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鉅賈川普逆流而上當選美國總統後，我發現川普祖父母的母語都是德語。1905年，他的祖父因祖母不習慣美國生活想重回故鄉定居，卻因未盡居民義務比如未服兵役等而被當地政府取消居留權，被迫離開巴伐利亞；而川普的三任妻子中兩位都生長在曾經被共產黨赤化的東歐，所以，我想評介川普一家的美國夢。可惜川普競選美國總統前，未引起我關注，現在關於他的報導層出不窮，應接不暇，于是我想起與川普父親（1905-1999）幾乎同齡，也定居紐約並在那兒辭世的阿倫特（1906-1975）。1941年，阿倫特因逃避納粹，抵達紐約，10年後入籍美國。那年她也出版《極權主義的起源》，進入政治理論家的行列。在阿倫特看來美國好比「天堂」，而她也是到紐約後才產生國際影響。
阿倫特屬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思想界的名家。她隻認同保證居民個人自由的政治權威，拒絕被任何黨派及其意識形態操縱或利用。她歷來隻發表個人觀點並教導「批評性思考、判斷與行動」。代表作是《責任律令》的猶太同行尤納斯（Hans Jonas 1903-1993)與阿倫特從大學起就同道，與她很熟，評價很高：「她審視過的事物看起來會不一樣。與她一起思考是一種道德行為。」
大概是在1995年，阿倫特的著作在臺灣首發，目前大陸涉及阿倫特的中文出版物也越來越多。我樂見她被翻譯成中文，進入大陸讀者視野。可能因為她不曾剖析過中共的極權暴政，大陸體制內學者也在譯介她。被魯迅迷惑的大陸作者也在讚美阿倫特，其中一位表示：「阿倫特之所以值得我們記取和懷念，是因為在極權時代的黑暗中，她帶給我們思想的光亮」。但願大陸讀者能通過阿倫特對世界的愛比較出紅色偶像魯迅的陰險邪惡，所以，我樂於在阿倫特冥誕110週年之際寫出我如何通過她瞭解西方，反觀故國。同時也想證實自己站在阿倫特的肩膀上，不可能落入民族自戀的窠臼。
阿倫特在紐約去世13年後，我進入她生活過27年的西歐，2016年是我到西方的第28年。六四屠殺發生後，我把副科從社會學改成哲學，目的是想搞清楚被共產黨奉為真理的馬克思主義究竟是什麼。
1996年，阿倫特冥誕90週年，我在接受博士學位口試時，哲學的口試內容主要是馬克思與阿倫特。我不知阿倫特對我有多大的影響，但我畢業後無法回自己思念的故國安居樂業肯定與之有關。畢竟不少大陸人比我早出國，比我更有才，更用功，也在西方獲得文科博士，但是依然可以回國接受共產黨的領導，而我寧可在德國當臨時工，也不願回大陸當特權豬。
×阿倫特的根源
阿倫特屬德語為母語的猶太裔，而大多數德語使用者都是耶穌的信徒，無論他們屬哪門哪派，是否真信。耶穌信徒與猶太教的矛盾從身為猶太人的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起持續至今，排猶、反猶與屠猶貫穿西方歷史。導致基督教分裂為天主教與新教及分派的馬丁路德（1483-1546）就有反猶言行。是他把聖經翻譯成德語從而規範了德語，可想而知路德在德語區域的影響有多大。此後尤其是《共產黨宣言》於1848年發表後，因為作者馬克思及其追隨者比如盧森堡都是猶太裔，導致無數人因為反共而反猶。
隨著赤潮在歐洲的氾濫，像阿倫特一樣生在猶太家庭，卻不信猶太教，或像波伏娃（1908-1986）一樣生在天主教徒家，但失去信仰的知識人越來越多。阿倫特父母也在此列，本是工程師的父親婚前染上梅毒，婚後發病，影響了阿倫特的童年。7歲時父親過世，14歲時母親再嫁，後爸是位已有兩個女兒的猶太富商。阿倫特在康德（1724-1804）一輩子都沒離開過的東普魯士首府柯尼斯堡長大，並在少女時就開始閱讀康德及她後來的博士導師雅斯貝爾斯（1883－1969）。
18歲時，阿倫特慕名到海德格爾（1889－1976）任教的馬堡大學向他學習思考。大她近一倍已結婚生子的名師見她後就「被魔力擊中」。在名師的追求下，初戀的阿倫特淪為偷情的小三，但沒有失去自我，而是激流勇退，轉到海德堡大學，向雅斯貝爾斯學會了坦誠、理智與責任，並在其指導下於1928年獲得博士學位。1929年她在柏林與聽海德格爾課時結識的君特斯坦恩（1902-1992）邂逅。斯坦恩筆名為安德斯，父母都是猶太裔心理學者，博士導師是海德格爾的老師胡塞爾（1859-1938），他比阿倫特大四歲也早四年獲得博士學位。在男方的追求下兩人同居並結婚。兩人都在寫作教授資格論文。夫婦倆與左派知識份子比如安德斯的親戚本雅明（1892-1940）與布萊希特（1898-1956）都有來往，但與阿多諾（1903-1969）等不和。
