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大煥：誰能幫他們走出絕望與黑暗

北京時間：2016-09-14 08:08

2016年8月26日，甘肅省康樂縣景古鎮阿姑山村28歲村民楊改蘭，先用斧背錘殺4個親生子女（一個6歲，兩個雙胞胎5歲，一個三歲）後喝農藥自殺。9月4日，她的丈夫辦完妻子兒女的後事後，再度喝農藥自殺身亡。家中留下70歲的奶奶楊蘭芳和52歲的父親楊滿堂。

在切入評論前，我希望能夠儘可能逼近真相。雖然人死不能復生，很多真相已經永遠埋藏於地下。但任何遠離真相的評論和情懷，都是廉價的甚至是偽崇高的。接下來的行文中，關於事實方面的描述，分別來自中國青年報（2016/09/11）《甘肅農婦殺四子案追蹤：村主任解釋為何取消其低保》，楊璐《甘肅一家六口了斷生命的血色一周》（2016-09-10）等文章，為了儘可能行文簡潔，文字做了重新整理。

一家三代宛如亘古的貧困、絕望與黑暗

奶奶楊蘭芳。70歲，1946年生。雖然與孫女各干各的活各開各的灶，但仍是家中最有話語權的強勢人物。楊蘭芳父親只生了她一個女兒，就入贅了女婿，後來因為家境困難，女婿離家出走（一說是楊蘭芳看不上把他趕走了），給楊蘭芳留下4個女兒和1個兒子。其中，一個女兒喝農藥自殺身亡。

期間，楊蘭芳曾帶著一個女兒分別嫁給了臨洮縣的一對父子。因為與丈夫關係不和，她又帶著女兒回到了阿姑山村，與兒子楊滿堂生活在一起。

父親楊滿堂。52歲。有些痴呆，平日里說話幹活都不利索。楊滿堂長大後娶曹姓女子結婚，婚後生下楊改蘭和楊改轉，在長女楊改蘭11歲時（一說6歲），妻子又因為家境貧寒，離家出走。楊滿堂將楊改蘭養大，把楊改轉送給了本村高姓人家。

孫女楊改蘭。悲劇主角。生下來就是重擔一肩挑。從小生活在阿姑山村，家境貧寒，沒上過一天學。10歲開始，楊改蘭學會了做飯，一家人的一日三餐和家務活都被她包了。

19歲時，和本村李克英結婚，李克英入贅到楊家。此後幾年，先後4個孩子降生。出生在這樣一個家庭里，作為姐姐，楊改蘭不得不留在家中，招了一個上門女婿，照顧全家。

楊改蘭最近一次哭，是在丈夫去鎮上豬場打工時。丈夫走後，她一個人坐在屋子門口，一聲不吭，眼淚掉個不停。

奶奶上前安慰，楊改蘭開始哭訴，「他以前出去也沒掙到錢，麥子熟了，誰來幹活，我一個人根本干不過來」。丈夫不大會掙錢，打工最多一年只能拿回個三四千元。養活一家人的重擔幾乎全部壓在了她身上。

但是，她可以不讓丈夫出門嗎？不可以！貧賤家庭百事哀。家裡的「存量」是有限的，外面的增量有一分是一分。

不僅如此，家裡也一直在千百計增加「增量」，拿人拚命：楊改蘭一個人種著17.3畝地。在村裡，這麼大範圍的地至少需要一家三口打理，農忙時節還要請人幫忙。除了種地，楊改蘭還打理著一個小菜園。

奶奶楊蘭芳腿腳不便，已經不能下地。父親楊滿堂只會放牛種菜，地里的活基本插不上手。丈夫又常年在外打工，只有收割時才回家幫忙。為了操持這個家庭，楊改蘭還養了3隻山羊和3頭牛。因為沒有積蓄，楊改蘭找奶奶楊蘭芳借了600塊錢，買了一隻母羊，母羊又下了兩個羊羔崽子。

