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曉輝：共產黨「五大導師」之毛澤東（二）

北京時間：2017-02-07 12:00

鎮壓宗教、破壞傳統文化僅僅是毛禍亂中華大地的一部分，一個問題是：毛澤東是如何掌握最高權力的？

黨內初露頭角與肅反大屠殺

毛澤東早年在湖南從事馬克思主義宣傳活動，1921年7月參加了中共一大，擔任會議書記員。其後，成為中共湖南分部的負責人。在中共秉承蘇聯旨意，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以圖借殼發展後，毛搖身一變，出任國民黨組織部長胡漢民的秘書，同時與其他中共黨員一道，在國民黨內擴大中共勢力。彼時，毛在中共黨內嶄露頭角。

為了限制中共在國民黨內的擴張，蔣介石於1926年3月下旬利用「中山艦事件」提出了整理黨務，收回了一部分黨權，並決定北伐。就在北伐軍不斷取得勝利的同時，一方面，蘇俄和中共導演了一場由中共和國民黨親俄親共派共同發動的政變，免去了蔣介石的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等職務，重新奪取國民黨的領導權，進而引發了國民黨內部的分裂。

另一方面，中共在北伐地區發動農民運動和土地革命，其目的是通過煽動農民造反，以造成發動中國共產革命的基礎，並阻撓北伐。在湖南、湖北兩省出現的紅色恐怖最為嚴酷。

比如，由毛澤東領導建立的湖南各級農民協會號稱有518萬人，協會不僅形同各級政府，有權有槍，而且自設公堂刑獄，動輒批判鬥爭，隨意逮捕殺人。中共領導人李立三的父親即為農民協會所槍決，而北伐軍中許多出身於小地主的湖南籍中、下級軍官和士兵，其家人未能逃出者，亦多被批判、鬥爭、關押或捕殺，財產被沒收。

中共的暴虐不僅讓堅決反共的國民黨人，也讓那些曾經糊塗的國民黨人和軍閥清醒地意識到了共產主義的危害。1927年，國民黨開始「清黨」，抓捕中共黨員。中共為此發動幾次武裝暴動，均告失敗，參與秋收暴動失敗後的毛則逃到偏僻的山區，盤踞在湖南、江西邊界的井岡山一帶，建立了中共的第一個根據地，開始發展壯大自己。

不過，手中有了軍隊、在黨內地位有所提升的毛還必須接受來自上海的中共中央的領導，中共中央任命毛為蘇區紅一方面軍總政委和總前委書記。換而言之，毛成為了江西蘇區最高領導人，來自上海的命令只有通過其才能貫徹。

然而，毛澤東在江西蘇區的個人權威並沒有因為地位的提升而確立和鞏固。一方面，當毛將自己的意見與中央的意見合在一起時，必然引起了蘇區一些領導人和紅軍將士的不滿；另一方面，來自湖南的毛在一些方面與江西本土領導人存在著矛盾，毛遭到以李文林為首的贛西南地方實力派的挑戰。

為了確立和鞏固自己的權力，毛以清除「AB團分子」為由，開始了為期兩年的內部大清洗，其中在定性為「AB團領導的反革命暴動」的富田事變中，就有大約七八百名軍官以及原江西省行委領導先後被害。可以說，在短短兩三年中，毛在肅反運動中就殺了10萬人，毛由此鞏固了自己的權力，而這不過是其殺伐的序幕。

掌握軍權黨權與斯大林的影響

在日軍侵略東北之時，毛和中共在偏遠山區的作亂以及建立「國中之國」之舉，讓對共產黨有著清醒認識的蔣介石深為警惕。在「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下，國民政府軍先後對中共根據地進行了五次圍剿。

第五次圍剿使中共陷入了絕境，中共被迫放棄根據地逃跑，最終逃到了陝北。在這個中共號稱的「長征」實則逃跑的過程中，毛的軍事主張在一系列軍事失敗後被採納，毛的地位再次上升。

不過，在2005年出版的英國華裔女作家張戎與英籍丈夫Jon Halliday撰寫的《毛：鮮為人知的故事》一書中，揭穿了毛在逃亡中「戰略高超」的頌歌，並將其稱為「謊言和臆造」。作者認為，長徵人數從開始時的8萬6千人下降至結束時的不足4千人，除了天氣惡劣和地區貧瘠等自然條件外，唯一原因就是毛的拙劣指揮和戰略無能……「現在世界公眾吃驚的獲悉，毛澤東長征神話之一的飛奪大渡河鐵索橋一事完全子虛烏有。根本就沒有槍林彈雨下的英雄，紅軍未受干擾就過了河」。

