見時，“篡黨奪權”的帽子，非你莫屬。

“文化大革命”時，劉少奇被打倒，也是因為他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向黨的各級幹部證明了他比毛更正確。毛因此不得不退居二線。但是，當毛一旦捲土重來，劉就必須被置於死地。

由於共產黨在執政過程中錯誤不斷、罪行纍纍，欠下了無數血債，因此中共隨時都有失去權力的不安全感，尤其恐懼在失去權力後被追究罪責。

這種“不安全感”決定了共產黨必然會監視自己的百姓（如喬治‧奧威爾在《1984》中所描述的“老大哥在看著你”），建立“一言堂”宣傳系統以美化自身，為自己的暴行辯護並禁止百姓發出聲音﹔在內部強調“黨性”，以保證領袖的意志可以貫徹執行﹔通過洗腦教育奴化人民，讓人民誤以為除了“黨的領導”別無出路等。

四、對內的鎮壓

“黨國體制”的建立，離不開暴力和謊言。對內鎮壓人民，是共產黨政權的通用手段。

“十月革命”後， 1917年11月，全俄立憲會議選舉舉行，列寧的布爾甚維克只獲得了四分之一的選票。於是惱怒的列寧用機槍解散了立憲會議，開始用暴力清洗反對派和被懷疑為潛在反對派的所有人，執政的第一個月就殺死數十萬人。

1918年6月，蘇聯強制實行共產主義政策，導致經濟大崩潰。大陸學者的研究論文記載，“到1921年，俄國的重工業產量只有戰前1913年的20%。1918年至1920年，彼得格勒失去75%的人口，莫斯科的人口也減少了50%。”

為了壓制民眾的不滿，列寧決定實行恐怖統治，僅僅從1918年到1922年2月，殺人不少於200萬。斯大林上臺後，更開始了令人談之色變的大清洗。從政府到軍隊，一半以上的黨員被逮捕、清洗，軍隊高級將領從元帥、一級集團軍將領、二級集團軍將領到軍長、師長，每級軍官被槍斃的比例都超過百分之六十，甚至達到百分之百。

如此清洗運動，在中國也同樣發生過。從毛澤東奪取政權後不久製造的“高崗事件”，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不僅那些替中共打下江山的人難逃噩運，大量的普通人也在整肅中家破人亡。

共產主義信奉的是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最高權力不需要民主選舉的授權過程，也不需要中國古代的“君權神授”的神聖加冕。只要誰在暴力和欺騙上技高一籌，誰就可以戴上最高權力的王冠。

所以，從斯大林、毛澤東、江澤民到金正恩，因無“安全感”而懷疑、因懷疑而清洗、因清洗而屠殺、因屠殺而更無“安全感”，共產權力的運作便進入了一個死循環。

1999年，當上萬名法輪功修煉者聚集在中南海紅牆外和平請願，希望擁有信仰自由和煉功自由的時候，江澤民出於對權力的不安全感發動了持續至今的傾國家之力的對法輪功的迫害。江澤民在當晚寫給政治局的信中，連法輪功是甚麼都沒有搞清楚，通篇都在講煉法輪功的人太多了，擔心幕後有高手指揮、有敵對勢力在背後等。這些杯弓蛇影的猜測，便是江澤民的鎮壓理由。

到了2011年，中共用於國內鎮壓的“維穩”費用超過軍費開支，足以說明中共和百姓處於戰爭狀態。中共認為，鎮壓百姓需要投入的資源比對外保衛國家領土和主權所需的資源更多。

共產黨的屠殺機器一旦開動，便難以停止。只能用更大的屠殺來製造更大的恐怖，以恐嚇人們不去追究上一次屠殺的責任。在恐懼中，人們的不滿雖然會被暫時壓下，但是，下一次爆發只會更加猛烈，而這又將導致更大的屠殺。這就是共產黨暴政解不開的魔咒。

