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共軍與日軍建立「戰爭同盟」，號稱「反戰同盟」

我沒有看到任何資料記載過中共對日本戰俘懲罰，既然不是懲罰日軍，那麼發動這個「對日寇的最後一戰」干甚麼？抓他們過來供養？

抓日本人並沒有懲罰他們的侵略罪行，而是利用日本人為共產黨奪取江山。讓日軍加入「反戰同盟」，實際是「戰爭同盟」。

蔣總統堅決遣送日本戰俘，他擔心日本人被中共迷惑，為其所用，他要盡速遣返所有戰俘，隻留用日本的科學家和技術人員，為中國的科學技術服務。戰後中國，恢復經濟和各項公用事業的正常運轉及將來建設需要，亟需大量專業技術人員。蔣總統後來連最能打戰的青年軍和第七十四軍都編遣了，怎麼可能還用日本人來打戰？到臺灣後那是聘請反共人士共同反共而已，沒有戰鬥一線人員，而且人數很少。而共產黨只要對它有利，甚麼都敢來，中共沒有任何底線。文明人與流氓打架，一定是流氓贏，因為流氓沒有底線。

閻錫山違抗蔣介石的命令，悄悄留用了6,000名日本戰俘，蔣知道很憤怒，要求遣返，認為這是敗壞國民政府聲譽。

抗戰甫一勝利，中共便馬上以軍委和總政治部的名義指示各地作：「各大軍區敵工科要開始研究和處理日俘工作，今後凡戰場俘虜日人，必須嚴格執行不侮辱不虐待政策，教育啟發他們認識本國的殖民地地位，爭取和我們共同反對美蔣」（注18）。這個指示，充分表明瞭中共利用日軍打內戰的企圖，也表明瞭中共的一切為了內戰的企圖，這哪裏是「對日寇的最後一戰」，簡直是「對美蔣的最先一戰」。

華東地區的中共領導人陳毅也指示：「俘虜之日軍官兵和僑民等，原則上大部即時遣送，小部爭取自願留下（如醫生、技師、炮手等專門人才及能做日軍工作的）」。看清楚了吧，有「炮手」。共產黨勸你留下，異國他鄉當俘虜的你敢不留下嗎？爭取日俘日僑的政策如此，其效果果又如何呢？「抗戰勝利後，華東部隊在津浦路戰役中招降日軍4,000餘人，高郵戰役中俘虜900餘人，加上各地招降之日軍，總數頗不少」（注18）。估計僅新四軍招降留用日軍就遠遠超過閻錫山。

中共拚命搶武器地盤外，也拚命抓日軍戰俘！又不懲罰他們，哪干甚麼？

中共成立了「反戰同盟」，讓日軍俘虜加入。在很多大陸的電視電影中都看到：日軍的軍醫、護士成了共軍的軍醫護士，軍醫是軍人，是為戰爭服務的，為中共的戰爭服務的，這就是「戰爭同盟」。

其實還有很多在電影裡看不到的：日軍的技術兵成了共軍的技術兵及教練，日軍炮兵成了八路軍的炮兵，日軍機槍手成了八路軍的機槍手，日軍的坦克兵成了共軍坦克兵。共產黨1946年在東北成立了空軍，所有的飛機都是日軍飛機，機場是日軍原有的機場，所有的地勤也是原來日軍地勤人員，日軍的飛行員成了教練員（見人民解放軍空軍史），當然這些日軍都是「反戰同盟」的盟員。可以說「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是雙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日本關東軍空軍一手調教出來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之父——日本鬼子林彌一郎，當時帶部隊300人投共，沒多久，中共僅一次就送給他5頭牛和50隻羊，一個月送多少次就不知道了，當時東北百姓生活困苦異常，很少能吃上大米和肉，好東西都餵肥了雙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日本關東軍戰俘。

