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论持久
“淞沪战役”后，日军战略重点南移，向华中集结。日军装备在水乡泽国威力大减。日军南下，陷入了蒋公的战略布局。蒋介石说：“日本军阀虽自以为机诈百出，实际上是冥顽不灵。”“他为所欲为，肆无忌惮。殊不知他的国策与战略，自开战以来，始终是受我们的控制。”（《中国之命运》）
上海沦陷，南京危在旦夕。十一月二十日，蒋介石发表迁都声明：“我们始终相信，暴力是不能打垮我们的。终有一天，会由敌人制造的废墟中出现崭新的国家，只要地球存在，这个国家就将继续存在。”
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失陷，日军疯狂屠城两个月，滥杀中国三十万军民，史称“南京大屠杀”。国民政府西迁，使日本逼蒋投降的计划落空。面对日本的虎狼之师，国民党上层意见纷纭。多数情绪悲观，认为战则必败。汪精卫为首的一派，早已做好投降的准备。连蒋介石的亲信下属中，也弥漫着悲观情绪。孔祥熙、于右任、胡适、蔡元培、陈布雷等都主张议和，认为战则必败，中华必亡。当时行政院开会，报告完了，必以“中国那得不亡”、“中国不亡是无天理”等等愤慨语结束。（《陈克文日记》）支持蒋公抗战的同僚和百姓，被讽刺为“唱高调”，是“歇斯底里的风气”。
蒋介石在日记中说：“老派与文人动摇，主张求和，彼不知此时求和乃为降服而非和议也。”又说：“各将领战意全消，痛心盍极。……敌军实无攻京决心，惟我军太无力量，敌人虽欲停止亦不能止矣。”“文人老朽以军事失利皆倡和议，高级将领皆多落魄，望和投机取巧者更甚若辈，毫无革命精神。”
蒋介石引领全国同胞同仇敌忾，持久抗战。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南京沦陷的前夜，他向全体国民宣告：“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我全国同胞，……父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敌忾，步步设防，……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壁垒，以制敌之死命。”（《我军退出南京告全国国民书》，一九三七）
十二月十八日，南京陷落后五天，蒋介石日记云：“近日各方人士与重要同志皆以为军事失败，非速求和不可，几乎众口一词。此时若果言和，则无异灭亡，不仅外侮难堪，而且内乱益甚。彼辈只见其危害，而不知敌人之危害甚于我也，不有主见何以撑持此难关耶！”（《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蒋介石认为，“必使敌人再进一线，使之更陷于穷境，则国际变化如何固不可期待，而倭寇弱点必暴露更甚，敌军兵力亦不胜布置，不仅使之进退维谷，而且使之疲于奔命，如此各国必乘其疲而起矣。外战如停，则内战必起，与其国内大乱，不如抗战大败。”
日本一方军事进逼，私下里又主动诱和，软硬兼施。蒋公将计就计，几次派代表与日方密谈。一九三八年十月，蒋公的代表萧振瀛与日本军方代表和知鹰二密谈，蒋公在中方宣言中加入：“我政府对于和战之方针与其限度，早已屡次声明，即和战之标准全以能否恢复七七以前之原状为断。”（《找寻真正的蒋介石》，杨天石）
十一月二日，日本广田外相正式提出日方的议和条件，德国大使托德曼受日本之托，于十一月五日面见蒋介石，转告了日方的和谈条件。日本此次提出的条件为：内蒙自治；华北自治；自伪满洲国至永定河划为中立地带；扩大淞沪停战协议所划之中立地带，以国际警察维持治安；中日经济合作，减轻日货关税；取缔排日及抗日教育；共同防共等。
十二月二十八日，蒋向主和最力的汪精卫、孔祥熙坦言：“国民党革命精神与三民主义，只有为中国求自由与平等，而不能降服于敌，订立各种不堪忍受之条件，以增加我国家与民族永远之束缚。若果不幸全归失败，则革命失败不足为奇耻，只要我国民政府不落黑字于敌手，则敌无所凭借，我国随时可以有恢复主权之机。”最终蒋、汪、孔商议决定，坚持抗战，不理敌人所提之媾和条件。
日本最终无法接受蒋公的底线，因为那意味日本在七七事变后的“成果”全部作废。日本看到蒋介石不会对压力屈服，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决定“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寄希望于扶持傀儡政权。一九四零年汪精卫伪政权成立后，日本才确立了自己的代理。
蒋介石坚信，抗战必胜，但不能速决。早在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五日，他命何应钦准备抗战计划时说：“与倭持久作战，非如此不足以杀其自大之野心。”（《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一九三八年一月，蒋介石说：“我们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的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抗战必胜的条件与要素》，一九三八）
碧血青天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三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抗战，决非争一时之胜负与得失，而为东亚千百世之祸福有关，故不惜任何牺牲，非达到此目的，终无战乱终止之期。”
一九三八年三、四月间，根据蒋介石的部署，国军在第五战区长官李宗仁指挥下，在山东与江苏交界处的台儿庄重创日军，杀敌万余。尽管国军仍然在做战略撤退，台儿庄大捷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狂言。此前不久，山东省主席、第五战区副长官韩复矩在徐州会战中临阵逃脱，放弃济南及黄河防线，被蒋介石枪毙，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大大鼓舞了前线官兵的抗战斗志。
一九三八年六月到十月，一百多万国民革命军，由蒋介石指挥保卫战时首都武汉。大战在即，蒋介石发表对全国的广播讲话，他说：“中国人民和政府已被日本侵略者欺侮压迫到最后限度，中国军队为了民族之生存，决心在武汉地区与日军决一死战。”“我军此次作战，将不以一城一地的得失进退为重，而在于自动的选择有利的作战地区，达成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之目的。”
日本急于速决，为拿下武汉，孤注一掷。这场战役为时四个半月。国军动用了仅存的海军空军，与日军殊死搏斗。造成日军伤亡二十万。气急败坏的日军，竟违反国际法，动用毒气。国军四十万伤亡，海军全军覆没，飞机所剩无几。碧血壮志书忠烈，青天白日祭英魂。
十月二十一日，广州失守，日军切断了粤汉铁路，武汉腹背受敌。第二天，蒋介石决定弃守武汉。当时武汉的政治、军事、实业已按计划撤退完毕，迁往西南大后方。十月二十四日深夜，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飞离武昌。翌日，日军攻入武汉。史学家认为，武汉会战是抗战的一个重大转折，双方从此进入僵持。日本虽然打赢了战役，却输了战略，陷入中国全面抗战的泥淖。
按蒋公部署，政府西迁重庆，借巴蜀天险，御日军进犯。在中国人民心目中，重庆是中华复兴的“希望之城”。而日军一面开辟西部战线，同时又开始对重庆进行长达六年的狂轰滥炸。企图摧毁蒋中正的抗战指挥中心，动摇中国的抗战决心。无论从军事、政治经济还是国人心理看，当时的抗战局势并不明朗，中华民族命悬一线。
日本人深知蒋介石对中国的重要性。一九三八年六月，日本外务省东亚局局长石射猪太郎在一份报告中说：“如果将国民政府比喻成一把扇子，蒋中正实为扇轴。对于拥有民族意识之中国多数知识分子来讲，蒋中正是其国家生存、民族复兴的好汉，更是中国民众的民族英雄。要打倒中国国民之偶像，与讨伐张学良的满州和其他地方军阀是不同的。”
五千年辉煌神传文化之千古英雄人物研究组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