希特勒向共產黨學來宣傳術並靠反共與反猶顛覆魏瑪共和國後，本不關心政治與歷史的阿倫特在1933年開始行動，收集針對猶太人的納粹宣傳，並被捕8天。成功出獄後，她帶著對德國知識階層的失望，步丈夫後塵逃亡法國。1936年，她在巴黎結識一位反納粹的德國共產黨員布呂歇爾（1899-1970），勞工出身的他讓阿倫特感到既有愛情又有自我，于是結束與前夫的婚姻，但這不影響前夫資助她與第二任丈夫及母親歷盡艱辛，逃到美國。
被希特勒政府剝奪國籍的阿倫特在紐約著書立說，積極生活，直到往生；而前夫則質疑美國及其投向日本的原子彈所代表的現代技術，於戰後隨第二任妻子遷居維也納。他與阿倫特一生的共同友人包括上面提到的尤納斯。簡言之，讀阿倫特就像戴上她的眼鏡看從柏拉圖到海德格爾的西方思想史，我看到了西方學術的根源及侷限，包括生為人之困境……阿倫特有激情也有理性，雖不能滿足我的精神需求，但通過她我瞭解了西方的多位名家，他們也多被譯介到大陸。 ×回頭看波伏娃
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在大陸上大學時就讀過被視為女性主義開創者的波伏娃。那時飽嘗匪共苦頭的大陸知識人翻譯出版了不少與共產主義相似的西方各種主義。波伏娃的終生伴侶薩特（1905-1980）則是存在主義的鼻祖。他倆反傳統反道德，共同亂性，波伏娃還因引誘女中學生被取締教師資格。
1955年9月至11月，毛共用老百姓的血汗錢把薩特與波伏娃請到大陸享受特權，還上天安門城樓給中共的國慶大典充當外國道具。1955年11月2日，《人民日報》刊發薩特的馬屁《我對新中國的觀感》。1957年波伏娃則發表美化中共暴政的長篇大論《長征》。他們不僅謳歌中共，也像魯迅一樣讚美蘇聯，儼然是國際共運駐法國特使。為了顛覆法國的憲政，他們濫用自由，不遺餘力。不過薩特還算有自知之明，當諾貝爾文學獎落到他頭上時，他表示拒絕併發表宣言陳述理由。他拒絕榮譽稱號，因為這會使人受到約束，而他只想做個自由人。因此，薩特對生長在中共極權暴政下的民眾還可能會產生正面影響。
1964年，阿倫特發表題為《專制下的個人責任》的演講，她指出，不僅要反思專制，追究政治責任，也要追究個人責任。
兩年後，當毛澤東發動「文革」後，薩特與波伏娃卻在巴黎積極響應。當宣傳毛澤東思想的法文報紙可能被取締時，薩特宣佈要當出版人，並與波伏娃一起上街散發該報。所以，薩特堪稱歐洲68年「小文革」的發動者，更像毛澤東一樣帶頭性亂或曰「性解放」。
薩特與波伏娃像阿倫特一樣在一戰前後出生，並在二戰後成名，也都受到海德格爾的存在論影響。1952年，薩特還專門到德國拜會反共的海德格爾，雖然他與樂居鄉村的主人道不同。主人也對客人不以為然，讓後生感到，他在與主人的禮帽說話。
阿倫特曾應邀為美國讀者介紹過法國存在主義，其中透露她認同卡繆（1913-1960），批評薩特，而她自己則主動翻譯介紹海德格爾並嚴格區分存在主義與存在論。
我到西方見了世面後，自然會發現波伏娃很變態，不到30歲我就斷定波伏娃誤入歧途，言行不一，女性主義不可取。波伏娃向壞男人學習並協同薩特造孽，讓多名學生不幸，而阿倫特雖曾充當小三，又拋棄前夫，但她卻能用愛去包容誤入共產黨的第二任丈夫及支持納粹的初戀，讓他們與自己都在愛中升華。
至今我看阿倫特，依然覺得她有現實意義。比如她的《專制下的個人責任》已翻譯成中文，有助大陸讀者意識到個人的責任並抵制特權的誘惑。自由需要代價，越早拒絕服從，付出的代價越小。真心希望更多的大陸人通過阿倫特明白不服從暴政是每個人的義務。
阿倫特的中文版我沒讀過，隻查閱過相關評介，發現她針對納粹幹部艾希曼而使用的論點「惡的平庸性」進入中文後變成「平庸的惡」，而且得到傳播，深感阿倫特的譯文值得探討。我還轉發過在網路上流傳的阿倫特的一句名言，最近才找到原文，糾正後，在此引用，算是藉此表白我早已像阿倫特一樣是超越民族的世界公民，即使是我一再沿用的民國詞彙「中華民族」或「中華文化」。
阿倫特：「我這一生中從來沒有愛過任何一個民族、任何一個集體—無論它是德國人、法國人、美國人、還是工人階級或別的什麼。我確實隻愛我的朋友,我不具有另外任何一種愛的能力。尤其是愛猶太人，對我來說很可疑，因為我自己就是猶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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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