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2月09日訊】土地改革，即土改，既是中共革命的口號和綱領之一，也實際貫穿中共革命的全過程。

從1927年到1937年，中共在南方多省割據的實際控制區實施「打土豪分田地」的土改。中共教材直接就把那段時期叫做土地革命時期。在抗日戰爭期間這一政策有所調整，抗戰結束後，中共立即在實際統治區恢復了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中共建政後，將原來在統治區的土地改革擴大到了全國範圍。

1950年6月，《土地改革法》在政協第一屆大會二次全會上討論。當時沒有人大，政協就是立法機構，共同綱領就是臨時憲法。討論時很多民主人士提出「只要政府頒布法令，分配土地，不要發動群眾鬥爭。」但中共仍然決定要讓農民和地主面對面鬥爭而後得到土地。儘管毛澤東本人在這中間起來重要作用，但這是中共整個領導集團的決定。「黨反對不發動群眾，用行政命令方法把土地『恩賜』給農民的『和平土改』」（胡喬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序言）。劉少奇在中共八大報告中說：「用徹底發動農民群眾的群眾路線的方法，充分地啟發農民特別是貧農的階級覺悟，經過農民自己的鬥爭，完成了這一任務。……由於我們採取了這樣的方法，廣大的農民就站立起來，組織起來，緊緊地跟了共產黨和人民政府走，牢固地掌握了鄉村的政權和武裝。」

土改過程中廣泛發生了吊打等酷刑現象，但那不是並非農民的自發行為，而是土改工作組執行的政策和鼓勵的結果。典型的例子就是廣東早期土改比較溫和，毛澤東極為不滿，批評後更換廣東省領導，此後廣東大開殺戒，每個鄉都定出殺地主的指標，「村村流血，戶戶鬥爭」。

由於中國地域廣大，各地經濟發展也不平衡，土改中劃分成分並沒有也不可能有統一標準，實際運作中是按照人口比例劃分的，毛澤東定下的鬥爭目標是人口的百分之十。當時中國農村人口約4.6億，實際劃為地主和富農（包括家人）達4千3百萬，接近百分之十。土改死亡人數，毛澤東本人估計達2-3百萬。官方另有一組數據可為佐證，地主戶數從土改前占農村總戶數的3.79%降到了土改後的2.4%，同一時期的地主人口則從4.75%降到了2.6%。（國家統計局：《建國三十年全國農業統計資料）。即使考慮到土改前後統計數字來源不同的誤差，這個減少也是相當驚人的。

中國史學界有人認為中共用這種血腥土改的方式劫持農民，讓他們在殺地主手上沾血後沒有退路而死心塌地的追隨中共。這個觀點當然可以解釋所謂土地革命時期的割據區和內戰期間中共控制的「解放區」的土改，但無法解釋中共建政後在沒有實際敵人威脅的情況下的土改為什麼也要大規模殺人。

上世紀50年代初在東亞實行土改的並非中共一家。同時期日本和台灣也實行的土改，完全是以和平方式進行，在尊重地主產權的前提下用贖買的方式實現的。那兩地的土改固然又爭議，但至少證明瞭不用大規模殺人也能完成土改。究竟為什麼中共不要和平而一定要血腥土改呢？

中共進行的共產主義革命，不僅僅是解決產權問題，也不是消除社會不公，而是徹底摧毀現存社會結構，重新塑造新的社會結構、階層和所謂的新人，並且要用暴力手段達到目的。馬列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和實踐，肉體消滅階級敵人是革命的一部分，本身就是目的而不僅僅是手段。在那種理論武裝下，所有奉行馬列的共產黨在奪取政權後都有大屠殺，幾乎沒有例外。蘇共早期有契卡的大開殺戒，後來有斯大林時期的大饑荒和大清洗；中共有土改和以後歷次政治運動的殺人和大饑荒；柬埔寨紅色高棉更是殺光知識分子，而初中生就算知識分子，不需要任何其它理由就可以屠殺了。

所以，土改要殺人，是因為分土地並不是主要目的，甚至不是目的，因為中共立刻就利用集體化剝奪了農民的土地。消滅（包括肉體消滅）地主階級則是土改的主要目的之一。

美其名曰的土地改革，唯一沒有完成的恰恰是中共革命的主要口號「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還在土改沒有完全結束的時候，中共已經開始策劃收回分給農民土地的集體化運動了。由於土改的暴力、血腥把大多數農民綁上了中共的戰車，農民已經喪失了抵抗集體化的意願和能力了。可以說，土改的一個直接後果，就是使中共在幾乎沒有抵抗的情況下消滅了中國的土地私有制，中國的農民幾千年來第一次徹底失去了土地。