「東北有日人400萬」（注29）。中共在東北留用了很多日軍戰俘，林彪的百萬大軍中，除了從內地去的十幾萬土八路，30萬偽軍，其他的主要是土匪和關東軍。根據當時日軍官員回憶錄：八路在60萬關東軍戰俘中搞了個百分比，要求日本人用留下部分人的代價換取大部分人的遣返。日本人在同胞之間是重視責任感，他們誤認為留下必死，因此很多團隊中的精英分子和骨幹便要求留下，換取大部分袍澤的平安歸國。1948年9月28日，日本外務省調查局局長加籐松平召開了記者招待會，向外界公佈：日本前關東軍官兵及其家屬，一共有14萬人或被迫留在東北中共軍中服役，或滯留在中共控制區內生活。以上記錄見諸於1948年9月29日的《紐約時報》。

不過這只是一部分，被蘇軍俘虜關押在蘇聯境內的日本關東軍還有近六十萬部隊，當林彪部隊最危急的時候，已經被國軍攆的快逃進蘇聯國境，蘇聯在聯合國和美國一起通過一項決議，讓國民黨部隊立即停戰，國共雙方搞談判（蘇聯的意思也就是不允許國民黨在自己的家門口胡搞）。談判當然只是蘇聯一時的緩兵之計，等國軍發現上當了再次發起進攻，發覺打不動了，林彪的部隊好像個個吃了蟻力神，大力丸之類的仙藥，戰鬥力不但大增，武器也煥然一新。戰鬥力增強主要是蘇聯把關集中營裡勞動的日本關東軍改編了二十萬加入林彪的野戰軍，並威脅這些日本人如果在戰場上逃跑，就把剩下的四十萬皇軍集體死啦死啦地幹活！武器用的全是蘇聯紅軍的裝備，只有軍裝是共軍的，共軍反攻，於是國軍悲劇了。東北野戰軍中究竟有多少改編的日軍，現在要搞清楚可能已經非常困難，畢竟已經過去了快七十年（注23）。

七縱隊的日俘田中勇，曾為中共立大功一次，小功兩次。1949年3月15日，共軍戰車隊表揚了3名戰鬥英勇的日本人和兩名模範工作者（注29）。一名叫田村義男的日本戰俘，在鹿道戰鬥中，國軍的一個碉堡久攻不下，田村架起自己拼裝的山炮，兩發炮彈就把鋼筋水泥碉堡打了一個大洞。攻打五鳳樓時，又是他兩發迫擊炮彈擊中目標。田村也愈戰愈勇，被戰士們譽為「神炮手」。田村後來為共軍測試八八式擲彈筒被炸死（注18）。

在日本有個四野戰友聯誼會，這個聯誼會每年都在搞活動，一大幫當年在中國戰鬥過的日本皇軍聚在一起回憶當年在中國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打國軍打的太爽了，皇軍當年沒做到居然跟著街坊軍做到了。日中經濟貿易中心理事兵頭義清，當時在共軍38軍112師335團。他透露日本有個38軍戰友會，大概10,000多人，僅東京地區就有幾百人，335團的有好幾十人。兵頭義清說：解放軍第四野戰軍裡，曾經有差不多10萬日本人。四野一般一個連編有一個日軍步兵班,這些日軍訓練有素，提高了四野的整體戰鬥力，為解放戰爭的勝利做出了貢獻（注23）。

