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一家人總算走過了文革。其間,父親自己的磨難他不跟我們說,有些是事後聽別人說的。
二則黑色幽默
一俄語老師跟我說,你爸太幽默了!也夠膽大的。67年文革,早請示、晚彙報,你爸一本正經地說:「親愛的毛主席啊,毛主席,我向您獻上一顆紅心。」旁邊的紅衛兵瞪眼呵斥他:「你,也配有紅心!?」你爸說,那我再重新說一遍:「親愛的毛主席啊,毛主席,我向您獻上一顆黑心。」紅衛兵們又急眼了:「啊,你敢向毛主席獻黑心!」
是啊,那該怎麼說?紅衛兵沒轍了,「那以後你別早請示晚彙報了。」事後,你爸跟我說他因禍得福。你爸也真夠膽大的。
俄語老師還講了另一件事。68年底,學生把老師都關進大倉庫。沒有褥子,地上鋪的是麥秸,不讓拿枕頭,讓枕磚頭。紅衛兵鎖門時,「就聽咔嚓一聲,庫房裡萬籟寂靜「。過了一會兒,聽你爸爸說:「啊,我們這就算失去自由了。當我們獲得自由的那天,我請大家吃飯。」蜷縮在麥秸里的老師們都偷著笑了。
你爸的「自由論」被一數學老師告發了,第二天把你爸拉去批鬥:「你這資產階級臭思想太嚴重,關都關不住!還想出去?」
所幸的是,之前父親沒被打成右派,之後沒再定什麼新罪名。他是歷史反革命,是只「死老虎」,總算走過了文革,有了劫後餘生。
「啊,他還活著!」
燕京大學畢業的廖阿姨和右派曹叔叔成婚,是我爸媽給介紹的。倆人去了邯鄲小城。父親說:一對苦瓜,相依為命吧。文革結束後,廖阿姨去省教育廳辦事,她打聽父親,還留下一封信。趕上父親學校老師也去辦事,就把這封信帶回來了。打開一看,抬頭是「管兄」,落款是「廖」,父親驚嘆:「啊,她還活著!」
還有一同事也跟我說了件類似的事。他在石家莊街頭,見一個衣衫襤褸的老人一直坐在馬路沿兒上。他上前問:「您沒事吧?」一聽說話,倆人都是北京口音,就聊起來。同事問:「您是幹什麼的?」老人說:「我是教書的。」同事說:「我認識一個北京來的老師。」老頭兒問姓什麼?說姓管。老頭兒驚嘆:「啊,他還活著!」
我回家學舌,父親想起來了,那是北京來的趙老師,在大學教書。父親情不自禁地也冒出這句話:「啊,他還活著!」
文革中,教育系統,被紅衛兵打死的、逼迫自殺的老師最多。象父親這樣背著沉重歷史包袱的人能活下來,可謂劫後餘生。
我媽是中共的犧牲品
我媽因中共地下黨員身份,被送上天安門觀禮台,當了北京區婦聯主任。可我爸被遷出北京,大哥暴病死在石家莊,瘸表哥被轟去陝西,四舅被發配到長沙。我媽自己重病纏身。中共地下黨員身份給她帶來的是福還是禍?
近年曝出,對於潛伏在「國統區」的中共地下黨,49年毛澤東有過一個鮮為人知的十六字方針:「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這是毛澤東對地下黨員在建國後的既定方針。中共對地下黨「卸磨殺驢」,我媽也難逃惡運。
我爸的歷史問題,也是我媽的沉重政治包袱。我媽不選擇離婚,難和階級敵人劃清界限,遲早會被清洗,淘汰出局。果然,53年前後,她就離開北京,去了石家莊和父親團聚。沒聽爸媽說過離開北京的那段變故,可能也很困惑。現在看來,毛的淘汰政策加快了清洗的速度。
我家住石家莊新華區。小地方一聽說我媽是北京來的黨員,就以為她如何呢,讓她當新華區區委委員。我媽老鬧病,又有了我和我哥,她常回娘家閑住。我哥記得,那個新華區委書記叫賈然,後來升任石家莊市市長,文革時被批鬥。我爸說,幸虧你媽62年死了,要是不死,文革也得給斗死。66年紅衛兵抄家,連她的骨灰盒都被打開了,怎麼可能放過她?