五、對內和對外的欺騙

單純依靠暴力的政權難以持久，於是，謊言出臺，成為中共暴力的潤滑劑。凡是維持政權較長時間的共產黨，如蘇共和中共等，都深諳欺騙之術。中共在奪取政權之前高喊民主的口號，發佈各種親美的文章，不但令很多知識份子受騙、投奔延安，加入反蔣介石的合唱，而且連美國也停止支持中華民國，最終導致國民黨敗退台灣，而大陸則淪陷到中共手中。

之後中共開始系統地篡改歷史，將“萬里大流竄”的敗退逃跑，宣傳為“北上抗日”的長征﹔將躲在陝北坐視國民黨抗日的共產黨美化成“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將中國人自相殘殺的內戰改寫為“解放戰爭”﹔將餓死三千萬人的人禍“大飢荒”扭曲成“三年自然災害”﹔將十年文革的責任全部推到“四人幫”的頭上﹔將“六四大屠殺”包裝為“平息反革命暴亂”﹔妖魔化修煉“真、善、忍”的法輪功學員﹔將數十萬甚至或達數百萬人被勞教、被酷刑甚至被“活摘器官”的人權災難描繪成 “中國人權最好的時期”，並大言不慚地宣稱“中國是個法制國家”。

對外，中共“喉舌”媒體大肆輸出謊言，製造虛假新聞，欺騙國際社會，標榜其為“人民”服務，炫耀以犧牲生態環境和人民權益所換來的GDP的增長數字。面對外界的質疑，中共決定何時敞開國門、允許誰進來、讓他們看甚麼、不能看甚麼、可以或不可以與誰會面。另一方面，中共每年耗資100億美元，展開全面“大外宣”，以展現“軟實力”為名義，實則對外滲透紅色共產意識，將對內的嚴控延伸至海外，染指西方媒體的新聞自由，企圖動搖民主社會的根基。

在前蘇聯和中國，共產主義竊取了國家政權。而在歐美等許多自由國家，共產主義思潮也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例如，在這些國家裏，雖未出現共產國家的暴力形式，但是，其所實行的高稅收、高福利實際上也和共產主義思維一脈相承，即“合法”地搶劫財富。此外，在共產主義思潮嚴重氾濫的國家，大多出現經濟停滯、族群撕裂、背離傳統等問題。

六、反傳統和反人類的手段

共產黨的政治、經濟、法律和教育體制都是反傳統的。為了配合鎮壓，它經常採用的宣傳手法是：妖魔化某個團體，如地富反壞右、資產階級、修正主義分子、六四暴徒、法輪功修煉者等，以此煽動人民對某個被打擊群體的仇恨。中共的文宣系統早已淪為“反人類”或“種族滅絕”的宣傳機器，它所宣揚的道德觀也是反人類的。

（1）經濟上的反傳統理論

在中國傳統社會裏，講究“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人應該以勤勞和才智養活自己，做生意也要公平交易、童叟無欺。但是，“共產主義”的經濟政策，本質上都是“搶劫”和“變相搶劫”。即使在當今的正常社會裏，試問，誰願意自己的合法財產、辛勞果實被別人強行奪走？人們出於善良和同情，施舍助人，那是人性美好的體現，但是，一個國家政權或任何人若公然搶奪他人的正當財產，則違背了基本人性與天理。

時至今日，中共的各種強拆、對私企和外企高額徵稅、對道路橋樑等基礎設施收費、各種亂罰款、對自然環境的掠奪、對世界知名品牌的“山寨”和對外傾銷等都是“搶劫”思想的延續。

在西方社會裏，為了維護自由公平的競爭，法律必須秉持公義，因此即使需要制定新的法律，其核心價值也與這些國家的傳統道德和法律一脈相承。這也體現出，儘管經濟和社會形式在變化，西方國家的價值觀是穩定的、傳統的。

反觀共產黨的“搶劫”則毫無公義可言，這種共產經濟理論，無論是中國傳統社會或是現代自由社會都無法接受。

（2）“反人類”的道德觀

道德是衡量“是非善惡”的標準，因為來自神的誡命或者宗教經典，所以又可稱為“普世價值”。佛家認為人性中既有佛性、也有魔性，即善惡同存。正教信仰都是為了約束和去掉人的魔性，充實和增強人的佛性。當魔性盡除，人將回歸天國。人性中善的部分是與生俱來的，因此中國人把良知稱為“天良”。