在中共的軍隊裡，處處都能看到日本人的身影。傅作義說過：共軍坦克里，不是蘇聯人，就是日本人。

這哪是「反戰同盟」？實際就是共軍與日軍的「戰爭同盟」。

當時由於蘇軍在東北搶劫強姦，東北人恨透「老毛子」（蘇軍），也帶著恨共軍，甘心情願主動參加共軍的很少。國軍解放長春時，市民夾道歡迎。當林彪的部隊戰敗潰退時，路上百姓賣給他們的水是一塊大洋一碗，估計這是世界上最貴的水了（《最後一戰》）。村民們還有這樣問戰士的：「大侄子，聽說你們那槍呀炮的都是用大姑娘和老毛子換的，這是真的嗎？」東北中共軍隊司令部的《陣中日記》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二日記載：「頑區群眾條件極壞，我軍通過時沿村抗擊」。一位老戰士回憶：「又飢又渴趕到吉林市，滿指望能吃點喝點，大街空蕩蕩的沒一個人影，像座空城。」離城過了橋，炸了橋，隔江看著國民黨腳跟腳進了城，「老百姓像從地下冒出來似的湧到大街上，揮動各色小旗，呼喊口號」。戰士們把氣發在司令頭上。一天，林彪的吉普車堵塞在北退的隊伍中，警衛員請戰士讓道：「後面是首長的車，首長有急事。」四下裡七嘴八舌起了叱罵聲：「甚麼手掌腳掌的，這時候了還擺臭架子耍威風！」「問問你們那個首長，是不是要撤到老毛子那邊去？」（《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27）。

當然共軍投降也很利害，在東北，曾經一個星期就有幾萬人投降，他們說「國民黨是革命，共產黨也是革命，國民黨還是政府，我們為甚麼打他們？（《最後一戰》）」。從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底到一九四六年初，十天左右，「先後叛變共約四萬餘人」（《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27）。大家知道「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20萬大軍進大別山，出山時只有11萬人，非戰鬥減員9萬，就是病死餓死逃兵，病死餓死的很少，剩下的就是大量的逃兵和投誠起義的。其實對當兵的來說，哪個政黨上臺，與他們有甚麼關係？用不上為政黨去賣命，只有被共黨洗壞了腦的才不明白這一點。

中共的江山不是得民心得來的，是槍桿子奪來的。

沒有日本鬼子的加盟，共軍在東北很快死掉，哪裏還有機會搶江山。請看《註釋21：數數林彪打的敗仗》，看看共軍的所謂軍事天才林彪是如何無能的。

3、保護漢奸 共同禍國

漢奸投靠日本人當乾兒子，做了不少壞事，如今日本人投降了，爹都敗了，對他們來說比天塌下來還可怕。眼看政府要清算、要像秦檜一樣鑄跪鐵像了，沒想到共軍這時向他們伸出了救命的稻草，於是漢奸們又換了個主子。當年的「大東亞共榮圈」沒實現，現在換成更大的「大世界共榮圈——共產主義」。共產黨與漢奸一拍即合，狼狽為姦，再次開始禍亂中國。中共收編漢奸，這麼做其實是保護漢奸，並利用漢奸為自己打江山。其實中共也是漢奸。

在新四軍政治部1945年10月19日發出的一份秘密文件中，有比較清晰的描述。它說：

「偽軍、偽組織人員則非常動搖恐慌與不安，表示願與我接近建立關係，有些要求我方派人去聯絡。各地應抓緊這一有利時機，向日偽軍開展廣泛的政治攻勢。」（注29）

「目前對日偽軍工作方針是：利用一切社會關係展開政治攻勢，盡一切可能(不管過去有無關係)設法派員前往聯絡，宣傳我對日偽軍繳械後的政策，爭取日軍部分向我投誠。繳械後，給以優待，並保證其安全歸國，或做到經過交涉，取得其部分物資或武器彈藥。如日軍願給我們物資、武器、彈藥等的幫助，我則可給以相當之金錢代價或物資慰勞」（注29）。看清楚了嗎？中共向日寇買武器！而這些武器是日寇不能再使用、必需向中國人交出來的，中共還付錢。

「如願向我繳械給我物資時，我方可表示感謝。但無論對日偽軍的這些宣傳、談判，都不應見諸信件、傳單等文字上，在公開宣傳方面，仍以解散偽軍、立即放下武器為基本內容」（注29）。

看清楚了吧？中共用盡一切辦法拉攏漢奸、保護漢奸，也知道見不得人，不敢見諸文字。

東北漢奸部隊被國軍解散，有30萬人被中共吸收。共軍由於抗戰中避戰，中共在東北開始時戰鬥力非常差，被國軍打得抱頭逃竄。日軍和這些被日本人訓練良好的漢奸隊伍加入後，中共的戰鬥力大大增強。