父親從來不說自己會什麼
父親從來不說自己會什麼,但是他會做很多事。我不知道他會下象棋。那年回北京,二叔家大哥:「大爺、大爺,您跟我下盤棋,我是下遍全廠無敵手!」開局第三步大哥就被將住了,他耍賴,連輸三盤。父親說:「我這幾十年都不下象棋了,哪有那個心情?什麼無敵手?真笨!」
二叔說,罵你們笨,不冤枉,「大爺(指我爸)三歲能站在萬生園(北京動物園前身)門口朗讀園規,不打磕巴,不錯字。八歲在你爺爺抄寫的「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里偷寫一個『唱』字,敢以假亂真。十來歲給廟裡抄金剛經,每天都抄,施主們排隊等著他抄寫。」
奶奶也說我爸不笨,聰明過人。「論念書,大爺是做大褂的材料,二爺是做褲衩的材料。讓大爺讀書吧!」
我爸的好些「本事」,都是二叔給抖摟出來的。比如說我爸會雙手寫反字。在玻璃上看到的字,如果是從裡面寫上的,而不是寫好貼上去的,那裡面的字必須是反著寫,才能向外呈現出正常的字。能寫反字的人,不多見。回去問了,才知道他有這手絕活。
不止琴棋書畫,他在專業教書上也有智慧。漢字有注音符號,用漢字來體現,是國民黨時期出現的。廖阿姨跟我說過:1954年文字改革時,漢語拼音一出來,你爸一宿沒睡覺,把漢語拼音搞得清清楚楚啊!我們什麼都不懂,都去問他。什麼樣的偏旁,是什麼樣的韻母。學生一聽就記住了漢語拼音。父親說:那有什麼難的,外語就是這樣。
河北師大請他代課,問他能教什麼?他說:「什麼沒人教,我教什麼。」校方說,古代漢語、古代文學、現代漢語、現代文學沒人教。他說:「那我就教這四門。」
外文怎麼樣?他可以流暢地看英文小說,與友人用日文書信往來。
這樣的中國知識分子,博學多才,深諳中國傳統文化,卻在謹言慎行中戰戰兢兢地活著。
老師的良心和責任心
我總聽父親講故事,沒聽過他講課。當對方知道我是管老師女兒時,張口就誇管老師的課講得好。一個教數學的天津老師說,你爸書教太有意思了!上他一堂課,勝讀十年書。我寫了篇作文,有幾個錯別字。你爸說:「你這篇作文寫得真好,就像一盆白米飯,香噴噴的。可惜白米飯上趴著幾隻綠豆蠅,你說噁心不噁心?」這話我記一輩子,拿不準的字,再也不瞎寫,動手查字典。
有個陌生人對我說,我對徐霞客遊記感興趣,是聽了管老師的課以後。管老師說,中國的南北,以淮河秦嶺為界。徐霞客說了,秦嶺以南為橘,秦嶺以北為枝。秦嶺以北也長橘子,個頭不小,苦的不能吃,秦嶺以南的橘子甜如蜜。
在公園遇到原教育局幹部,他說:「哎呀,全石家莊找不出來,我不能說全國啊,聽你爸爸講課那是享受!管老師講課已經升華到藝術形式。
我想,如果他完全按照教材照本宣科,誰都不愛聽,不會有這樣的反饋。我問他現在給政法學院講什麼課?他說講清朝對「逆倫」罪的嚴懲。如果一個縣裡出了「逆倫」重案,縣令三年不準拿俸祿,還得拆掉城門西北角,再重新蓋好,費用全部由縣令自己支付。父親說,下面聽課的都是政法幹部,他們不知道「逆倫」重案,違背人倫道德的嚴重性,是會遭天譴的!所以皇上親自督辦。現在的「逆倫」重案遠比清朝多,對官員的懲戒遠不如清朝嚴厲。
我擔心他太出軌,惹麻煩。他說學生愛聽,下次還讓我講點課外的,保證不泄密。我囑咐他們:考試、作業,結論一定要回到那條紅線上來。要是不回來,你們考不及格,不過關,我也出麻煩。
有一陣發現父親忙於備課。他說是在被動的備課。因為每回上課都有學生跟他說,「您講課的教案能不能給我?」要教案的學生排成隊。「他們是師大的學生,將來都是老師,需要學寫教案,所以我必須認真地給他們寫」。
其實那時候,他已經有點兒名氣了,學校允許他上課抽煙、喝茶、坐著。有這「三允許」特權的老師不多見。但是他不耍「大牌」。
他對學生的責任心,強到「過了頭」的地步,我們常埋怨他,「就差您坐那替他們考了」。尤其他帶的博士生,更勞神。一個學生,備一份課,給他們找資料,忙得不可開交。
父親桃李滿天下,學生從校長、局長、市長、書記到成群的博士。但是,他沒有什麼成就感,更多的是嘆息:「現在的學校已然不是聖殿了。」除了頭痛的教材之外,社會上,教師隊伍也都在日益腐化。
言傳身教告訴我們如何做人
「我告訴你啊,三尺頭上有神靈,說話辦事得對得起良心!」這是父親的口頭禪。
我剛進機械廠學徒,見到處是棉絲頭,就揣一團帶回家了。父親幫我擦自行車,一抖摟棉絲:「哎?這不少咱家東西!」我說廠里人都拿。父親:「國家的就是國家的,自己的是自己的。國家已經給了你18塊學徒錢,公家的東西一分錢不能沾。家裡不是有的是舊棉毛衫褲嗎?真需要,自己拆點兒。」
北京的房產,拆遷分的房、錢,二嬸想獨吞。父親對我們說:「你們也回不去,就別爭了。」爺爺的遺囑上第一繼承人是奶奶,第二是我爸。父親說:奶奶跟二叔二嬸過日子,他們給養老送終的,替我盡孝了,拿就拿了。你二嬸是千年的媳婦熬成婆,這些年沒有功勞也有苦勞。給你奶奶當兒媳婦不容易,奶奶脾氣大,你二叔又孝順,為讓媽順氣,媳婦就多受點氣唄。你二嬸要是不委屈,能跟我這個大伯子哥訴苦?
