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久以來，不少中國人一提到「法輪功」，就會首當其衝地給其扣上「搞政治」的大帽子。雖說這頂帽子繼承的是文革遺風，然而，真正惡意轉嫁給「法輪功」，則應該從1999年中共黨魁江澤民下令鎮壓法輪功前後算起。

有了這頂帽子，1999年正式實施迫害前夕——4月25日，逾萬名法輪功學員就「天津公安無理抓捕法輪功學員」一事到北京和平上訪，被順理成章地說成了「搞政治」；此後2004年，法輪功為揭露中共暴政以及無辜蒙冤的真相而刊發《九評共產黨》一書也被中共氣急敗壞地指為「搞政治」；再以後，在長達十幾年的歲月中，法輪功學員為喚醒良知、堅守正義，一直堅持不懈地向身邊的有緣人揭露迫害、講述真相的義舉，也時常被那些受謊言蒙蔽的人說成是「搞政治」；直到今時今日，在「有案必立、有訴必理」的大形勢下，20萬法輪功學員向最高檢、最高法院投遞了「訴江」狀的合法行為，仍被一眾追隨江氏集團的公、檢、法人員認定是「搞政治」。

還有不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好心人」，他們很願意將法輪功的修鍊者與宗教的修行者等同起來，口口聲聲地勸說著，「你們覺得好，關起門在家練就行了，何必到處跟人說政府不好、共產黨不好？你們不要搞政治……」，那意思是，人家和尚、道士一般都在寺廟、道觀里遠離塵世的清修；本該「不問世事」的修行者怎麼會有政治上的訴求？又如何能對國家的政治情況、政府的執政行為感興趣？

為了從另一個角度來解答這個問題，我們不妨引入德國納粹時期，一位主張「與政權對立」的宗教社會主義者的自白。他在面對「國家公權力變得粗暴無情」時表示，「一個新教教會若向納粹主義敞開胸襟，……，就會再度背叛她對世界的使命」；「『上帝的國不在世界上』聽起來似乎很順服上帝，顯示的卻是……順服獲勝的政權及其魔力」。這番話能給人帶來的思考是，基督徒到底該順服於上帝，還是順服於政權？

我們不禁要問，「順服於上帝」與「順服於政權」相矛盾嗎？處在同一時期的另一位致力於「非宗教的基督信仰」的神學家給出了這樣的回答，「當基督徒被壓迫在納粹的世界觀下，被強迫接受反猶太主義、被逼著仇恨猶太人的時候，他們能以基督『要愛鄰舍如同自己』的誡命，與之相對抗」。而在具體的行動上，這位神學家所在的教會也做出了「控告納粹國家損害人權」的義舉。

在他看來，本該「順服於上帝」的教會「沒有權力將國家的力量佔為己有」，「但是，當國家將基本人權置於法律之外時，教會也不可置身於政治之外」。同時，他還向那些「對國家如何執行職權根本不感興趣」的基督徒呼籲，「你們要努力盡一切該盡的責任」，「對於世上的一切，我們不能放任自流，我們的信仰不是鴉片（讓我們在不公義的世界裡感到滿足）；反之，正因為我們努力在盡世上所有的責任，我們才會目標更確切的堅持提出抗議」。

從這一句句擲地有聲的宣言中，我們顯然能夠清楚地意識到，存在於俗世的任何宗教或信仰團體，他們不該是一群「愛做白日夢或踩在雲端的人」，而是一群無心於權力，卻對強權、暴政侵犯人權、濫殺無辜的惡行奮力抵抗的人。他們不僅要求自己從生命的根本棄惡從善，更要全身心地去承擔、完成伐惡揚善的使命。

若套用在修鍊者與政府、政權的關係問題上，我們也就不難理解：面對中共利用國家的暴力機關，實施了數次令世界震驚的大屠殺，如今又高舉著「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搞垮，肉體上消滅」的大旗、殘酷迫害法輪功信仰人士的人權災難，對於一個真正秉承良知、堅守信仰的修鍊者而言，只有站出來揭露暴政、制止邪惡，才能被視為是「正信」所往、「大善」所在。

其實，法輪功並不像人們所認知的宗教那般，擁有著一系列繁冗的管理形式以及早已被世俗化的宗教儀式。這些修鍊者堅守著「不建廟宇、不收錢財」的原則，更不會對擁有政治權力有所期待。即便對一個普通人而言，一旦明白了「權力與責任不過是一柄雙刃劍」時，也會在投身於國家權力之前有所遲疑、深感負重的。因為擁有權力之後的責任恰恰在於，要時刻限制權力，並將更多的權利還賦予人民。這也恰恰是普世所要遵循的，連宗教人士、修鍊者都不得破壞、需要謹守的人權價值。

常言道，救人於水火、救人於危難，善莫大焉。當法輪功學員看到自己的同伴被抓捕、關押，受到非人的折磨與虐殺；當他們深知，中共暴政下的中國人正以無數直接或間接對生命產生危害的方式，不自知的遭受迫害時，告誡、勸說，揭露謊言、講清真相，不正是一種踐行「大善」的救人之舉嗎？就算是「抗議」，那也是一種最和平、最無聲、最善意的抗議了。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