抗戰中將領投敵最多的是原馮玉祥的西北軍（共46人），幾乎佔投敵將領的一半，其次東北軍11人。喊「抗日」最響亮的人投敵最多。中央軍只有2人真正投敵，相反，有兩百多名將軍血灑抗日戰場。而共軍有數十名東北抗日聯軍、八路軍的師長、團長投敵（注32），有三個死得很蹊蹺。

「西安事變」中，當時「抗日救國」喊得最響、積極策劃和實行兵變的東北軍軍官後來都當了漢奸，並在新中國安享榮華富貴。

張學良頭號智囊鮑文樾，抗戰剛剛開始，就可恥地直接投降日寇，是著名的大漢奸之一。在西安事變中最忠實執行張學良的捉蔣命令的東北軍騎兵六師師長白鳳翔，後來投日擔任偽東亞同盟軍的指揮官。

親自抓捕蔣介石的張學良警衛營營長孫銘久以及應德田、苗劍秋等，是張學良法西斯組織「抗日同志會」（其成員基本為中共黨員）的骨幹，他們殘酷殺害了王以哲軍長等人，孫等人卻是東北軍中第一批投靠日寇做漢奸的人。孫「因功」升任偽政權山東保安副司令；應德田這個寫過《抗日理論與實際》的人也當了漢奸；而苗劍秋在周恩來的周密安排下，直接移民日本！

當時，孫等人為首的「抗日同志會」發動「二.二」叛亂，殺害王以哲中將、蔣斌中將、宋學禮、徐方等東北軍高級將領。（在叛亂之前，蔣斌在出席有楊虎城、周恩來等出席的三方最高軍事會議，散會之際，被孫銘九抓走，極有可能是周恩來下的命令，極有可能是周恩來發動的二.二叛亂）（注38）。孫銘九在西安事變中縱兵燒殺擄掠，他們搶劫西安商會與銀行，西安商戶十室九空，且槍殺西安邊業銀行經理王德俊。「二.二」兵變時，他率部搶劫軍需處，擄走了一麻袋鈔票，帶著搶來的錢跑到中共那裏。

張學良的弟弟張學銘參與了西安事變，1943年任汪偽政權的軍事委員會委員。中共上臺後在天津任高官，是第三至五屆全國政協委員。

奇怪的是，這些漢奸，在1949年後，生活得都挺滋潤。張學銘在天津市當高級幹部，應德田在北京安渡晚年，孫銘九等人老死在政協。但在中共官方公開的資料中，他們當過漢奸的那段歷史被刻意隱瞞或淡化，中共保護他們，連文革都沒有受衝擊（注31），比中共的許多將軍、地下黨不知幸運多少倍。

4、一個深謀遠慮的謀略、一個久久準備的時機

大家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對人類的破壞是空前的。雖然我們是一個大國，而未陷入「覆巢之下無完卵」的境地，但是，日本長達十四年的侵略，尤其是八年全面侵華戰爭所帶來的極大破壞，亦同樣使她滿臉是淚，渾身是血，遍體鱗傷。此時此刻，任何一個愛國者，愛民者，或曰任何一個有著起碼的良知者，都不會、也不願意在這一場人類浩劫剛剛結束之時，為了一己的私慾、為了自己政黨的上臺而立即開啟一場內戰，不惜國家打爛。中共即這樣做了。