天一亮，她就帶著牛出門吃草，下地里幹活，一直干到天黑回家。忙起來，她有時顧不上做飯，一天只能吃兩頓飯，孩子們也得跟著挨餓。眼看著最大的孩子楊某帆馬上要入學了，楊改蘭更是焦慮。過去一年，楊某帆在阿姑山大庄幼稚園上學，光是送孩子上學走路來回都要一個小時。一年的學，孩子缺勤半年。楊改蘭曾向輩分高、比她年紀小的堂姑楊雪麗談起：不要太早結婚，20多歲再結。她說，「家裡的負擔都在自己身上，很辛苦」。

福利困境中的社會排斥

對於楊改蘭們來說，人生就是一個漫長的苦役，漫長的負擔，漫長的貧困，漫長的絕望與人與人之間的冷漠與無助。一輩子像牲口一樣活著，除了無盡的責任，了無意趣。甚至牲口都比她們自由自在，因為沒有那麼多的責任，一口吃飽，全家不餓。

在那樣的小國寡民里，沒有任何人剝削他們——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能夠進入現代商業文明的交換體系——如果他們進入了這種交換體系，被資本家和商業社會「剝削」，他們的命運絕對不至於這麼悲慘。

是的，在那樣半原始的農業社會裡，幾乎沒有人來剝削他們——甚至可能還有來自政府和外界的援助，但自然的、社會的壓迫無時不刻不存在，像窒息的空氣一樣，壓得人喘不過氣來。

如果沒有這種無形的「社會壓迫」，楊改蘭們也許可以「安貧樂道」地度過漫長又短暫的一輩子，雖然悲苦，卻也得過且過。因為大家的生存狀況彼此都差不多，差別也許只是房子好一點差一點。在楊改蘭所在的阿姑山村，全村共有10個社、191戶、841人。2013年全村建檔立卡貧困戶73戶、281人，佔總戶的38%。低保戶56戶、152人，佔總人口的18%——超過一半的人口在貧困線下。

哀莫大於心死。身體苦累和自我層層加壓不在話下，但是來自社會的無形壓迫製造的心靈絕望，或許才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這種壓迫，可能恰恰都來自道德婊們一再呼籲的「政府救濟」如「精準扶貧」！它來自兩方面：

一是楊改蘭家被村民「集體評議」取消了低保。這個過程，取消的不僅僅是低保本身，而是牽涉到一個小社會裡的基本信任和「社會排斥」問題。像楊改蘭這樣的家庭，往往是越貧困，社會交往面越窄，「人緣」越差，得到的支持和信任也越少。由此導致心靈也越封閉。惡性循環。同時，楊改蘭丈夫外出打工，一年掙個六七千元（很多時候沒活干），能拿回家的不過三四千，但是在「集體評議」中，卻被評估為打工收入2萬。這樣，在她和村民之間，基本的信任就破產了。

二是住房改造中的權力壓迫。從2013年開始，各級鎮、村裡的幹部頻繁到楊家動員，要對他家進行危房改造，一直到2016年4月，已經動員6次之多。但，楊家的危房一直沒改成。在老爺灣社，近年來，一些農戶陸續享受了農村危房改造補貼，新建了住房。如今，走進老爺灣社，很少見到像楊家一樣的土坯房。這是地方政府和官員臉上的傷疤。但這又是楊家經濟條件不可承受之重。「1萬多元（建房補助）我們給匠人的煙酒錢都不夠。」阿姑山村村委會主任魏公輝說，楊改蘭曾不止一次這樣答覆他。而楊蘭芳回憶道，魏公輝來過，讓儘快把房拆掉，在原址上重建。「我們一家去哪住，我年齡這麼大了，又有病。」楊蘭芳說。在魏公輝看來，楊家聽說其他鄉鎮有過5萬元到6萬元的建房補貼，希望能得到更高金額的補助，因而幾次沒有答應新建房子。但是對楊改蘭一家來說，他們卻是拿不出足夠的「配套資金」！

