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安內攘外
通盤計劃
一九二七年十月，蔣介石第一次離職後訪問日本，二十三日他在東京發表了《告日本國民書》。他說：「明達如貴國朝野人士，對於東亞百年之大計，其必有遠大之懷抱，而於排除我中國國民革命之障礙，亦必與吾人具有同情，而不加以阻止乎？「並切望日本七千萬同文同種之民族，對於我中國革命運動，澈底瞭解，而予以道德及精神上之援助，亦即我兩國根本親善之良謨也。」
十一月五日，蔣介石會見首相田中義一，提出三條忠告：不可在中國製造奴隸；勿干涉北伐；放棄武力對華政策。但田中態度冷淡。會後蔣介石對身邊人說：「綜核今日與田中談話之結果，可斷言其毫無誠意，中日亦決無合作之可能，且知其必不許我革命成功，而其後必將妨礙我革命軍北伐之行動，以阻中國之統一，更灼然可見矣。」（《中華民國十六年十一月五日於東京與日本首相田中義一談話》，《蔣介石文集》）
時隔半年，一九二八年蔣介石率軍第二次北伐途經濟南時，日本果然製造了血腥的「濟南五三慘案」，虐殺我外交官蔡公時及平民近四千人，欲阻擋北伐。蔣公洞穿日寇心機，考慮中日軍事實力、國家戰亂、經濟布局、百廢待興之實際情況，開戰時機遠未成熟，遂嚴令部隊避免衝突，繞道繼續北伐。他在當天日記中寫：「身受之恥，以今五三為第一，倭寇與中華民族，結不解之仇，亦由此而始也。」五月十日，蔣公在日記之首寫下「雪恥」二字。從此蔣公每天的日記開篇都要寫「雪恥」二字。直到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一日最後一篇日記，四十四年如一日。避免過早與日軍開戰，使中國贏得了寶貴的「黃金十年」，得以讓經濟復甦，軍政日昇，為今後浴血奮戰、最終戰勝日本打下了絕佳基礎。
從此蔣公每天的日記開篇都要寫「雪恥」二字。直到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一日最後一篇日記，四十四年如一日。（公有領域）
此時中國內亂加劇，中原大戰剛結束，國民政府實際控制的只有湖北、江蘇、浙江、安徽、河南等幾個省，中央軍也只有六十萬人。中西部、西北、華北和東北各省均有軍閥控制，不理會中央的命令。蔣介石於此果斷提出「安內攘外」的國策，「故不先消滅赤匪，恢復民族之元氣，則不能禦侮；不先削平粵逆，完成國家之統一，則不能攘外」（《告全國同胞一致安內攘外書》）。
中華民國外交官蔣廷黻於一九三三年《未失的疆土是我們的出路》文中支持安內攘外政策：「明朝夏允彝：『我之兵力每以討寇，寇急則調邊兵以征寇，東夷急又輟剿寇之兵將以防東夷。卒之二患益張，國力耗竭，而事不可為矣。』」「現在的局勢與明末何等相像！現在共產黨勢力蔓延之廣幾等於明末的流寇，而有組織，有計劃，有主義則過之。」「現在的日本用不著說，論基本勢力之雄厚，野心之大，軍器之精，都遠過於三百年前的滿清。」「先剿匪，後抗日，這是當然的。」
一九三二年一月，日本在上海起事，海軍陸戰隊入侵閘北。中國第十九路軍奮起抵抗，「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蔣介石以平民之身，通電全國擁護抗日：「中正與諸同志久共患難，今日雖在野，猶願與諸將士誓同生死。」（《蔣總統秘錄》，第十章，「九一八事變」）
蔣介石辭職短短一個月，林森、孫科主持的國府方寸大亂、陷入危機。無奈何，孫科、汪精衛懇請蔣介石回南京主政。蔣介石表示：「余不入京，則政府必貿然與日絕交，絕無通盤計劃，妄逞一時血氣，孤注一擲，國必亡滅。故余不顧一切，決計入京，以助林主席挽救危機，本我良心，盡我天職而已。」（《蔣中正總統檔案‧文物圖書‧事略稿本》）
一九三二年三月一日，日本扶植建立傀儡「滿洲國」，鯨吞中國百分之十三國土，將東四省變為殖民地。
三月八日，蔣介石復出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作為國家的最高領袖，領導民族救亡大業。此時距蔣介石第二次離職不足三個月。為防止蘇聯承認滿州國，蔣公決議於十二月恢復已中斷五年的中蘇邦交。
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七年，蔣介石利用日本和中華民國短暫的和平間隙，進行了安內，即圍剿中共和收編地方軍閥。
忍辱負重
