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1月25日訊】42 西藏的災難 1950～1961年 56～67歲
毛澤東對西藏的戰略，從來都是武力征服。一九五○年一月二十二日他跟斯大林會晤時，要求蘇聯派飛機幫他運部隊進攻西藏。斯大林答道：「你們準備進攻，很好，是該制服西藏人了。」斯大林還建議毛向西藏和其他邊疆地區移民，說：「新疆的漢族人還不到百分之五，應當增加到百分之三十……所有的邊疆地區都應當多遷移些漢族人去」。這成了中共的政策。
一九五○到一九五一年，兩萬中共部隊進逼西藏。但是毛意識到他不可能派進足以佔領全西藏的大批軍隊，因為沒有公路運兵運糧草，士兵不習慣高原氣候，當地武裝也不可小視。毛決定搞談判，裝作他將給西藏自治權。他上演了一出英明君主的戲，承認達賴喇嘛在西藏的領袖地位，送給這個年輕人電影放映機之類的禮物，對西藏代表團也說著寬心話。但同時，兩條通向西藏的公路緊鑼密鼓地修了起來。
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九歲的達賴喇嘛到北京去出席橡皮圖章式的人民代表大會。他在北京待了半年，毛跟他至少見了十幾次面，每次都和藹可親，要讓他沒有戒心。毛作了調查研究，知道達賴對科學感興趣，對他說：「我知道你是喜歡新東西的，我也喜歡。我們有很多共同之處。」毛跟他討論教育改革。達賴喇嘛對我們說：「毛的危險性也就在這裡，他說的話總好像是對的！」毛也以君主的身份教訓他，跟他大談「宗教是毒害人民的鴉片」。
為了保護西藏人的利益，達賴喇嘛申請加入共產黨。中共沒有同意。他繼續跟毛搞好關係，回西藏後寫信給毛，信中夾著一朵西藏的鮮花。毛手書的覆信簡直稱得上情意綿綿：「親愛的達賴喇嘛：一九五五年七月六日給我的信收到了，很高興。我時常想念你，想念你在北京的時候我們相處的那種愉快的情形。何時再能和你見面呢？……很高興地看到你在信裡附寄的西藏鮮花，我在這裡也附寄一朵給你。」
一九五六年初，公路通車，毛開始變臉。他首先在康巴藏區搞「改革」，鬥爭上層，收繳槍支，實行徵稅，破壞宗教。那裡的五十萬藏民立刻反了，到三月底已經拉起一支六萬人的隊伍，有五萬桿槍。其他藏區的「武裝叛亂」也如野火一般燃燒蔓延。毛只得動用軍隊，靠圍剿、重炮，甚至空中轟炸，才把反抗鎮壓下去。
這樣的幾乎全民性的參與造反，以及藏軍的強悍善戰，使毛得出結論：在西藏「現在還不是實行改革的時候。」「我們已經等了好幾年，現在還必須等待。」
兩年過去了。在大躍進中，當饑荒出現時，藏民又揭竿而起，在他們聚居的幾個省，都發生了武裝反抗。藏民有一些得天獨厚的條件，他們靠遊牧為生，有馬，有槍支。他們還有自己的語言、自己的宗教，能秘密組織起來而不為中共所知。
在青海，武裝起義遍及全省。毛在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四日批示嚴厲鎮壓，同時說：「西藏要準備那裡的可能的全局叛亂。亂子越大越好。」次年一月二十二日，他再次批示，在西藏，「總要來一次總決戰，才能徹底解決問題。」西藏有「一支鬥志較強的萬人叛亂武裝」，「這是我們的嚴重敵人。但這並沒有什麼不好，反而是一件好事，因為有可能最後用戰爭解決問題。」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西藏人風聞達賴喇嘛可能被劫持去北京，在拉薩暴動了。數千人上街遊行，高呼：「漢人滾回去！」第二天，毛電令中共駐西藏部隊，放達賴喇嘛逃走。如果達賴喇嘛在中共軍隊鎮壓中被打死，世界輿論將對毛很不利，特別是在毛想搞好關係的中國周邊的佛教國家和印度。十七日夜晚，達賴喇嘛逃出拉薩，奔向印度。他的逃離一經證實，毛就下達作戰方針：「全力抓住敵人在拉薩市區，勿使逃走，以便主力到達，然後聚殲。」
