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般的常识，一个政党组建后，若想赢得民众的支持，必然要想尽办法赢得民心，并在关键问题上，如保卫国家等方面是非分明。可1921年中共成立后，为了自身的发展，选择的却是一条宁可牺牲中国、中国民众的利益而投身苏联的做法。按照今日中共的说法，这正是典型的卖国行为。
翻阅中共党史，中共从不讳言自己是在苏俄的扶植下建立的，如1922年的中共“二大”发表的宣言中就称“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1928年中共“六大”通过的党章，又专门写下一章，规定“中共为共产国际之一部分，命名为‘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支部”。
而中共从其成立那一天起，就接受苏共提供的活动经费。1923年，中共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曾公开承认：“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苏联的档案资料也显示，中共在1928年的“六大”后，苏俄提供给中共的经费，每年在60万元以上。
也就是说，中共在政治上、组织上成为了国际共产专制势力的一部分，并在经济上对其依附，而双方的关联早在1921年前的巴黎就已经产生。
共产国际对周恩来等的资助
1919年“五四”运动后，帝制被埋葬，共和理想丧失，许多中国人很失望，也有一些人希望探寻新的道路拯救中国，于是纷纷选择出国留学。当时，至少两千人前往法国留学，原因除了她是当时世界上少数几个共和国之一以及提倡自由、民主、平等的大革命率先在法国爆发的外，更主要在于前往法国可以获得由留法勤工俭学会提供的半工半读的学习机会，且法国生活费低廉。
在这些留学生中，有不少人后来加入了中共，如蔡和森、蔡畅、向警予、李立三、赵世炎、周恩来、陈毅、邓小平、聂荣臻等。这些人中，一些人在出国前已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如周恩来。
据当年为反共而组建“中国青年党”的李璜的回忆录，1920年夏天，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与赵世炎、王若飞、蔡和森一起在巴黎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周恩来、李富春、李立三等留法学生先后为其成员。不久，第三国际从莫斯科派人过来，通过巴黎的光明社引诱外国留学生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及国际共产革命。李璜曾亲自参加过光明社的活动，发现这是国际共产党的宣传机关，他还发现周恩来亦几次参加活动。
因为社会主义青年团接受第三国际的资助，所以一些原本生活穷困的留学生，在信奉共产党后一个个生活都好了起来，尽管他们依旧看不懂法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也不理解什么是“唯经济史观”和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
而由于周恩来英文较好，可以直接与第三国际代表直接沟通，所以其在社会主义青年团中的地位变得重要起来。透过周恩来等人，共产国际代表开始训练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员们如何从事斗争，即怎样煽动、纠合群众，指定目标，从事打斗、示威，以引起多数学生注意、附和并与其一起斗争。
在共产国际的训练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员们先后攻打巴黎的中国留法学生会馆、围攻中国公使馆、大闹里昂学生宿舍、大闹国庆宴会等。他们的行为为人所不耻，很多留法学生并未给予同情，而且他们最终的打斗、示威使他们被法国政府以“强占校舍扰乱治安”的罪名遣返回国，这其中包括蔡和森、向警予、李立三、利瓦伊汉、陈毅等人，在巴黎坐镇的周恩来则逃过这一劫。这批经过俄共培训的中共党人的回国，将共产党暴力斗争的手段继续应用在中国大地。
周恩来等人的暴力行为引起了另外一些在法国的留学生如曾琦、李璜等的警觉，为了不让“斯大林赤化中国诡计更易成功”，遂成立了专门反共的“中国青年党”，并通过刊发的《救国》杂志，揭发俄共指挥中共的阴谋事实，指出每个中共团员每月领取俄共津贴七百卢布为生活费，因此称共党为“卢布党”。针对青年党人，周恩来与旅欧的中共党人，一改往日虽在理论上辩争但在行动上还在合作的态度，开始捣乱所有联合的会议，并造成了两次流血冲突。
保卫苏联发动武装暴动
刚刚成立的中共，自身还很虚弱，为了壮大自己，中共又听从苏共指示，加入国民党“借壳发展”。在国民党为统一全国而进行的北伐中，中共又接受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通过暴动、发动农民革命等积极破坏北伐，甚至采取了烧杀政策，造成了社会动荡，人心不安，也最终导致国民党“清党”。
