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共1949年建政，到1997年香港主權回歸，每天都有逃港事件發生。每次逃亡高潮，都出現在中共政治動盪大開殺戒或經濟危機民不聊生的時期。文革期間的「逃港」，曾有過一天逃港7萬人的「井噴」記錄。文革逃港潮，知青是主力軍。

《偷渡香港》作者陳通教授於1979年冒死逃到香港。據他調查统計，70%的逃亡者是失敗的，20％的逃亡者死在路途中，只有10%的逃亡者有機會成功到達香港。

他說，最保守的估計，當一個人成功逃亡到香港時，至少有一個人死在逃亡途中，還有許多人逃亡失敗被抓捕毒打、批鬥關押、勞教勞改、被槍斃、被餓死、被迫害致死或自殺。有二百多萬人成功偷渡香港，三百多萬人死在偷渡路上，兩千多萬人參加偷渡香港這一行列。

當年有多少知青捲入這場偷渡潮？又有多少人葬身魚腹？據民間調查，在廣州老三屆知青中，全班百分之百的捲入偷渡潮的都有。每個班少則幾人，多則十幾人。以此類推，全廣州一百多所中學，該有多少人？他們歷盡千辛萬險，屢試屢敗，屢敗屢試，冒死投奔自由世界。

陳秉安在《大逃港》中提到廣州培英重點中學，那是座百年名校，師資力量雄厚，培養了大批優秀學生。但68年，將近百分之八十的初高中生，約有千人都不得不上山下鄉。這些學生下鄉兩年後，1971年開始了大規模的知青逃港，匯入「知青偷渡潮」。

偷渡的慘烈

「1974年8月，第五次偷渡終於成功。游水五個鐘頭之後，我們三人在平洲島上岸……警察將我們一共十七、八個偷渡客送上船，從平洲島到香港島要走三四個鐘頭。中途所見，永世都記得。如果之前見過，我一定不敢偷渡。——當時成海都是死屍，船走一段就見幾件，好多好多，不是一下子好多，是這邊幾件，那邊幾件，在水抱（註：粵語指救生圈）圓圈中間，剩得個上半身，頭在水抱上，下半身已經被魚吃了。周圍海水『紅撲撲』。我們那條船船員說撈一件看是怎樣死的？撈上來，膝蓋以下已經斷了，還吊著皮……同船還有幾個女的，說原來和她們一起有男的已被鯊魚吃了，有的是咬斷腳後流血死的……」

上面這段表述，來自一名逃港知青的親身經歷。知青死於偷渡的確切人數雖然至今不知曉，但其慘烈過程有很多親歷者。上面這段口述歷史記錄，或許也已經對死亡數字做出了大概率的描述。

活不見人 死不見屍

據和失蹤的梁啟光同住一茅草房的知青回憶：那天他們四個在我這裡吃飯。梁城根不是我們隊的，在東瓜宇大隊。我隱約知道他們是商量偷渡。吃過飯後他們就動身了。大約過了半月，快過年了，梁啟光的姐姐到我這裡來找弟弟，說她家在香港沒親戚，應該不會是…… 我說那天你兩個弟弟在我這裡吃完飯就走了。

送她姐姐一出門，她就大哭，說現在沒有一點音訊……其實，梁城根的母親也一點都不知道兒子走了，以為他還在農村。以後聽說是颱風翻船死的，都沒有辦法證實，不過我記得他們走的那天晚上是起風了……

另一同學趙X琦回憶：1973年的7月，偶遇沙螺灣大隊民兵營長劉金喜，他問誰叫梁成根？原來，一年多前，劉曾接到寶安縣的通報，說在一具知青的屍體上找到一張「南沙公社東瓜宇大隊」的證明，屍體被寶安漁民的拖網船所撈到的，然後就扔到寶安讓沙堆埋葬了。

在突然起風的那個夜裡，有四條年輕的生命，就這樣無聲無息地消隕在茫茫大海中。四十多年裡，親人們始終在苦苦尋找，等待他們突然歸來， 因為無法接受「活不見人，死不見屍」。

然而，他們的母校早把他們忘乾淨了。現在廣州培英中學有漂亮的校史館，但校史上對當年老三屆的偷渡和死亡不著一字。

當年廣州「老高三」知青黃東漢說，逃亡的路上很多知青死了，或摔死在懸崖峭壁下，或慘死在槍口下，更多的是葬身茫茫大海中。當年偷渡死亡的數字是多少，恐怕只有天才知曉了！但肯定不會是個小數字。

1978年夏從汕尾出發的一條小木船在大亞灣沉沒，45個年輕人無一生還。他有一個小學同班同學，和一個街坊一同葬身大鵬灣。1973年12月裡，從碎石斜坡滾落下來的胡向坤甦醒過來時，發現10米外的兩個同伴早已氣斷身亡……

逃港知青說，我們不是英雄，是文革知青，是被坑害的一代，悲哀的一代。我們本該升學讀書，追求理想，卻被迫「起錨」、「撲網」、「蹈海」。我們的青春如同一場噩夢，不堪回首。

一群「偷渡知青潮」的倖存者，在吉澳岛为逃港死难者立了纪念碑。那一起起「逃港」潮，一個個在逃亡過程中消逝的生命，記錄下是中共暴政帶來的苦難。

碑址選在了逃港中喪命最多的大鵬灣沙頭角岸邊，以紀念那些消失在漫長夜路和冰冷海水中的逃亡者，那些魂飄大海的青春夥伴：越山越水，越界少年，越海夢化，一縷輕煙。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李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