楊改蘭在生命垂危的最後階段，跟她的堂姑楊雪麗提到一句：「全庄全隊的人都在告我。」這句話的後面，藏著楊改蘭怎樣的心靈密碼？

廉價的民粹式同情和道貌岸然的譴責都輕佻而弱智。有人譴責政府的救助無力。比如連續多日被微信朋友圈刷屏的《盛世中的螻蟻》。文章說：這不是楊改蘭的問題，確實是社會的問題。有解決辦法嗎？當然有，不外乎兩條：

1、改造社會階層流動與晉陞、資源佔有慾處理、財富創造與分配的機制，壓縮頂層，推動底層向中層演進，最終將我們的金字塔社會結構，改造成紡錘形社會結構；

2、預設並接受底層「弱勢群體」的現狀無可更改，繼續固化社會結構，但對弱勢群體輸血，在福利上對他們大力度定向傾斜；

作者說，第一種辦法基本沒有可能，比較現實的是第二種。

這篇文章其實寫得非常民粹非常差，卻被刷屏，當然也被不斷刪帖。只能說明：中國的落後是由精英的落後決定的。

一方面，豬往前拱雞往後刨蛇有蛇形鼠有鼠道。人類的一切努力，都大踏步朝著擴大不均衡的方向邁進。只要看清楚財富本質，就知道不均衡不是人類悲劇。相反，人類一切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偉大理想與情懷，恰恰是百年來史無前例的人類災難之源。烏托邦理想無時不刻不是狂奔在通往奴役之路的歪門邪道上。

中國社會近年來通脹非常嚴重，但事實上通脹造成的主要是中產以上社會階層的財富大縮水，對底層社會，反而讓政府有更多的錢來給底層輸血。社會上層的大量財富擁有者，比如企業家，對企業和財富本質也不是「佔有」，而是「管理」企業和社會財富。換上別人，也許管理自己尚沒有餘力，何況管理企業和社會。

另一方面，如上所述，我們的物質幫助可能適得其反，在執行中異化成了心靈的壓迫。這種文章訴諸的理想，只會導致更多的悲劇和慘劇。又如中國農業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李小雲在《低保困局：一半是「唐僧肉」，一半是悲劇》（2016-09-11）一文中寫道：「近年來的民粹主義思潮在喚起社會和政府關注弱勢群體的同時，也使得政府通過不斷增加其保護弱勢群體的數量來平息民粹的呼聲。但是，在財政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扶持的數量的增加速度高於單位個人強度增加的速度。在物價持續上漲的背景下，有效的兜底效益下降，一些地方的低保甚至變成了平均福利。」

民粹主義的輸血理想把政府當成了萬能的全知、全能、全德的存在。他們不是想啟動人內在的活力與覺醒，不是想著如何讓人們進入更廣闊更文明的商業社會。所以我對此作出如此決絕的評價：「智慧死絕的時候，民粹野草般瘋長——有感於刷屏文章《盛世中的螻蟻》。我想說，你和政府都沒有你筆下那麼萬能，你的理想、情懷除了製造更多災難和悲劇，一文不值，得換一個腦袋思考問題了。」

另有一種聲音，是用文明社會的眼光，譴責楊改蘭殘忍地殺害了自己的兒女。但在從沒有進入文明社會的人面前，在絕對的封閉絕對的苦役絕對的無望面前，譴責和上面的同情一樣，都顯得格外的廉價格外的無知格外的無情。在她封閉的小心靈里，她把孩子們一起帶走，就是對他們最深沉的母愛！因為她無法想像，離開了她的庇護，孩子們會過得多麼悲慘多麼沒有尊嚴。她自己拼盡一生的努力，連自己都保護不了！

