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1月05日訊】9第一個紅色中國 1931～1934年 37～40歲

國中之國的首都瑞金位於江西省南邊陲，坐落在三面環山的紅土盆地裡。這裡屬亞熱帶氣候，農產品豐富，到處是杉、松、楓、樟、櫟，榕樹華蓋如雲。政治環境也很理想：國民黨手中的省會南昌遠在三百公里以外，無大路可通。紅區內有繁華的都市汀州，與外界通航。

紅色政府設在瑞金城外一座有五百年歷史的祠堂裡。祠堂大得足以容納幾百人，正好適合共產黨開會。供祖宗牌位的位置如今按蘇聯式樣搭了個檯子，上面掛著木刻的馬克思和列寧的像。這兩位共產黨老祖宗之間是一面紅旗，旗上照例是金星加鐮刀斧頭。再往上懸掛著用金線繡在紅布上的標語：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旁邊有一副銀線繡的標語：階級鬥爭。大廳兩側用木板隔成十五間屋子，作政府辦公的地方。部門的名字都是從俄語直譯過來的，十分拗口，像什麼「內務人民委員部」。

祠堂後面開出廣場，造了些建築物，像帶鄉土氣息的紅場。廣場一端是磚木結構的檢閱台，作軍事檢閱之用。另一端是紅軍烈上紀念塔，形狀像一顆矗立的巨大子彈，上面嵌著數不清的石頭小子彈。遠處樹林裡有座色彩鮮艷的大禮堂，狀似紅軍八角形軍帽。大門上鑄著一顆巨大的紅五星，正中是由鐮刀斧頭鎖住的凸出的地球。正面有點像歐洲教堂，窗戶是百葉窗。禮堂可容兩千人，緊貼著它有一個大防空洞，入口就在主席台兩側。

領導人的住宅曾屬於當地最富有的人家，位於祠堂的斜前方。毛挑了套寬敞的房間，面對祠堂的那面牆上沒有窗戶，從前的屋主出於對祠堂的尊重，不讓在那裡造窗。但毛為了采光，新開了一扇窗戶。他叫工人在地板上砌上磚，以防耗子的騷擾。

整個地方封了起來，常人不能進去，只住著警衛部隊、通訊服務人員。金庫、電話總機、電台也設在這裡。黨的領導跟本地人沒什麼來往，他們基本上都不會說當地話，也不打算學，需要時用本地幹部作翻譯就行了。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瑞金舉行隆重儀式，慶祝國中之國的成立。黃昏後成千上萬的人被組織起來參加提燈遊行，手執竹竿和篾索做的火把，提著五角星、鐮刀斧頭形狀的燈籠。人們敲鑼打鼓放鞭炮，踩著高蹺，有扮作「英帝國主義」的，趕著一群戴鎖鏈的「囚犯」，背上寫著「印度」、「愛爾蘭」。一串串用於手電筒的小電珠，懸掛在大木柱之間的鐵絲上，晃來晃去。到處是彩旗和五顏六色的標語。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站在主席台上，朝一隊隊按指定路線遊行的人群拍手、呼口號，這是他將來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百萬大眾的預演。

毛此時還不是至高無上的君主。莫斯科雖然讓他作了「主席」，但並不想要他做獨裁者，在他周圍擺了一大批聽話的中共領導。最高軍事指揮現在是朱德，職務是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在蘇聯受過訓，蘇聯人熟悉他，信任他的忠誠。莫斯科曾考慮過讓毛當軍委主席，後來改變了主意，只讓毛當十五個委員之一。

毛這個「主席」還有個頂頭上司：周恩來。周十二月從上海來到瑞金，做蘇區中央局書記，換下了毛（毛當時是代理書記）。在共產黨制度裡，黨的書記是頭號人物。周走後，上海組成「臨時中央」，由年輕的博古（本名秦邦憲）坐鎮，主要職責是在莫斯科與各根據地之間上傳下達。中共名義上的總書記向忠發，那年六月由於有人告密被國民黨逮捕後槍斃。逮捕向的國民黨情報機關首腦徐恩曾認為，告密者「是『奉命』來實施『借刀殺人』之計的」。（1徐說：「一天，一個外表很精幹的青年，到我們的辦公室來報告。說他知道向忠發的地址，願意引導我們去找到他……他引導我們到法租界霞飛路的一家珠寶首飾店樓上」，抓住了向忠發。「向忠發死後的一個月光景，這個青年忽然失蹤了。他一走，我們才恍然大悟」。）

在莫斯科的指點下，擅長組織的周恩來把國中之國建成一個斯大林模式的極權社會。每個村子都有幾十個名稱各異的委員會，如「擴大紅軍委員會」、「土地委員會」、「沒收委員會」、「戶口委員會」、「赤色戒嚴委員會」，不一而足。人們從小就被組織起來，六歲參加兒童團，十五歲參加少先隊，青壯年參加赤衛軍。

毛澤東觀察到這一切，讚許說這是一張無所不包的「網」。從前他管轄的紅區還有點土匪習氣，對老百姓還沒有組織得這麼嚴密。奪取政權後，毛把這一套極權機制完善到天衣無縫、滴水不漏，對社會的嚴密控制遠超過瑞金，甚至超過斯大林的蘇聯。他用周恩來作總理，直用到周的最後一口氣。