隨著戰爭而來的是宣傳戰。四月七日，毛給管西藏事務的官員寫信瞭解西藏情況，特別詢問：「貴族是否有殺人權？是否私立審判，使用私刑？……有人說對反抗的喇嘛剝皮、抽筋，有無其事？」「有人說〔喇嘛廟裡〕搜出人皮不少，是否屬實？」在毛親自主持下，二十九日，媒體宣傳運動揭幕，把西藏描繪成人間地獄，抽人筋、剝人皮、挖人眼睛。毛的軍隊是正義之師，是去拯救西藏人民的。本來漢人對西藏就有偏見，毛的宣傳更是在人們腦子裡種下了西藏野蠻落後的根深柢固的印象。
當然，西藏過去的神權統治有黑暗的一面。但毛管轄下的西藏要黑暗得多。地位僅次於達賴的班禪喇嘛一九六二年寫給周恩來的七萬言書中，淋漓盡致地說明了這一點。班禪喇嘛曾支持中共「解放西藏」，甚至在一九五九年拉薩暴動後還擁護中共「平叛」。他描寫的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在西藏發生的事，周恩來本人和管理西藏事務的李維漢，都承認是事實。這使七萬言書格外有份量。
班禪喇嘛寫道：「過去西藏雖是被黑暗、野蠻的封建統治的社會，但是糧食並沒有那樣缺，特別是由於佛教傳播極廣，不論貴賤任何人，都有濟貧施捨的好習慣，討飯也完全可以為生，不會發生餓死人的情況，我們也從來沒聽說過餓死人的情況。」
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兩年中，農牧業產品「收購過頭，甚至連香袋內的糧食和糌粑也收了，對翻出隱藏幾升糧食和糌粑的人家，也進行鬥爭……對大多數家戶，進行了搜查，把居民自己庫存的糧食、肉類、酥油等，差不多都挖光了。」「不少居民的口糧很緊，有的斷糧，肉類、酥油、清油等極缺，連燈油也沒有。甚至買不到燒柴。人們恐慌著急，叫苦連天。」
「我們藏區以前作為馬驢、牛、黃牛飼料的油渣、麥糠等，也成為人的難得的有養分的香的食物了。」「別說稍微能吃的一切草類，就連不能吃的樹皮、樹葉、草根、草籽也採集了許多，加工後和那點糧食摻合起來作為豬食一樣的稀糊糊給人們吃，就是這也很有限，不能果腹。由於這種藏族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人們做夢也想不到會有如此嚴重的飢餓之痛苦，人民群眾抵抗不住這種殘酷地折磨，群眾的體質日益衰弱。所以一些地方感冒等一些小小的傳染病就會使達到百分之數的人輕易地成批死亡，有些地方也有不少人因為斷了糧而被直接餓死，因此有些地方，也有些全家人死光的現象。」
班禪喇嘛寫七萬言書的時候，到藏區各地視察。在青海，他看到「許多百姓連吃飯的碗都沒有」。他掏錢買碗送給老百姓，並對中共官員憤怒地說：「過去只有俗人向僧人佈施，群眾向活佛奉獻，沒有聽說過活佛買碗給群眾。舊社會要飯的手裡還有個破碗。蔣介石、馬步芳統治青海十幾年，藏族老百姓也沒有窮到連個碗都買不起的地步。」