共軍經過八年的休養和發展，等待的就是這個時刻——等到中國人民打得遍體鱗傷，等到國民黨打得筋疲力盡，沒人再願意打戰的時刻。

這一切不是臨時的應變，是一個深謀遠慮的謀略、一個久久等待的時機。

整個抗戰時期，中共都在準備內戰，中共一切都是為了內戰作準備，中共為了政權作了許多罪惡滔天的罪行。

中共為了最後內戰能勝利，就在抗戰中，不斷地配合、聯合日軍打擊國軍。1944年，日軍進行一號作戰，集中50萬兵力打通京漢、漢廣、河內三條鐵路，國軍在河南進行艱苦作戰還是失敗了。新四軍第四師趁國軍新敗之時，橫掃國軍，佔了許多地方殺了許多國軍，它的師長彭雪楓在被打死（注13：《彭雪楓傳》）。彭雪楓對一千人的日偽軍轉移、逃跑1月之久，過後不久對國軍幾千人固守的城池進攻，如秋風掃落葉般的痛快，最後9.11那天用他的命記錄了他的罪惡。在延安他的追悼會上，都不敢說他是進攻「固軍」（國軍）而死，說他反日軍掃蕩而死（注14）。小時候聽說彭雪楓死於抗戰，對他很崇拜，看了電影《彭雪楓》，知道他在抗戰中打內戰而死，心裏像吃了蒼蠅一樣難受。更早前新四軍的黃橋決戰，消滅了國軍在臺兒莊戰役中的抗日英雄部隊1.1萬多人，國軍軍長陣亡，師、旅、團軍官30餘名被俘。黃橋戰役的第一戰果是殲滅了大量國軍(剛剛參加了臺兒莊戰役)，第二戰果是把黃橋拱手送給了日寇。日寇就在附近，新四軍為甚麼不進攻日寇而打國軍？這就是新四軍的抗日。八路軍消滅的國軍更多、地域更廣，一次性就消滅路過的國軍朱懷冰部6萬（共軍自說3萬）人（注33）。八路軍在河北殲滅10萬國軍（注36）。新四軍的抗戰虎將第四支隊隊長高敬亭，被新四軍槍斃。中共自己編的新四軍戰史《長江作證》裡面連彭雪楓與高敬亭的死都不敢載入；還有新四軍不聽葉挺指揮，使得他跑回老家不出來，要周恩來親自去請；這事也不敢記載。

八路軍副總參謀長「托派」左權的死更蹊蹺，他死時身邊的「三名北方局黨校的青年學生」很可疑（注25），會不會是執行斯大林與延安命令來處決「托派分子」的？左權給妻子的信裡說的「逆流」可能是指這種事，他經常表明對他迫害來自「逆流」，那麼他所堅持的「托派」就是「正流」，說明他是「死不改悔」的「托派分子」。全世界的「托派」都被絞殺，他能獨善其身？日本人挖了他的墓，照了相，他死亡的秘密在日本人手裡。

潘漢年給日軍提供了許多令日本人「高興得發狂」的國軍情報。當時的新四軍人事部長曾山（曾慶紅的父親）與日本人簽定秘密協定，後來在文革時被揭露出來（注11）。與黃橋決戰同時，毛還有個十五萬精兵計畫：出動十五萬八路軍精兵加上二萬新四軍，進攻國民政府，口號是「不打到四川不收兵」。如果實施，中國當時就崩潰了，斯大林出於拖住日本而否決該計畫（注2和注4）。

八路軍與新四軍對付日軍的唯一戰術是「轉移」，也就是逃跑，當日軍前來圍剿時，年輕體壯的共軍就跑了（轉移），「跑了和尚跑不了廟」，共軍是和尚百姓是廟，百姓就慘了，被日本人燒殺搶劫，能躲過的就只能自己活命，但是房子牲畜被毀，天寒地凍很難生存。共軍「轉移」，實際是把當地百姓出賣了，百姓出錢供養共軍打鬼子，結果鬼子來了，共軍跑了，百姓擋災。共軍把老百姓出賣了！可以說，日寇的「三光政策」是在共軍的無作為下得以實施的，當日軍在山東省兵力達到五萬時，八路軍就分兵逃竄(注1)。中共的筆桿子還在為共軍的「轉移」辯護，但是如果國軍也像共軍一樣「轉移」，那麼日本人真的是「兵不刃血三個月」消滅中國，大敵面前，硬碰硬的時候，怎麼能「轉移」呢？德國進攻蘇聯的時候，蘇聯紅軍為甚麼不轉移？

