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6年10月07日訊】北京市大興區看守所開始對他使用一種酷刑──大環背銬。警察將於余文生的手臂向背後環繞在又高又寬的鐵椅子背上，由於他個子矮、手臂短，手臂根本不能環繞鐵椅子，夠不著，結果警察硬給掰過來，拷上。余文生頓時感受身體的肌肉骨骼完全被拉緊，手當時就腫了。給余文生用刑的警察還不斷拉動手銬。每一次拉動，余文生都會慘叫。

2014年10月13日，北京律師余文生突然被中共抓捕。

余文生從小生活條件優越，家庭收入相當於高幹子弟家庭。經歷這種酷刑，用余文生的話說，感覺「真是生不如死」，他第一次感到「離死亡是這麼近。生命是這麼脆弱」。

從11月2日晚到11月5日凌晨，余文生經歷了3次「大環背銬」。這種拷刑由於用力拉伸造成他的腹膜被拉破，小腸溢出。也許是酷刑的折磨帶來的疼痛，令他忽略了腹腔的異樣感覺，10天後，余文生才發現自己有了小腸疝氣的症狀，很疼。小腸疝氣，即人體組織或器官一部分離開了原來的部位，通過人體間隙、缺損或薄弱部位進入另一部位。

11月20日，余文生被轉押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所作的體檢證實了這一點。結果，警察對他說，你們家人有「小腸疝氣」的家族病史，是遺傳的。余文生並不同意這一說法。「他們說家裡遺傳，但是你提前十幾年、二十年讓我得了。」後來，余文生在死囚牢度過61天。出獄之後，他馬上被迫做了小腸疝氣手術。

酷刑的目的是讓人屈服。中共沒有想到的是這段牢獄之災卻成為余文生人生當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余文生出生在語言文化大學（後來的中國礦業大學），從小在北京機關大院長大，經常能見到一些中共高官，「下台的副總理陳永貴那個時候買菜，就排在我前面。」這些經歷令他對中共官位的高低沒甚麼概念。

余文生的父親原是空軍技術軍官，轉業後曾在旅遊局負責外賓旅遊接待，這個工作在當時實際上屬於政治任務，也有一些特權。父親工作比較忙，有時候把香港明報、大公報、還有一些內參帶回家看。這是那個閉塞年代一般人看不到的信息。

余文生小小年齡就失眠。晚上「家人睡覺，我起來看報紙」。

在這種潛移默化中，余文生從小就接受了一些西方民主思想和普世價值。「很小時侯，我跟父親說過，華國鋒要下台；蘇聯會解體；中韓要建交。」

他的思想與同齡人顯得很不一樣，上高中的時候，就有「中共是專制政權」的概念。

「民主潮流是大勢所趨，任何事情也阻擋不了潮流這種事情，我想中國將來一定會變。中國將來必然要走向民主化、法制化。」這也是促使他選擇律師作為職業的原因之一。

余文生笑說，或許是歸功於失眠的習慣，晚間有大量時間看書，他的律師資格考試在1999年順利通過了。

從2002年起，余文生正式執業，不過，他一直主要是做民商律師。

「如果（北京）當局沒有抓我，我可能還只是個民商律師。」

2014年因為代理維權人士張宗鋼支持香港占中一案的辯護，余文生被關押了99天，先在北京大興看守所，之後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死囚牢關押61天。

死囚室一共12個人，共4個死囚，另有6個陪號的（陪死囚的犯人），余文生也是陪號的。牢頭對余文生說過：「來到死囚牢政治犯，95%都會屈服的。不屈服就上手段，我在這裡8年了，還沒見過不屈服的政治犯。」

余文生說，「在死囚牢裡，精神壓力非常大，因為死囚甚麼都能幹得出來。」

除了陪號，在這裡，余文生被提訊約100次。一次次的提訊令他在妥協和人性尊嚴之間一次次地掙扎。

「你退一步，他們進一步。他們會變本加厲的，直到你最後無路可退。讓你活得毫無尊嚴。繼續折騰你，往死裡折騰你，他們做事是無底線的。你甚麼下場，要給人瞧。他們的目的就是這個。」

在這裡，他被迫做筆錄，被迫簽下了不要律師辯護等等聲明。

後來，警察又對他說：不行，你要交代別人的事情。

余文生說：不能栽贓別人的事情出來，是吧。

結果，警察背對著攝像頭，說：你編，也得編出別人的事情出來。

余文生拒絕「交代」別人的事情，這是他的底線。

警察一度給余文生的感覺是，如果不說別人的事情，你就出不去了。「但是我知道，我一說別人的事情，就更出不去了。說得越多，出去的可能性就越小。」

「他們的目的是達到第一步，就想達到第二步。他們想得到甚麼，他們就永遠把你變成甚麼（人），就是一個精神奴隸。」

在中共的監牢裡，「退讓，根本就保護不了自己，只能讓自己更加被動。你得抗爭，不斷抗爭。只有抗爭一條出路。所以，這就是為甚麼我也後來抗爭了。我現在的空間，也是抗爭的結果。」