既然土改沒有完成土地改革，那土改完成了什麼呢？

首先，土改消滅了地主階級。除了上面提到的多達數百萬的地主被直接殺戮，倖存的無一例外都被戴上了地主的帽子，成為中共此後幾十年專政對象「黑五類」地富反壞右之首，並累及後代子孫。文革期間北京大興和湖南道縣的大規模殺人，主要受害者仍然是土改倖存的地主及其家人。

土改消滅了人們對勤勞致富者的尊重。被劃為地主富農的都是農村裡能幹的人，是一般人的榜樣。既然勤勞致富的結果是成為賤民被殺被管被關，巧取豪奪和不勞而獲就不僅僅是官方推崇的價值體系而更成為人們的生存手段了。今天的世風日下人心不古，並不是經濟發展的自然結果，其根源至少可以追溯到中共建政初期的土改運動。

土改徹底摧毀了中國鄉紳自治的社會結構。中國歷史上，自秦以來，政權管轄只到縣。九品芝麻官就是縣官。縣以下是鄉紳自治。這是中國社會穩定的最重要因素。即使在王朝末年戰亂紛爭不斷，甚至人口銳減以後，新王朝一旦建立，統治者只要減輕徭役賦稅即可，農村有很強的自組織和自我恢復的能力，依靠的就是鄉紳自治。而中國的鄉紳，主要是受過儒家文化教育和影響、辦事公道和德高望重的土地擁有者，也就是土改打擊和消滅的對象。

地主階級被消滅以後，中國鄉村自治的社會結構不復存在，中共的統治一頭扎到最底層。中共基層組織的建立，使得中共具備了歷史上所有統治者都沒有擁有過的社會動員能力，而農民則完全喪失了自組織和自救的能力。一旦出現政治、經濟危機或重大天災人禍，尤其是當危機災害是由統治者造成的時候，農民就成了待宰的羔羊毫無還手和抵抗能力。這就是為什麼中共能夠發動起大躍進運動，而大躍進造成的大饑荒發生的時候，上千萬農民餓死也不反抗甚至都無法逃亡的原因。

土改的另一個結果就是農村基層組織和結構的流氓化黑社會化。中國的農民並非階級鬥爭的天然支持者。受傳統文化的影響，農民並不喜歡使用暴力鬥爭抬頭不見低頭見的鄉裡鄉親，土改鬥爭會一開始往往開不起來。工作組最開始動員的是農村的二流子，平時遊手好閒不干農活，家境赤貧，恰如其分的流氓無產者。這些人雖然人數極少，但破壞力極大，加上土改工作組的支持，一旦動手開打，老實巴交的農民是不敢也無法阻止的，最終將更多的人裹挾進去。這些就是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所說的「痞子」，他們是中共革命的生力軍，土改運動的骨幹，進而成為中共統治農村的基層黨組織的主要成分。

今天，人們抱怨中共農村基層組織普遍黑社會化。當土改消滅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者，取而代之以共產黨文化和痞子相結合的基層組織，這樣的結果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在歐洲日本也有農村衰落的現象，那是伴隨著工業化的過程，而中國農村的衰落，則是中共統治刻意製造出來的。

中共內部並非沒有人意識到這個問題。中共的瞭望智庫摘編了一篇《中華讀書報》的文章，題目是，「鄉紳消失後，鄉村便不可避免的衰落」。那篇文章，看到了鄉村衰落的症狀，找到了鄉紳消失這個病因，然而卻忽略了病根，這個病根就是：是中共通過土改摧毀了鄉紳。最後還開錯了藥方：文章建議讓走出農村的精英回鄉養老，重振鄉村，尤其是希望離退休在城市享受國家醫療保健福利的官員葉落歸根。

中國的科舉制度，就選拔官員而言，是當時同時期各國社會結構中最合理的。即使不考慮科舉使統治者集中了全社會精英參與治理國家，而僅從承傳傳統文化和社會結構來看，它保證了社會階層從下而上，又從上而下的良性循環。以前王朝的官員是傳統文化的學習者和承傳者，主要來自農村，他們考科舉的時候懷著治國平天下的抱負，告老還鄉後帶回的是修身齊家的理念。而今天，中共官員是破壞傳統文化的操刀者，滿腦子的黨文化，怎麼可能恢復鄉紳統治？不要說沒有這個願望，就是有願望也沒有這個文化。

中國農村的基礎是土地和以鄉紳自治為形式的傳統文化。土改的結果是，農民失去了土地，土地失去了鄉紳，農村失去了靈魂。自此，農村不再被人眷戀，衰落確實不可避免。連當今的留守兒童、留守老人的問題，根子也都可以追尋到土改。

我們無法預測中國鄉村的走向，未來的理想結構也未必是回到鄉紳統治，但健康又有生命力的中國社會一定是建立在傳統文化和人類普世價值基礎上的。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李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