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死如归
政变当天,张学良前来见蒋介石。蒋介石质问他对兵变的态度,张谎称事先不知情。蒋介石说:“尔既不知情,应立即送余回京或至洛阳,则此事尚可收拾。”张却要蒋介石答应他的条件,方能放人。蒋介石当即义正言辞谴责张的叛徒行为,要他“应即将余枪杀,此外无其他可言也”。张竟用“交人民公断”威胁。蒋介石愤怒已极:“余身可死,头可断,肢体可残戮,而中华民族之人格与正气不能不保持。”蒋介石要张学良选择:立即释放或当场枪毙。张学良一时无所措手足。
“直至第三日,他(张学良)才含糊其词,半劝半求说出他们所共同议决的八项条件,并说只要我应允签一个字,他就立刻亲自送我回京。我乃对他说,无论你说得任何动听的请求,在你西安劫持威胁之下,绝无商讨余地。但是我也知道,即使张等有悔悟之意,而其主谋之共匪,必认为千载一时的良机,也就是他匪党的一个生死关头,非迫我接受他的条件,即必制我的死命。我在此时,只有下定舍生取义的决心,对叛徒始终拒绝与他们商谈任何政治条件。”
蒋介石当时的处境,如入虎穴狼窝,九死一生。他知道自己生还的机会很小。十二月二十日,叛乱发生后第八天,宋子文到西安见到蒋介石。蒋介石给全体国民、妻子和两个儿子分别写下遗嘱。他希望美龄对经国、纬国能视如己出,也要儿子们听从孝顺后母;并要子文向美龄传话,千万莫来西安。他告诉宋子文:“此时非迅速进兵,不能救国家脱离危险。”还向宋亲示进兵方略,让他转告中央。蒋介石说:“吾人作事,应完全为公而不可徇私,如其速将西安包围,则余虽危亦安,即牺牲亦瞑目矣。”(《西安半月记》)
在对国民的遗嘱中,蒋介石说:“中正不能为国自重,行居轻简,以致反动派乘间煽惑所部构陷生变。今事至此,上无以对党国,下无以对人民,惟有一死以报党国者报我人民,期无愧为革命党员而已。我死之后,中华正气乃得不死,则中华民族终有继起复兴之一日。”
面对蒋公视死如归,中共黔驴技穷,张、杨骑虎难下,国军讨伐,如箭在弦。十六日,惊慌失措的张学良向蒋介石报告中央空军对渭南、华县等地要塞开始轰炸。蒋介石甚感安慰,日记云:“知中央戡乱定变,主持有人,不啻客中闻家庭平安之吉报也。”
宋美龄不同意军事解决西安事变,事变后第二天,她就委托私人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飞往西安面见张学良,寻求妥善解决的办法。为了和平方案,美龄与部分国民党高官意见相左,但很难阻止军事行动。有人甚至责怪她是救夫心切、妇人之见。美龄不为所动,为争取和平,救蒋介石领导抗战,她决意亲往西安,与夫君共生死。
无论是蒋公的同盟还是政敌,大家都知道,没有蒋介石,中国将陷入群龙无首的乱局,内战蜂起,垂手得利的当然是日本。中共当时还远未成气候,日本全面入侵,如果没有蒋介石领导,中共也只能选择当汉奸或亡国奴,绝无抗日的能力。宋美龄坚信蒋介石能够渡过这一难。
蒋介石得到神的护佑,闯过死关:“吾夫言曰:‘余虽屡嘱君千万勿来西安,然余深感无法相阻也。今晨余读圣经,适阅及:‘耶和华今将有新作为,将令女子护卫男子’句,今君果来此。’我夫历述被劫之经过,并称在劫持中,决不作任何承诺,因要求我勿以签订某种文件相劝。余告之曰:‘余本视国家福利重于吾夫之安全,幸勿虑我有强劝吾夫屈服之举。’”(《宋美龄自述:西安事变回忆录》)
蒋介石宁死也不妥协,“二十二日,蒋夫人突然来到西安,我见面第一句话告诉她说:‘十日来叛徒每日用各种手段,只要求我在其条件上签字,就可以送我回京。你来共患难,是为公而非为私,一切须以国家为重。如有叛徒以任何条件,托为转劝,必严厉拒绝。我们宁死,亦不可答应。’蒋夫人此行下了决心,她回答我道,她重视我的人格,甚于我的生命,他决不劝我有违背素志的行为,她只愿与我同生死。”(《苏俄在中国》)
宋美龄到西安后,劝蒋介石“宁抗日勿死敌手”。宋氏兄妹代表蒋介石向张学良及中共作出了让步,停止剿共,改编赤匪,纳入国民革命军,在蒋委员长统帅下,准备抗日。
张学良西安事变后,自己负荆请罪,由西安飞往南京途中写告别信,文中表示宁可自尽,而能让别人的事情成功。
文件第一部分的大意如下:“余诚意救国,到现在反成为误国。平生以信义自诩,不期有今日。余最痛心者,为日本小鬼所快意。余不愿见亡国之事,愿自了,而使他事好了,并盼当国诸公良心上加以醒觉。介公方面,余已再三陈之矣。想介公聪慧过人,乞再察良言,良为三叩首矣。”
张学良叮嘱家人部分概略转述如下:“兄(父)生性直鲁,救国有心,为事之计,西北端起,非余所初计。余只身来京,期了去,以救国家身,勿日本帝国主义所快,不期有今日,余不愿留求一身,而使事变,更生枝节,余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余当负其责也,愿张氏子孙为国为家,同日本不共戴天之仇,愿世世勿忘,传弟、妹、子、侄、女、甥、儿全体。”(《飞机驾驶员海岚‧里昂所收藏的有关西安事变的重要私人档案》)