妻子許艷在余文生被關押期間委託了8位辯護律師，一直為努力營救他而奔走。「面對（北京）當局給她的一些壓力，她可以說不屈不撓。」對於妻子的付出，「這不是語言能表達的。我覺得，遇到她是我人生最大的幸福。」

回過頭來看這場牢獄之災對他帶來的影響，余文生說，「原來我覺得共產黨可能會改良，但是現在我越來越不相信了。他們（共產黨）不會走向民主，只會更加專制。」

他又舉例說，由於在死囚牢陪號能得到減刑一些好處，重刑犯也爭取陪號。一位因貪污受賄被判13年的重犯人為了獲得減刑，在死囚牢裡再次行賄，以獲得陪號的機會。「你看這個社會，太不可救藥了⋯⋯」

「這段死囚牢的經歷讓我看淡了生死。思想上超越了很多，使我現在做很多事情不懼生死。」

出獄後，余文生向最高檢察院、最高法院等部門控告北京大興公安分局等部門的違法行為，要求追究涉事警察的責任。

「我就是依法做事。只要不違法，我決不妥協。包括給法輪功辯護也一樣。」「哪條法律規定，法輪功是X教了？沒有。」

「從一開始鎮壓法輪功，我就不相信（中共）。天安門自焚，我一看就是假的。稍微有一點常識的人，就能看出天安門自焚是假的。人都燒成那樣了，還能說話？絕對說不出話來。」說到這裡，他又笑了。

2001年1月23日，中共江、羅政治流氓集團在天安門導演了震驚世界的「自焚」偽案，用來構陷法輪功，煽動仇恨，為繼續迫害法輪功製造輿論藉口。但是，整個「自焚」偽案漏洞百出。

迫害發生後，余文生很早接到（北京）司法局通知：不能為法輪功做無罪辯護。余文生後來加入「中國人權律師團」，他發現很多律師接法輪功的案子。於是，余文生也開始為法輪功學員做無罪辯護。

2014年，余文生參加了河北省三河市法輪功學員案辯護。此案引起海外媒體廣泛關注。此後，余文生繼續接維權的案子，也包括法輪功案。

2016年9月13日，備受外界關注的周向陽李珊珊一案在天津東麗法院開庭。

受周向陽的母親王紹平女士的委託，余文生作為辯護律師之一在天津東麗區法庭為法輪功學員周向陽辯護。

有人說，當天余文生為周向陽所做的辯護詞堪稱法律辯護經典。在大陸維權律師的圈子裡，也頗有反響。事後，有七八位律師向他索要。

在法庭上，余文生律師表示，對法輪功的迫害是「自1999年至今類似於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一樣的可以不顧事實法律的政治迫害運動，源於前黨魁（江澤民）欲加之罪的非法意志，一人之令」。

「在中國，並沒有任何一部法律賦予國家元首和最高法院認定一個組織是否邪教組織的權力，因此，無論江澤民的講話也好，還是最高法院的通知也好，都沒有合法授權。」

迫害法輪功「其錯誤之明顯、嚴重，為禍之烈，範圍之廣，持續時間之長，牽涉善良無辜之多，恐怕是空絕千古！」

而法輪功學員「在17年遭污蔑打壓的歲月裡，已經向人類真實地展現了他們自己，得到了普遍地接納和讚揚。17年來從來沒有以暴易暴、以怨報怨，全國沒有發生過一起法輪功學員因遭受迫害與不公而採用暴力或非法手段鳴冤雪恥的事件」。

余文生對記者表示，「法輪功學員，這些年來太不容易了，他們經歷的苦難，不是常人所能承受的。打死打殘，近千萬人遭到這樣的打壓。17年來，他們不屈不撓的堅持值得我們律師尊敬，我們要盡所能為他們辯護，讓他們少受迫害……為法輪功去伸張正義。」

「我本人不是法輪功學員。（但）在接觸的一些法輪功學員過程中，我感覺中國的傳統美德在他們身上淋漓盡致地體現出來了，包括周向陽的母親和周向陽。」

對於如何形容他自己，電話那頭余文生的聲音一如既往的堅定和冷靜，「我韌性比較強，做事比較堅持。別人可能會半途而廢，我認為對的事情，我會堅持做下去，而且會堅持到底。」

——轉自《大紀元》

（責任編輯：凱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