要福利，還是要自由？

百年以來，從晏陽初，到費孝通，到厲以寧，到我們整個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我們的道德，我們的情懷，我們的社會精英觀察和解決問題的視角，出現了方向性的錯誤。這是百年來中國農民積貧積弱的根本原因！他們只知道「就地解決」，永遠把農民困在那片貧瘠的土地上！只知道輸血，不知道解放農民，讓他們自我造血。甚至，把戶籍制度視為理所當然，把控制大城市人口視為理所當然。這種理想，這種情懷，甚至被不斷抬高到很高的道德高度——諸如善待弱勢群體啦，區域均衡發展啦。卻不知，不遵循社會發展規律之「道」，人類的「德」，又將何附哉？

中國若不將注意力集中到大城市化吸引更多的農民進城、從根本上減少農民上來，楊改蘭們的悲劇，還將不斷重演。在道德婊們的道德指揮下，黑暗永無盡頭。

──轉自《東網》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附錄】格隆：盛世中的螻蟻

一、

看到楊改蘭的事件時，格隆真實感受到一種無法呼吸的窒息，胃部陣陣痙攣絞痛，隨後淚水不由自主溢滿眼眶。

如果沒有楊改蘭令人窒息的「自我滅門」，誰會相信我們這個「盛世」下有這樣慘絕人寰的生態與人群？

2016年8月26日18時許，甘肅省康樂縣景谷鎮阿姑山村，28歲女子楊改蘭在其家房屋後一條羊腸小道上，用斧子將自己的4個親生子女（一個6歲，兩個雙胞胎5歲，一個三歲）一一砍殺，在發現孩子未死後，又逼迫他們喝下農藥，隨後自殺身亡。

奶奶楊蘭芳聞訊趕去時，楊改蘭還沒斷氣，馬上要報名讀一年級的6歲的大重孫女也沒斷氣，但看起來十分痛苦。她曾經請求，讓楊改蘭把這個孩子「留下」，但楊改蘭沒同意——這個女人很決絕、近乎殘忍地不給親生骨肉留任何生的機會。

外出打工的丈夫李克英在接到電話趕回後被眼前的一幕嚇傻了，他一言不發、沒流眼淚，抱起還沒死的小兒子就向村口跑。半路上，兒子斷氣了，他又木然把兒子抱回家。

在平靜料理完一家人的後事後，這個男人也以喝農藥的方式離開了人世。

二、

景古鎮阿姑山村位於景古鎮東北面，距鎮政府6公里，全村共有10個社、191戶、841人。2013年全村建檔立卡貧困戶73戶、281人，佔總戶的38%。低保戶56戶、152人，佔總人口的18%——超過一半的人口在貧困線下。

19歲結婚的楊改蘭就生活在這個村裡。她幾乎撐起了一個家，帶著4個子女和父親一起生活，還要照顧奶奶。楊改蘭家的生活環境，用盡詞典中對於貧窮的形容都毫不為過：那是村裡人都說最窮最破的房子，那是大風幾乎都會吹翻的土坯房，那是連大門都關不嚴、家裡任何值錢物件都沒有的危房。楊改蘭就是這樣日復一日勞作，平日一個人帶著4個孩子在10平方米左右的、連電都不捨得多用的危房裡生活。

入贅的丈夫李克英平時外出打工，家裡的十畝土地，各種農家雜貨，4個孩子的衣食住行，上學等等一系列沉重的問題，都壓在了楊改蘭的肩頭。麥子和大豆是當地較為常見的農作物，幾乎也是楊改蘭一家的口糧和重要經濟來源，農民看天吃飯，十畝貧瘠的土地種上小麥和大豆，收成好了一年能夠有個三四千，不好的話，除了能吃飽飯，啥也幹不了。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在無盡的苦海中掙扎，沒有盡頭。

外出打工的李克英的收入也並不高。堂弟李克義說，他們這樣農村出去的打工者，飢一頓飽一頓，勤扒苦做，一天小工工資也不過120元左右，但有時候幾個星期也沒有工作。

因為超生，四個孩子統統沒能上戶口（當地官方給的說法是：均未及時申報戶口）。作為全世界僅有的四個有戶口的國家，沒有戶口，就意味著國家對孩子的撫養與成長不承擔任何責任，這也是楊家在2010年被納入農村三類低保，直至2013年底取消低保，四個孩子一直沒有納入低保範圍的原因——楊改蘭的孩子們在自己國家的土地上是「黑戶」，真實存在，卻又如隱形人一樣，視若無物。