無論如何，毛最終逃到了陝北。在逃到陝北後，毛以派張國燾的紅四方面軍打通通往蘇聯之路為藉口，剷除了可以與自己抗衡的軍隊；此後，又設計除掉了盤踞在那裏的另一支軍隊的領導人劉志丹等人。到1938年底，毛已將中共軍權、黨權牢牢控制在自己手裡，但令毛如骨刺在喉的是：毛還未獲得中共意識形態的解釋權，而若無意識形態解釋權的支援，對黨和軍權的控制也難持久。彼時，對中共意識形態的解釋權仍掌握在王明等留蘇派手中。

如何獲得對意識形態的解釋權？毛澤東從斯大林的獨裁統治模式找到了通道。1938年底，斯大林親自修訂的《聯共黨史簡明教程》（以下簡稱《聯共黨史》）出爐並很快被翻譯成中文後，毛如獲至寶。沒有讀過多少馬列原著的毛，對於《聯共黨史》卻讀了至少十遍。該書是斯大林為在政治上徹底消滅異己、鞏固自己的獨裁地位而下令編纂的。

據業已去世的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高華在其撰寫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披露，毛在對《聯共黨史》給予極高評價的同時，迅速向延安的各級幹部發出學習的號召。1942年，毛更將該書稱之為「馬列主義百科全書」，把其列入《整風文獻》等，直到六十年代初，其「至尊至榮」的地位才被《毛選》取代。

毛高度評價《聯共黨史》，除了有迎合斯大林的目的外，更在於該書為毛「提供了大量他所急需的開展黨內鬥爭有用的經驗與策略，完全可以用來為毛的政治目標服務，為毛奪取中共意識形態的解釋權輸送彈藥」。

如《聯共黨史》為了維護斯大林一貫正確的形象，任意剪裁歷史，這也適應了毛急欲重寫以自己為中心的中共黨史的政治需要。《聯共黨史》把蘇聯共產黨歷史描繪成正確路線與錯誤路線生死搏鬥的歷史，尤其突出斯大林的個人作用。這一切都引起了自認為是黨的正確路線化身的毛的強烈興趣，給了他豐富的啟示。而且《聯共黨史》還以斯大林的個人意志作為評判是非的唯一標準，竭力醜化、貶低黨的其他領導人，這又和毛自大、專斷的性格相吻合。

正是通過學習該書內容，毛徹底瞭解了做一個斯大林式的領袖所必須具備的特殊素質，這就是以鐵腕統治全黨，用意識形態為這種統治服務。由此，毛通過發動整風運動，打倒了留蘇派，確立了自己在意識形態領域上的解釋權，並在以後中共的黨內鬥爭中一再運用。

整風運動與奪取最高權力

在中共這場整風運動中，與毛持有異見的人如王明等，均遭到了迫害和清洗。還出現了大量冤假錯案，錯殺了很多無辜者，而這個數字至今尚無確切統計。毛澤東為了掩蓋這段歷史，在建政後將參與整風運動的自己的得力干將劉少奇、高崗等人都先後清洗。而逃亡蘇聯的王明在他的《中共五十年》一書中，就指延安的整風運動是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的「演習」。

然而，整風運動和文革相同的是，都是整風整人、製造冤假錯案和極端殘暴殘忍；不同的卻是，文革是處在毫無外患內憂的和平時期，而延安的整風則是處在全民抗戰、國家存亡絕續的關頭。如果國民黨、蔣介石在此國難當頭之時，也來了這樣一場整風運動，也大搞一場深挖共產黨特務或其他種種特務的運動，也製造了如此之多的冤假錯案，則中華民族大約只有亡國這一條路了。反之，中共之所以在國難當頭之時，膽敢如此整風整人，大興冤獄，歸根結底一句話，就是因為它不抗戰，假抗戰所致。

而不抗戰的毛澤東通過這場運動，不僅確立了自己在黨內在意識形態各個方面的絕對權威，而且如海外自由作家凌峰所洞悉的那樣：毛通過這場整風運動還為他建政以後控制國家、控制幹部和控制人民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如控制傳媒，箝制民眾的思想；控制幹部，使之服從領袖；建構完整的政治運動模式。

中共積累的上述種種手段和經驗，在其後五十多年的專制統治中得以不斷運用，甚而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中國人民在這樣的統治下的生活情況可以想見是多麼悲慘，但是更為悲慘的是中共的高壓統治和愚民宣傳讓中國人民越來越麻木，越來越意識不到自己悲慘的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