阻挠国民党统一不成的中共只好退守边远农村，而此时的苏联也借此机会于1929年出兵8万占领了中国东北。为避免同时作战，中华民国政府只得对苏妥协，同意恢复苏联在中东路的特权等。
但是对于苏联这一侵略行为，以李立三为首的中共不仅不予以谴责，反而公开违背国家和民族利益，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并于1930年在多省市策划武装暴动，“以造成全国革命高潮”。如今的一些中共党史专家对此则小心翼翼的批评道：“武装保卫苏联，实际上是把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对立了起来，它脱离了当时中国广大群众的实际要求，也不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就连陈独秀也连续三次写信给中共中央，反对中共不顾国家民族的“武装保卫苏联”方针，反对中共与苏俄“里应外合”的武装暴动行为。
李大钊因叛国被处死
作为北大三等教授的李大钊，尽管在学术上并未有太多建树，但李大钊却因与陈独秀在北大共同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而闻名。1920年3月，共产国际派人来到中国，与李大钊见面，谋划建立共产国际中国支部。李大钊将其介绍给了陈独秀，并共商建党之举。中共成立后，李大钊先后任二、三、四届中央委员。中共对李大钊有这样的评价：“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在共产国际筹备和创建时期，在中国，没有哪一个人像李大钊那样，为建立同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联系如此积极努力。”
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中共党员李大钊、周恩来等人也加入了国民党，但他们在加入后，却公然违背孙中山的政策，分化国民党。
比如，在1924年苏俄煽动外蒙古独立时，在国民党和举国上下指责苏俄之际，中共党员却持有相反立场。此外，因苏俄与北京军阀政府建交并订立《中俄协定》，已参加国民党的李大钊等中共党员，竟在苏俄指示下立即承认北京政府，公开违背参加国民党时所发表的关于反对和不承认北京军阀政府的声明，并支持苏俄强行在外蒙驻军；甚至在苏俄的授意下，赞成外蒙古独立，出卖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李大钊等人所为显然是卖国行径。
1925年，李大钊因“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被北洋政府下令通缉，他遂逃入东交民巷苏联兵营。1927年4月，奉系张作霖占领北京后，京师警察厅派出300余人突袭苏联大使馆，将李大钊等35人和苏联使馆工作人员16人逮捕。
在搜查过程中，警察搜走了七卡车文件档案，里面有大量的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各派别的指令。后经翻译编成《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内容主要是“军事秘密之侦探”和“苏俄在华所用经费”两项。其中有：照译1927年1月30日军事会议案笔录；照译苏俄利用冯玉祥计划文报告；照译1927年3月13日军事会议案笔录；北京苏联大使馆会计处致广东军事顾问加伦函等等。
张作霖从这些材料中得出了如下结论：1.在奉军与南方军战争期间，李大钊参与了军事谍报工作；2.李与苏联政府勾结参与中国内战；3.李和冯玉祥国民军的关系非同一般；4.李作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北方领导人进行了颠覆政府活动。颠覆中华民国，显然属于叛国罪。张作霖据此认定：李大钊该杀。
不久，李大钊等20名国民党和共产党人员被以“和苏俄里通外国”的罪名绞刑处决，时年38岁。而绞刑是李大钊自己提出来的受死方式，张作霖为此还特意从美国买了一个绞刑架，完成其最后的心愿。
周恩来、李大钊等中共党员的所为，是马克思主义为祸中国大地的肇始，再一次证明了中共从其建立之初，就承袭了马列主义所推崇的暴力斗争思想，甚至还罔顾国家、民族利益。
共产党的鼻祖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的结尾中写道：“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暴力，正是共产党取得政权的手段，也是最主要的手段，这是这个党产生之日起便被决定的一个重要遗传基因。作为苏联共产党控制的第三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的中共，在以后的岁月中，不仅将暴力手段发展到极致，而且中共党魁一再卖国，让中国痛失逾百万领土。与这样的中共为伍，怎能不感到羞耻？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