這就是楊改蘭們——中西部絕大多數農民——的真實生態：他們都是「盛世」下的螻蟻，無關緊要，無人在意，也無人關注。他們在社會的最底層苦苦掙扎，但始終看不到一個出頭之日。對他們而言，勤勞致富只是一個美麗且虛幻的泡沫。楊改蘭即使不自殺，窮盡一生所得，也可能無法在哪怕省城蘭州買一個廁所。「精英」佔有和集中了社會所有的資源，留給楊改蘭們的，只剩下貧瘠和這輩子也可能爬不出的窮困泥沼。社會車輪滾滾向前，但他們被毫不憐憫地刻意甩下、遺棄甚至無情碾壓。

希望，永遠不是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對於楊改蘭、李克英們，活得憋屈，死無尊嚴，支撐他們活下去的幾乎唯一支柱，就是心中那點卑微、渺小、若有若無的希望。這也是在新學期開學前，6歲的大女兒要報名讀書，李克英在工地上厚著臉皮提前「善意預支」1500元錢的原因——拿回去給大女兒報名用。

當某一天，某件事，比如小孩報名遭拒，比如全家被取消低保資格（楊家在2013年底的群眾評議中未通過，而被全家取消低保——我百思不得其解，這種事情，怎麼可能是通過群眾評議的方式），令他們覺得連最後的希望都不剩下的時候，他們能很輕鬆地做出放棄自身生命的決定——這也是這個弱勢群體抗議和吶喊的最後、唯一的合法工具。

這個時候，於楊改蘭，生和死，已經不是道選擇題，而是一件吃飯睡覺一樣的必選、單選項。到這種份上，生亦何喜，死亦何哀！死亡，可能反而是一種愉悅的解脫。

我不知道楊改蘭在砍殺自己孩子並自殺前是怎麼想的，也不知道她做過怎樣的掙扎。但我相信，但凡對人世哪怕還有絲毫的留戀，這個世界但凡哪怕給過她哪怕一丁點的希望，但凡在她喝葯前的那幾個小時、幾分鐘，身邊的人，社會，哪怕給過她一丁點的色彩、微笑，或者是希望的暗示，她都不會選擇死亡的。

事實上，這個渺小而卑微的女人，哪怕臨死前，內心都還是懷有希望的：楊改蘭的大女兒是穿著楊改蘭此前去幾公里外的鎮上買來的新衣服離開這個世界的——買回家後，楊改蘭一直不讓她穿，說是怕髒了，讓她等開學再穿。

那件色彩艷麗的新衣服，和它的主人一起，埋入地下，成為了永遠也不會再見陽光的希望。

三、

楊改蘭並不孤獨。之所以社會會形成他們是「社會的少數」的錯覺，多半是因為「形勢大好」的陽光宣傳，以及鏡頭從來沒有對準過他們的原因。

事實上，我們這個社會始終都是金字塔型的，楊改蘭這樣的底層一直都是大多數，無論是在建國前的私有時期，還是建國後的「公有時期」。

90年代下崗工人因生活無著、謀生無路而舉家上吊的事情，或許很多人還記憶猶新。其實稍微近一點，這種案例也毫不罕見。2014年一名婦女因盜竊兩個麵包，被店主當場抓住，店主為防止婦人下次繼續作案，將其綁在電線杆上，並在其胸前掛上寫有「我是小偷」的紙板。