西藏人民還受到毛式的殘酷批鬥，班禪喇嘛的家裡「從我父親開始一個個都挨斗了」。「被斗者雖然沒有特別嚴重的罪行和過錯，也要捏造許多嚴重的罪行，並予誇大，隨心所欲，顛倒是非等，不僅毫無根據，一個比一個更尖銳激烈、更粗暴、更狂妄、更矜誇過火地肆意進行誣陷」。「鬥爭一開始，大喊、怒吼幾下，同時拔發揪須，拳打腳踢，擰肉掐肩，推來掀去，有些人還用大鑰匙和棍棒加以毒打，致使被斗者七竅流血，失去知覺而昏倒，四肢斷折等，嚴重受傷，有的甚至在鬥爭時，當場喪命。」不少人被迫「投河或以武器自殺」。
由於西藏武裝起義的全民性，青壯年男子被大批逮捕關押，「可以斷言，藏族中我們的親人除了婦女、老頭、小孩和極少數的青壯年外，就所剩無幾了。」
在監獄裡，看守不把藏民當人看：「殘酷無情地惡言恫嚇，恣意毒打；並故意把地勢高低和寒暖差別很大的南北上下的關押犯，遷來遷去，以致水土不服，衣被不能暖體，褥墊不能防潮，帳篷、房屋不遮風雨，食不飽腹等等，生活十分困苦淒慘，還讓起早摸黑的勞動，並由於把最重最苦的勞動活交那些人去幹，因而使那些人不可抵禦地出現體力日衰，疾病很多，加以休息不充足，醫療不完善，使大量關押犯遭到非正常的死亡。」班旦加措喇嘛曾在監獄裡度過多年，他告訴我們，他和別的囚犯被用鞭子抽打著拉犁。
對戰場上被打死的藏民的處理也令人髮指。班禪喇嘛在毛死後的一次會議上講到：「果洛地區打死了許多人，把屍體從山上拖下來，挖個大坑埋在裡面，把死者的親屬都叫來宣佈：『我們把叛匪消滅了，今天是喜慶的日子，你們在屍體坑上跳舞。』」
與對西藏人民的暴虐同時發生的，是對西藏文化的摧殘。當時有個「三大」運動，第一「大」就是「大破壞」。西藏的一切生活方式都被認為是「落後的、骯髒的和無用的」，要「破壞」。毛最致力於消滅的是宗教，早在與達賴喇嘛見面時，他就講西藏喇嘛太多，不利於增加勞動力發展生產。如今在西藏的寺院裡，班禪喇嘛說：「竟有讓喇嘛站一邊，尼姑和俗女站一邊，強迫他（她）們互相挑選〔配偶〕。」「掀起了消滅佛像、佛經、佛塔等的滔天浪潮，把無數佛像、佛經、佛塔燒燬，拋入水中，扔在地上，拆毀和熔化，對寺廟、佛堂、瑪尼牆、佛塔恣意進行了瘋象闖入般的破壞。」「把《大藏經》用於漚肥的原料，專門把許多畫的佛像和經書用於制鞋原料等，毫無任何道理；由於做了許多瘋子也難做出的行為，因而使各階層人民詫異透頂，心緒混亂至極，極度灰心喪氣，眼中流淚，口稱：我們的地方搞成了黑地方（西藏俗語中把沒有宗教的地方稱為黑地方）等而哀號。」
破壞後的西藏，班禪喇嘛說，就像「炮彈摧毀，戰爭剛結束的樣子，目不忍睹。」「西藏有大、中、小寺廟兩千五百餘座，而民改〔中共的「民主改革」〕後由政府留下來的僅只有七十多座，減少了百分之九十七多」。僧尼人數「減少了百分之九十三」，從十一萬多人下降到七千人。
使西藏人民最為痛苦的還有死人不准超度：「按我們藏人的習慣，人死後若不進行超度，就被看成是對亡人不孝敬、殘酷無情而極為惡劣的。因而一段時間人們說：『我們死的太遲了，如果早死一點，還能得到超度，現在死就像死了狗一樣，氣一斷就會被扔到門外去。』」
在藏區視察時，班禪喇嘛見到以下場景：「不少越過基層幹部的各種阻撓之難而來朝拜的藏族群眾，不論男女老幼，一見我就想起了一個時期來的痛苦，情不自禁流出眼淚，他們中的一些大瞻的人，流淚哀呼：『勿使眾生飢餓！勿使佛教滅亡！勿使我雪域之人滅絕！為祝為禱！』」
在這些傷心事的激勵下，班禪喇嘛勇敢地寫了「七萬言書」。到了毛澤束手裡，毛大怒。不久，班禪喇嘛就被批判鬥爭，身陷囹圄近十年，直到毛死後才重見天日。(待續)
──轉自《大紀元》
（責任編輯：李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