蔣公以退為進，以柔克剛，在日本全面進軍前盡力的平定內亂，爭取時間。「我們革命的目的是要挽救國家復興民族，這是一絲一毫不可移易的。至於達成此目的之一切政略和戰略，則貴能因應時勢，只要能夠有效的達到目的，當然可進可退，能屈能伸，有剛有柔，然後可以臨機應變，因應咸宜。國家的事情，關係非常重大，牽涉的方面非常複雜，決不是逞意氣走直線所能成功。一定要善用我們的理智，發揮我們的毅力，走很多曲線經過很多困難才能成功。天下事物，必須善退然後能進，知屈然後能伸，能柔然後可以克剛。舉個最粗淺的例來說：譬如我們要揮拳打人，一定先要將手收回，再握緊拳頭伸出，然後有勢有力，可以打擊敵人，個人自衛的動作如此，一個國家政策與戰略的運用也是如此。在某種場合，雖然表面上是退，而實際上則以退為進；表面上是屈，而實際上則為先屈後伸；表面上是柔，而實際上則是以柔克剛。所以我們不能因為看見政府向敵人表示退讓與忍辱或是態度和柔一些，就以為是失敗；也不可看見人家向我們進逼伸展我們就怕他。就去年華北撤兵這件事情來看，就可以明白這個道理。」（《政府與人民共同救國之要道》，一九三六）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關東軍在瀋陽製造事端，導致日軍公開入侵東三省，張學良違抗中央命令不戰而退。
九月十九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倭寇果乘粵逆叛變，內部分裂之時，而來侵略我東（三）省矣！嗚呼！痛哉！」「日寇野心既已爆發，必難再收，東亞從此將無寧日矣！」（《蔣總統秘錄》，第八章「全國統一」）
九月二十日，他在日記中又寫道：「聞瀋陽、長春、營口被倭寇強占以後，心神不寧，如喪考妣。苟為吾祖吾宗之子孫，則不收回東北，永無人格矣。」此時中國如對日宣戰，逞匹夫之勇，將導致亡國。國府決定忍辱圖存，同時加強與俄、美、英、德等大國的外交，制約日本。
國難之時，中共挑動學潮，逼迫政府與日本宣戰。九月二十八日，請願大學生打傷外長王正廷。蔣公在日記中云：「今日中央大學之生攻擊外交部，打破其頭部；上海學生來請願者陸續不絕，其必為反動派所主使，顯有政治作用，時局嚴重已極，內憂外患相逼至此，人心之散墜好亂國亡無日矣。孔明雲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余於今茲，維此而已。終不愧為我父母之子，總理之徒而已。萬一不測，當見危授命，特書此以為遺囑。持其復仇之志，毋暴雪恥之氣，兄弟鬩牆，外侮其御，願我同胞團結一致，在中國國民黨領導指揮之下堅忍刻苦，生聚教訓，嚴守秩序，服從紀律，期於十年之內前雪今日無上之恥辱完成國民革命之大業，蔣中正遺囑。」（《蔣介石遺囑知多少》，陳紅民，二零一零）這份遺囑蔣公從未示人，夾在日記本中，是後人在整理蔣公日記時發現的。
用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八日蔣介石接見學生代表時的講話來說：「關於抗日情勢，假如本人要想全國國民擁戴我，是最容易做到的。只要對日本宣戰，全國人民一定稱讚我。我為甚麼不這樣做，反給一般人疑我不抵抗呢？不是我怕死，而是我不能把國家的命脈斷送；不能使民族的生命危殆。我要為國家前途打算；要為民族前途著想。不能為個人名譽而使中國滅亡。縱令不致永久滅亡，或者滅亡不過幾十年或幾百年，還是可以復興的話。但是如果現在我們有方法可以使國不亡，使中國不致受幾十年或幾百年亡國痛苦，我們為甚麼不採用？為甚麼反而願意冒幾十年或幾百年的痛苦。」
十二月，平津兩地學生，組「南下抗日救國示威團」赴南京，打傷民國元老蔡元培等。十二月十二日，蔣介石接見學生請願團，在寒風中與請願學生立談兩小時。當天日記稱：「幾受侮辱」。十四日又云：「對請願學生代表解釋詳盡。青年有理性者居多數，而少數敗類，橫行無忌，罔知禮義，殊為國家悲痛也。」（袁定華，《抗日領袖蔣介石》）為保全國家長治久安，蔣公忍受內羞外辱，甚至立下遺囑，可見當時情形之艱難，他內心之煎熬。十二月十五日，蔣介石在汪精衛等人壓力下，被迫辭去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長及陸海空軍總司令職務。此為蔣公第二次離職。
五千年輝煌神傳文化之千古英雄人物研究組
──轉自《大紀元》
（責任編輯：王馨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