社會給這個群體人格和尊嚴的估值，有時候只值兩塊麵包。

如果記憶力不壞，應該也不會忘記，今年六一兒童節前，一個母親為了孩子偷一個雞腿的新聞。

兒童節前一天，南京玄武警方抓獲一個奇怪的小偷，對女子進行搜查後，民警在她身上搜出了被盜的一點雜糧、一個雞腿。而檢查到腰部時，則發現了一本兒童讀物。

女子姓劉，生了雙胞胎女兒，但腎臟都有問題，她這次帶著其中一個病情比較嚴重的來到南京總醫院治病。丈夫出走，她在老家種地，沒有其他經濟來源。她家的主要經濟來源，是她每天在廢品站打工所得，每天只有四五十元。這次來南京看病總共帶了3000元，也都是跟親戚借的。

「為什麼不偷多一點雞腿呢？「民警很疑惑。

「我就是為了孩子，不是自己吃。」劉女士十分後悔，聲音也帶著哽咽：「因為今天是兒童節，昨天一早，孩子就說想要禮物，說想吃雞腿，但是超市的雞腿要7塊錢一個。還想要一本三字經，學校早讀課上要背，之前一直沒捨得給她買，她常和我說，別的小朋友都有，就她沒有，我總跟她說再等等，過段時間買。昨天下午去超市，本來是想買點玉米大豆，給她吃消腫，結果看到有雞腿和三字經，可我身上只有5塊錢，我拿起又放下，拿起又放下，最後還是一個糊塗……」

現在我想問的是兩個問題：

1、哪個更真實？

是楊改蘭和四個孩子？偷麵包和雞腿的母親？還是「盛世」？

2、誰的錯？

楊改蘭們的？還是這個社會的？

四、

81年前，美國社會也發出過類似的詰問。

1935年的一天，時任美國紐約市長的拉古迪亞在法庭旁聽了一樁麵包偷竊案的庭審。被指控的是一位老太太，當法官問她是否認罪時，她說：「我那兩個小孫子餓了兩天了，這麵包是用來餵養他們的。「法官秉公執法地裁決：「你是選擇10美元罰款，還是10天拘役？」無奈的老太太只得「選擇」拘役，因為要是拿得出10美元，何至於去偷幾美分的麵包呢？

審判剛結束，人們還沒散去，拉古迪亞市長從旁聽席上站起，脫下自己的禮帽，往裡面放進10美元，然後向在場的人大聲說：「現在，請各位每人交50美分的罰金，這是為我們的冷漠所支付的費用，以懲戒我們這個要老祖母去偷麵包來餵養孫子的社會。」法庭上一片肅靜，在場的每位，包括法官在內都默不作聲地捐出了50美分。

這就是著名的「拉古迪亞的拷問」：一個人為錢犯罪，這個人有罪；一個人為麵包犯罪，這個社會有罪……

行文至此，必定會有高高在上的「愛國者」提醒格隆：楊改蘭們的貧困是自己不夠努力的結果，與社會何干？

我們回到楊改蘭「滅門」現場。奶奶楊蘭芳見到還未斷氣的楊改蘭時，看到了她的笑容。親手了結4個親生骨肉後，她的情緒竟然那麼平靜而歡愉。奶奶問她究竟怎麼了，她用方言說：你不理解。

「你不理解」這四個字，我相信，絕大部分習慣了俯視眾生，「何不食肉糜」的城市看客也不會理解。脾氣和善，幾乎從不抱怨的楊改蘭如同大多數中國農村婦女，逆來順受，勤扒苦做，早已習慣了窮困。對她們而言，窮，並不可怕；比窮更可怕的是失去了希望和信心。

我想，楊改蘭說的「你不理解」，應該是指那種對今生和來世都沒有希望的絕望感，是那種想掙脫現狀卻又極端無助的絕望感，是那種靠自身力量，再怎麼勤扒苦做，也完全沒可能走出貧困的無能為力的絕望感……

事實上，我們必須承認的一點是：對於楊改蘭的四個孩子，幾乎從一出生，就基本註定了不會有出人頭地的機會。楊改蘭，楊改蘭的孩子，從一開始，就註定是「弱勢群體」的那一部分。

夢想是要有的，萬一實現了呢？這句勵志雞湯，對楊改蘭和她的孩子，就真的是夢想。

所以：真不是楊改蘭的問題，確實是社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