共軍隻對日軍「轉移」，對國軍從來不但不「轉移」，而是主動攻擊。八路軍在河北殲滅10萬國軍（注36）。國軍在敵後戰場有100萬正規軍，少數被日寇消滅，多數被共軍消滅。

沒有中共，中國的衛國戰爭比現實中容易得多。

中共還到處襲擊國軍（注33）。中共甚至把前往抗戰前線的雙槍老太婆的兒子趙侗、連同他從重慶帶往敵後的345名抗日幹部和軍人一起伏擊消滅，事先就定下不留活口，要嫁禍日寇。趙侗部下許多人投降，當時隊伍中有25名女青年，賀龍下命對投降者用刺刀挑死，並污蔑他們為匪。參與其事的還有聶榮臻的部隊，是延安下的命令。趙侗是民族英雄，他在東北抗日，部隊多時達12,000人，並任遼南臨時政府總裁，曾與朝鮮革命軍聯合組織中朝抗日同盟軍。趙侗領導少年鐵血軍，轉戰遼南20餘縣，歷經大小300餘戰，殺敵4,000餘，俘日偽軍警2,000餘名。他又在北平砸開德勝門監獄，救出許多共產黨員，並創建平西抗日游擊隊——國民抗日軍，部隊發展達10,000多人，後被中共內部分化，成為聶榮臻的部隊和中共根據地。趙侗犧牲時僅28歲，他家三代人投奔抗日，有30多人為抗日殉國，他母親被稱為「雙槍老太婆」，在大後方奔走宣傳抗日，人民家喻戶曉（注15、33、34）。這樣一個世界性名人、對中共有大恩的人，中共都如此下毒手，其他不知名的抗日人士、抗日英雄，中共不知道消滅了多少，中共正是靠這樣做而發展壯大的。中共為了政權，喪心病狂到這種程度，一般人無法想像得出中共有多壞。

共軍在抗日中發展歷程基本都是：到達某地後，先對當地的自發抗日武器和被打散的國軍收編，不願意的就消滅。收編穩定下來後就整訓，把中下級軍官換成共黨分子，不是自己人的用「抓托派」等方法殺掉，對最有影響力、最核心的人物也殺掉。僅楊成武大的收編就收編了趙侗（11,000多人）、孟閣臣（7,000多人）、劉玉昆（5,000多人），最終孟閣臣被殺、趙侗跑掉後也被殺、趙玉昆見機不妙，為了活命投靠日軍（注37）。

中共甚至還種鴉片，用它毒害人民的體魄和精神，作日本人的幫兇。

《延安日記》記載如下：

1942年8月2日

毛澤東邀請尤任到他的住地去，要教尤任打麻將。在玩牌的時候尤任問道：「毛澤東同志，特區的農民往往由於非法買賣鴉片受到懲辦，而現在甚至連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和機關也在公開生產鴉片，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毛澤東沒吭聲。鄧發回答了這個問題。他說：以前特區只是把鹽和堿運銷國統區。我們一挂挂大車滿載著鹽出去，帶回來的錢袋卻是癟癟的，而且還只有一個錢袋！現在，我們送出去癟癟一袋鴉片，就能帶回滿滿一車的錢。我們就用這些錢向國民黨買武器，回頭再用這些武器去收拾他們！