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蒋介石伉俪由张学良陪同登机离开西安。次日回南京。委员长英雄凯旋,南京民众欣喜若狂,爆竹震天,全国上下万众欢腾。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和宋美龄返回南京,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接机。(公有领域
日本历史学家松元一男在《张学良和中国》中说:“在西安事变里获益最多者是中国共产党,……拜西安事变之赐,赤匪得以甦生、发展而取得天下。”这是事实。从另一方面看,蒋介石逢凶化吉,也是中国不幸中之大幸。神护佑他闯过死关。在日本全面入侵时,以必死之气概、超人之远见,领导中国打赢了五千年历史上最伟大的卫国战争。
张学良劫持领袖,兵变逼宫,实属死罪。但他负荆请罪,自首归案,对局势已无大碍。他在东北易帜、中原大战时的功劳,使蒋介石怀有恻隐之心,赦他不死。蒋介石厚待张学良,并吩咐张学良多读书。
张学良日后悼蒋所书,两人“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
蒋介石在一九三七年的证道词中说:“事变既平,叛首自知为鲁莽灭裂,贻祸国家之举动,深为惶恐。然余遵主耶稣饶恕人七十个七次的训诫,应予以自新之机。”(《耶稣受难予余之教训》,一九三七)
共党奸诈
根据前美国外交官陶涵(Jay Taylor)着《蒋介石与现代中国》(林添贵译)陈述,“周恩来从延安回报时,毛泽东简直不敢相信,蒋只是出言保证说会停止内战。他担心几天前似乎落入掌中的这位大敌,现在已不受控要大举迅速、残酷的报复。周恩来说,蒋‘可能不会食言’。他以调侃的口吻说:蒋自命为英雄人物,会言出必行,虽然周认为这种品格是虚荣心。毛泽东想起自己从前也是这样讽刺蒋的天真,毛认为,蒋就像阿Q一样,对自己的美德和真诚以及中国的传统充满幻想,中共正好可以好好利用他这一点天真。共产党表面上对委员长毕恭毕敬,但内心里却静待时机。”
陶涵却认为,“蒋介石的确没有公开承诺任何条件,大可迅速调集大军包围延安。中共在陕北的三个红军兵力只有五万人左右;其中只有两万九千六百五十人有枪,而且他们没有空军。蒋氏统领大军两百零二万九千人,其中三十万人受德式训练,有八万人更是配备德制武器。此外,他拥有三百一十四架军机,六百多名战斗机飞行员。甚且,斯诺说‘他安全脱险后全民拥护的声势极大,证实他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如日中天,远胜于中国现代史上任何一位领袖。’以民意而言,这是发动攻击的最佳时刻。”
“但是,蒋介石果如周恩来预见,他信守承诺、停止‘剿共’。甚且,还开始每月拨款二三十万元给中共部队。”“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拒绝为统一战线背书,重申必须反共到底。不少中央委员依然相信和日本合作而非和共产党合作,才是恢复中国主权的道路。但是蒋介石执意要做,下令对西北红军根据地开放贸易,部分恢复邮电服务。”
蒋介石因为相信中共党员也是中国人,也会爱国,拿出诚意对待中共:
“当时实在相信共党是有悔祸归诚、共同御侮的诚意。而且我讨伐匪军的宗旨,一向认为中共党徒是中国人,终必爱中国。只要政府加以相当制裁,不难使其就范听命;只要他放弃武装暴动,自可与其他政党一样通力合作,为革命救国来努力。所以自十九年剿匪开始,直到二十五年为止,我对共党的方针始终是剿抚兼施的。我认为共党这次共赴国难的宣言,就是我们政府精诚感召的实效。当时一般爱国有识的人士,都相信这是政府政策的成功,也就是民族抗战胜利的朕兆。
“不料共党此后的行动,完全与他的诺言相反。这固然是我自信太过,卒至重大的挫败,亦可证明共产党徒毕竟是共产党徒。他们决没有所谓祖国爱与民族感。他共产党徒不仅是不爱国,而且是蓄意卖国,甚至为了他共产主义祖国苏俄,即使亡国灭种,亦所不惜。这一事实的严重教训,虽对于我个人是一种无比的耻辱,而对于今日自由世界反共斗争,却不无贡献的价值。”(《苏俄在中国》)
“中共向全体党员发布秘密公告,宣称搞统一战线只是策略,使党既能抗日又可‘千百倍’扩张势力。蒋也看到这份公告,写下:这显示‘共产党的奸诈’,但是他并未公开宣扬这个观点,继续把中共当作忠心的小老弟看待。他也放弃削弱军阀的努力,现在全神贯注到准备抗日。他需要全国团结以及苏联的军援。”([美]陶涵着,林添贵译,《蒋介石与现代中国》)
中共为示“守信”,停止新的没收土地做法,但早先占走的土地则不予归还;停止反国民党的宣传;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斯诺观察到,这些改变“并未影响中共的基本理论、方案或自主地位”。蒋氏对这一切全都心里有数。
五千年辉煌神传文化之千古英雄人物研究组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王馨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