若干年後,父親的一筆撫恤金,我們幾個繼承人誰都往外推。因為父親已經做給我們看了,什麼叫厚道。
到了八十年代,父親的因循守舊,顯得「不上道」了。政法管理幹部學院請他教課,說用車接送。他說:「不行。我為人師表,不能沾公家的便宜,學院的車得花油錢,司機的工資不都是公家的錢嗎?你們付給我報酬了,我可以做公共汽車去。」他不但每次講課坐公車去,而且提前一個小時到。我們勸他沒必要。他說:「不能讓幾十人等我一個人,我去等他們多踏實。」
到了九十年代,他大公無私得「不可理喻」了。他患胸膜炎、肺氣腫已經呼吸困難,不得已住進醫院。學校給了張5千元的支票,說不夠再來拿。支票花完了,我又去學院拿了5千元的支票回來。父親知道了:「啊?我都花了公家5千塊錢了!我這條老命不值啊。你得找醫生,咱們出院!」我們把他按住了,現在哪有你這樣的人?拔下管子都喘不上氣來,怎麼出院?等錢花到8千塊的時候,他鄭重其事地跟我說:「我這條老命不值8千塊,我不能再花公家的錢了!」沒辦法,依他出了醫院。沒多長時間他就走了。
父親卧床時,二叔從北京過來陪他。二叔身體好,心眼實在。老哥倆都當爺爺了,但依然「哥倆好」。他守在床前,象個僕人似的伺候哥哥,就聽二叔問:「你疼嗎?」我爸:「我不疼。」過會兒,二叔又問:「你疼嗎?」我爸:「我不疼。」等問到第三遍,我爸嚷:「我真的不疼!」二叔跟我們說,奶奶、大姑都死於肺病,最後疼得死去活來。
父親說:「牢里沒犯人,醫院裡沒病人,我這就算小善終了。」意思是:兒女正常,沒犯人,沒病人,他可以安心走了。
父親走後
那天早上,我哥打電話來說父親走了。我出門去醫院,見家屬樓里的人都在院子里納涼。等晚上回來,見滿院的花圈。
找到樓里年輕侯老師問,這都是誰送來的?他說:「我跟那些人說的,管老師走了。他們誰覺得和管老師好,誰就送花圈來了。」
我們還沒跟任何一個人說父親的死訊,「侯老師你怎麼知道的?」他說,當天是教育學院開學,他正接待各縣來進修的中學老師,就聽見一個聲音說:「管老師沒了。」他抬頭沒找到一個人,「可是我清清楚楚聽到這句話了」。
侯老師說,他確信這個信息確鑿無誤,就告訴了那些年輕老師們,他還確信,他們都非常敬重這位前輩。於是,院子里送來這麼多花圈。
侯老師又告訴我:你爸臨走前對我說過:「小侯啊,我要真走了,你抬我一扛啊(抬靈柩)。」侯老師聲音哽咽地說:「我答應過管老師,我一定要抬他一扛!」
火化那天,殯儀館悼念現場來了很多高級轎車,「局座」(局長級別的轎車)就不知道有多少輛,他們大部分做過他的學生。不少人含淚獻花圈,有磕頭的、鞠躬的、作揖的、默哀的。有人過來說管老師是不可多得的前輩,書教得好,人也好;有人說管老師的離去是教育界的真正損失;有人深表遺憾沒能和老師最後見上一面;有人說道歉的話,因從會議上跑來的不宜久留;有人聲明代誰誰來送花圈致哀的……
作為老師,父親受到了尊敬。作為一個德才兼備的知識分子,他不被共產黨認可。他曾多次絕望地說過:「共產黨沒人性,專殺我們這樣的人!」
(全文完)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