而共產黨卻另外搞了一套道德體系，稱之為“共產主義道德”。“共產主義道德”的一個重要部分就是製造和訓練“仇恨”，如雷鋒所說“對敵人要像嚴冬一樣冷酷無情”。在奪權階段，共產黨需要製造對現有統治者的仇恨﹔在奪權結束後，需要製造民眾之間的仇恨以避免群眾團結起來形成對抗共產黨的力量。因此，毛澤東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文化大革命每隔七八年還要再來一次”等等。

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在《1984》中描述了這樣一個場景：共產國家的人們每天中午11點，要集中起來舉行長度為兩分鐘的仇恨訓練儀式，對著屏幕上出現的黨的仇敵尖叫、咒罵，發泄心中的恐懼和憤怒。這個看起來荒謬的場景，六十多年來，其實一直在現實的共產國家裏以其他形式出現。文革時群情激憤的批鬥，呼喊“砸爛XXX的狗頭”，到文革後的“嚴打”，再到針對“六四暴徒”的抹黑，還有針對信仰“真、善、忍”的法輪功修煉者的污蔑。偶爾還會有民族主義的表演，諸如針對台灣、日本、美國和各種“亡我之心不死”的“反華勢力”的文攻武嚇，都與中共培植的“仇恨”息息相關。

共產黨每次運動必先煽動仇恨，通過宣傳機器將對手抹黑成“走資派”、“修正主義”、“黑五類”、“叛徒”、“邪教分子”等，為其鎮壓找藉口。同時也通過這種方式，系統敗壞人類的道德，泯滅人的同情心和冷靜的判斷力。不僅如此，還用“人人表態”的方式，讓每個人都沾上鎮壓的血債，至少是道義上的血債。

列寧說：“無產階級專政不是階級鬥爭的結束，而是階級鬥爭在新形式中的繼續。” 這表明共產黨的仇恨訓練必須持續不斷地進行。共產黨的各種政治運動除了製造恐怖之外，也在試圖摧毀人與生俱來的道德感，即摧毀良知。在共產極權體制下，一個嬰兒在出生後則必須在政治運動中被改造成為喪失惻隱之心、是非之心的“非人”。因此，中共宣揚“黨性”至上，扼殺人性，就是“反人類”。

（3）毀滅民族文化

上述分析表明，共產主義在經濟上是反傳統的，在道德上是反人類的，因此任何傳統的道德觀念都會對共產黨的政權形成威脅。所以，在暴政下，傳統文化作為道德的載體，無法倖免於難。人類史上最令人痛心的對文化的毀滅發生在中國──五千年的文化損毀殆盡。

中共在奪取政權後首先開始消滅文化的最精髓部分──宗教：在“鎮反”過程中大量屠殺宗教信徒，再派偽宗教學者打入宗教內部篡改教義。1957年，當幾大宗教相繼成立中共領導下的“宗教協會”後，中共在信仰層面的破壞工作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隨後中共開始在文化層面整肅知識份子，發動“反右”運動。

1966年，一批被無神論洗腦、在“紅旗”下成長起來的青年，從未受過傳統文化教育，正步入煩躁叛逆的青春期。這時，中共發動了從器物層面毀掉中華文化的運動，即一場遍及全國、狂飆突進的“破四舊”，由此拉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平毀寺廟、焚燒佛經、毆打教徒、焚燬古玩字畫、砸爛文物遺蹟、打倒文化精英。十年浩劫，文化巨難，民族之殤。

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政黨，像中共那樣污蔑自己的祖先，否定祖國的歷史和文化。回顧十年文革，中共安排之系統、手段之恐怖、計算之精準、方法之惡毒，遠遠超過了普通人能夠理解和想像的範疇，這也驗證了《九評共產黨》的論斷──共產黨是邪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