周是中共克格勃（此時叫政治保衛局）的創始人。他和毛一樣，利用恐怖做工具。不同的是，毛為的是個人權力，周更多的是為共產黨的統治。

周剛到瑞金時，感覺毛打AB團等「肅反」方式大有問題。他說毛「專憑犯人口供，依靠肉刑」，「在群眾中造成恐怖」。他實行了相對寬鬆的政策，宣佈「過去肅反完全錯誤」，AB團「都可自新自首不殺了」。

這樣一來，人們開始大膽反對共產黨統治，用周手下政保人員的話說，「發現反動標語」，「反革命企圖抬頭」，「大造謠言」，「拒絕使用工農銀行的紙票」。周恩來看出不殺人中共統治就有危機，幾個月不到就改變政策，又開始「加緊肅反」，「舉行群眾大會來處決反革命分子」。原紅色江西領袖李文林就是在這時被殺的。

在這個國中之國，老百姓是金錢、糧食、勞役、士兵的源泉。為了打仗，為了維持政權，中共用各種名目搾取農民。其中之一是逼著農民買「革命戰爭公債」。為此政府「號召」婦女剪頭髮，把頭上的銀髮簪「獻」出來，終身積累的首飾銀器也一步步被拿走。買了公債後是「退還公債運動」，把所購的公債無條件退還給政府。有的不怕事的人說：「共產黨發行公債，比國民黨苛捐雜稅還惡。」

糧食也是一樣。雖說農民分了田，不必繳租，但得交公糧，還得「借」糧給政府。一九三三年三月，毛澤東發佈訓令，要農民「自己節省食用，借出谷米，供給紅軍」。但「借」出的從來沒還過。

成年男子大都被征入紅軍，或征去做勞工。共產黨統治三年下來，鄉村裡十幾歲到五十歲的男人所剩無幾。

婦女成了主要勞動力。依傳統她們只干輕活，但現在大部分農活落在她們肩上，還要為紅軍做各種雜事，像挑擔子、照顧傷員、洗衣補衣、無休止地做軍鞋——布料還得自己負擔。毛澤東年輕時就認為女子能跟男人干一樣重的體力活，現在更是說：「生產絕大部分是依靠女子。」

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不在計劃之內。有的地方，老百姓連休息的日子也沒有，代替假日的是開會。毛說：「每人每月平均約有五個整天（許多次會合計起來）的開會生活，即是他們很好的休息時間。」

健康水準沒有提高。紅區裡最好的醫院原在汀州，是外國傳教士辦的，為一般老百姓看病。毛在那裡住過，很喜歡它，回瑞金時就把它搬來了，變成為共產黨服務的「中央醫院」。毛本人很注重健康，旅行時總是自帶茶碗。他搬去沙洲壩時，發現喝的水來自池塘的死水。為了有乾淨的水飲用，毛下令打了口井，村民們也都跟著沾光。後來這口井成了共產黨宣傳「吃水不忘挖井人」的聖地，要人們記住毛澤東無意中施與的恩德。有了毛的開頭，共產黨機關興起了打井熱潮，沒住共產黨幹部的村子無此福分。

毛通過斯諾向外界宣告，紅色政權下的「某些縣，共產黨人在三、四年內達到的人民識字程度，超過了中國任何其他農村地區多少世紀來所取得的成績」。事實上，從前的中學大多關了門，成為辦公場所。教育僅限於小學，名為「列寧學校」，教學生識字，達到看宣傳品的程度。孩子們組織起來站崗放哨，還成立「恥笑隊」，去羞辱那些不願參加紅軍或當逃兵的人。十幾歲的孩子有時也被鼓勵向「階級敵人」揮刀行刑。

毛澤東對這個政權的主要貢獻之一，是在一九三三年二月搞了一場製造「階級敵人」的「查田運動」。由於按共產黨的理論，只有地主富農才能被剝奪，毛要基層幹部「查出」更多的「地主富農」，逼他們交出「罰款」和「捐款」，把他們送進勞役隊當苦力。毛的命令是：「地主階級的土地財產要沒收一個乾淨」，「使之擔負無限制的義務勞動」。

共產黨統治已經幾年了，地富早已被挖乾淨了，為了湊數，幹部不得不亂整人。被整的全家「掃地出門」，住在關水牛的牛棚裡。「牛棚」作為準監獄的代稱就是這樣來的。三十年後的文化大革命中，這個詞被廣泛運用，儘管關人的地方已不再是真正的牛棚，而是教室、廁所、電影院等等。

毛的運動製造了數萬苦役工，卻擠不出多少錢和糧食。從當時的統計表上可以看出，江西的十二個縣中，只有兩個縣交出了「罰款」和「捐款」，離毛定下的任務目標天差地遠。農民早已被搾乾了。