1943年1月29日

解放區出現一片怪現象，中共的部隊中也同樣出現了這種怪現象：它們全都在儘可能地與淪陷區的日軍做生意。

到處都在做非法的鴉片交易。例如，在柴陵，遠在後方的步兵第120師師部，撥出一間房子來加工原料，製成鴉片後就從這裡運往市場。

實際上晉西北各縣都充斥著五花八門的日貨，這些貨物都是由淪陷區倉庫直接供應的。

在第120師師部裡，討論的中心不是戰鬥任務、作戰和其他軍事問題，而是怎麼做買賣和賺錢。

這一切都是奉命行事的。例如，已嚴令八路軍和新四軍各部隊不得對日本人採取任何有力的作戰活動。一句話，就是不准打仗，遭到攻擊就往後撤，有可能就休戰。

全面抗戰八年，中共的延安整風四年。整風中，毛澤東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個講話奇毒無比，它號稱「文藝要為階級服務」，從而否定了文藝要為真相服務、為真理奮鬥的精神，其實搞階級鬥爭就是禍害民族。從此中共的文藝工作者成了禍害民族的文藝工作者，中共的歷史工作者，成了篡改歷史的工作者。電影《地道戰》，描述一個民眾用地道輕鬆打鬼子的光輝事跡，而實際上，《地道戰》的原型是一個非常悲慘的事實、一個最最失敗的戰例：群眾與戰士被殺了一千多人，而鬼子隻傷亡幾個而已。對付有毒氣的鬼子，簡易地道簡直是自己的棺材，在日偽軍掃蕩面前，不堪一擊（注36）。共黨的文藝工作者真噁心，把自己失敗的醜事，竟然改成光輝事跡，拿出來大吹特吹，究竟誇耀自己的恥辱呢？還是歌頌敵人的勝利呢？這種事世界上只有最無恥的中共才做得出來。

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這就是這個內戰總的指導方針，其他匪首也不甘落入人後。中共第七屆第一次全體會議於１９４５年６月１９日在延安召開。在會議上，劉少奇說：「國民黨的主要軍隊在西南，我們派兩王部隊（王震的359旅和王首道的358旅），下江南，與李先念的部隊形成一條防線，在日本投降時阻止國民黨軍隊收復失地，讓我們自己搶奪城市」。周恩來接著說：「先到為君，後到為臣，只要我們先佔了，那就是我們的了。」（見《鳳凰週刊2005年某期》和《王恩茂日記》）。這不是在準備打內戰嗎？這時共產黨奪權線路是「從城市到農村」而不是「農村包圍城市」。

共軍隻敢打國軍，不敢碰日軍，打國軍打不過時，就喊「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劉伯承用過，見《一寸河山一寸血》），就能化解危機。共產黨不敢過早地發表「對日寇的最後一戰」這個命令，投降前日軍的戰鬥力是相當強大的，過早進攻日軍相當於雞蛋碰石頭，共軍會受到毀滅性的打擊。當日軍在山東省兵力達到五萬時，八路軍就分兵逃竄(見《最後一戰》)。投降後的日軍已經無心戰鬥，沒有多少日軍想為他們原來的敵人——中國政府打戰，共軍選擇的時機如此陰險。

這個時機不可能提前發動，因為中共一直認為日本人還可以堅持二年，毛一直想依賴美國人或者蘇聯人打日本，他的軍隊用來打內戰，所以絕對不會過早發動「對日寇的最後一戰」，同時中共的高干也全部在延安，沒有任何「對日寇的最後一戰」的準備工作。

在蘇聯軍隊快速前進時，毛感到很驚訝，他認為日本人（關東軍）還有強大的實力，怎麼如豆腐一樣呢？他不明白兵敗如山倒的道理。日本是個很勢利的民族，看打不贏就不打了。日本再不投降，它整個民族會有滅亡的危險，它能不投降嗎？投降越早，對日本越有利。連這麼簡單的道理都不懂，毛的智力還沒有達到普通人的水準，卻認為自己陰冥，太無知了。

共產黨在八年裡極大地發展了自己，它的黨員發展了60倍。《延安日記》裡記載「在目前121萬黨員的總數中，1921-1927年入黨的只有1千人；在1927－1937年時期入黨的只有2萬人。」

「對日寇的最後一戰」發表後，共產黨緊接著任命了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石家莊、濟南等等一系列城市的市長（接收市長），共軍在爭奪這些城市(見《最後一戰》)。只是美軍幫助了國軍，使共產黨的這個圖謀沒有得逞，所以共產黨非常仇恨美國人。（未完待續）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