紅軍軍官龔楚回憶起運動中的一樁見聞。一天他經過瑞金附近的龔坊，「因為天氣炎熱，到村裡去找一間民房休息。這個龔坊，居住的是姓龔的居民，我進入休息的是一棟很大的青磚平房，外面非常整潔。但等走進大廳時，卻意外地感到淒涼與蕭條，因為屋子裡的傢具部沒有了，只有一張爛方桌和一條長板凳，屋子裡有兩個中年婦人和一個老年婦人，還有三個小孩子，全穿著破爛衣服，形容憔悴，看見我帶著四個攜有手槍的特務員進來，非常驚恐，小孩更嚇得哭了起來。」

這時他們聽到龔楚的姓，知道是同宗。於是一家六口跪在他面前，求他救他們的命。老太婆哭著說：「我家的老頭子是個讀書人，兩個兒子也讀了點書，因為家裡有十多畝田，兩個兒子便在家裡耕地。上半年老頭子和兩個兒子都被政府捕去，又打又吊，迫交光洋二百五十元。我們到處張羅了一百二十塊錢，並將女人家全部的首飾湊足起來，送去贖他們。但金錢繳了，老頭子仍被吊死，兩個兒子也被殺了。現在，他們還逼我們繳五百光洋，否則我們六口人都要捉去坐牢。司令員呀，我們飯都沒有吃，哪裡還有五百光洋呢？求你念在同宗之情，替我們說句公道話，我家老頭子在世的時候曾經說過，有位紅軍軍長是我們姓龔的，他很早就想去找你……但村政府不許我們離開一步，今天真是天開了眼，你來到我們家裡，司令員呀！你無論如何要救救我們！」說罷，她便不住地磕起頭來，她的兩個媳婦和小孩，也跟著磕頭，流淚。

龔楚答應替他們想辦法，但最終什麼也沒做。他明白幫忙反會害了他們。曾有個醫生因為交不起捐款求他，他轉告了當地政府，但「十多天後，當我由閩西再回到瑞金時，那位醫生已被殺害，藥店也被政府沒收，他家的寡婦孤兒已流為乞丐了。」正是這一系列的悲劇，促使龔楚逃離紅軍。（1龔楚的回憶錄於一九五四年在香港出版。毛死後的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作為瑞金時代的見證人，在小範圍內承認這部回憶錄的真實性。儘管回憶錄不能在大陸出版，龔楚本人在一九九一年九十高齡時回大陸定居。）

毛的「查田運動」也為中共嚇唬出不少士兵。張聞天夫人劉英「擴紅」擴不到足夠的人數，毛就叫她「三天找出反革命」，人們害怕，只好參軍。另一個女幹部回憶道，她所在區的軍事部長蔡墩松被認為不積極徵兵，毛叫她把蔡抓起來，押送到他那裡。經過一天的拷問，蔡墩松「在毛澤東同志面前坦白交代了他們組織『反共團』的罪行，供認他是反共團的團長，並把該反革命組織的全部成員名單都交出來了。」隨後是照例的群眾大會，毛「在會上宣佈了蔡墩松等人的反革命罪行」，蔡等被當眾處死。會後，「不到半個月的時間，就超額完成了擴紅任務，按要求擴紅一百名，實際完成一百五十多名。」

這個國中之國就像監獄，每個村子都二十四小時放哨，離開村子得有路條。有個管錢的管理員曾試圖想跑，「挪用」了兩百四十六塊七毛錢，買了張路條。逃亡沒成功，在大會上示眾後殺掉。據過來人說，甚至「坐班房的人逃走了，看守班房的人要殺頭」。

自殺屢見不鮮，為後來毛統治的一大特徵開了先河。自殺數量在共產黨幹部中也十分驚人，致使官方在報刊上公開譴責：「自殺是革命隊伍中最可恥的分子！」

毛的親信楊岳彬也受不了，千方百計逃跑了。他投向國民黨，把中共要人的住地告訴他們，國民黨飛機來轟炸，毛等只得全部搬家。

住在紅區邊緣的人逃跑的機會要多一些，有的基層幹部也組織民眾成批地逃，有的地方一晚上逃走幾百人。中共於是把稍有疑點的幹部調到跑不出去的紅區中心地帶。大多數人是在國民黨進攻後起來反抗。在紅色政權最後的日子裡，當國民黨軍隊逼近時，成村的人揮舞著大刀長矛襲擊退卻的紅軍。對付反抗的百姓，中共的辦法是加強恐怖。在最極端的時候，日常往來都可能招致橫禍。老人們回憶：有的縣「規定各家不能招待客人住宿，如發現誰家接待了客人，不論什麼人，都要和客人同罪殺頭」。

中央蘇區地處江西、福建。在它存在的四年中，人口在全國下降最多。根據中國人口統計，從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五年，江西根據地內為中共完全控制的十五個縣（不包括為中共部分控制的邊緣縣），人口減少五十多萬，占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閩西根據地的減少幅度也差不多。中央蘇區人口共下降七十萬。由於住在這些地帶的人很難外逃，這七十萬基本上應屬於死亡人數。（1毛死後的一九八三年，江西有二十三萬八千八百四十四人被官方追認為「烈士」，包括戰死的和肅反被殺的。）(待續)

──轉自《大紀元》

(責任編輯: 李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