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9月3日迎來2016級新生報到,4000多名來自全國各地及數十個國家和地區的優秀學子走進燕園。據了解,今年北大共錄取農村學生700多人,為近年最多。
有媒體點贊,也有媒體擔憂。我國現有人口一半以上為農村人口,而在4000多名北大新生中只有700多名農村學生,與人口佔比明顯不匹配。相信其他重點高校的情況也大同小異。退一步講,就算城鄉差距客觀存在,北大新生中農村生與城市生不可能五五對分,可現在的這個17.5%也與80-90年代北大新生中農村學生佔比30%仍相距甚遠。
更何況,並不是每個寒門學子北大畢業就能從根本上改變命運。
當今寒門學子的困境,讓我想起了北郵博士研究生吳利輝的悲劇,他在留給母親的遺書中這樣說道:「這個世界是一溝絕望的死水……所有的努力都會被既得利益集團踩在腳下,所有的奮鬥都面臨著舉步維艱……現在知識太沒用了,有用的只是金錢和權勢,有用的只是關係和背景……現在要憑正直的才華去出人頭地,太難太難了。我也曾試著找過工作,但是沒有人用我。」
吳利輝名牌大學也畢業了,研究生和博士都考上了,但卻找不到理想的工作,甚至養活不了家人與自己,也解決不了人生面對的種種難題,於是自殺成了他可悲的選擇。曾經「知識改變命運」作為激勵口號為人們耳熟能詳,但如今寒門學子憑個人努力提升社會地位的機會卻愈加渺茫。從北大學子賣肉到南京大學學生上街擦鞋,從碩士農民工到大學生找不到工作跳樓,越來越多的例子也在不斷印證,「知識改變命運」似乎只是個美麗的誤會。
許多家庭長期舉債,供養孩子上高中、上大學,最後換來的卻是「透心涼」,多年投資血本無歸。讓學生和家長感覺「教育本來是改變命運的最好通道,可現在卻似乎成了返貧的催化劑。」與此同時,社會中曾流行的「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口號也正悄然演變成「學好數理化,不如有個好爸爸」。
如今,一個農民的孩子也許能考上大學,但畢業後找工作卻需要靠關係,這堵牆無疑把他們中的不少人擋在了門外。俗話說「近水樓台先得月」,不少「爸爸」們利用手中的權力,給子女輕鬆的安排一個好工作。如銀行、電信、電力等系統,相當一部分職工都是原職工的子女還有家屬,「近親繁殖」現象普遍存在。職業的「世襲制」,讓很多出身「寒門」,不具備「領導幹部遺傳基因」。「龍生龍,鳳生鳳」這個中國的古訓,對他們來說似乎更像是一個魔咒。
現如今「市長的女兒當了副市長,副縣長的兒子還是副縣長」早已不再是什麼新聞,甚至那些老公老婆在一個局的,叔侄在一個處的,姐弟在一個科的已屢見不鮮,由此產生了:父子室,夫妻科,侄子打水叔伯喝,孫子開車爺爺坐,兄妹辦公桌對桌。親戚班子附馬團,小三秘書打字員,王孫公子汽車隊,七姑八姨管婦聯,親家表親配同班,外甥小舅管財權。對此有網友調侃:「生存有風險,投胎需慎重,這年頭,投胎是門技術。」生下來就成「公家人」、「關係網」式就業,其本質是權力式就業。
如果說「官二代」是一種世襲,那麼「窮二代」也是一種世襲,只不過他們是被迫的世襲。與「富二代」相比,「窮二代」們「先天不足」:他們拼不過資本、拼不過權力、拼不過「關係」、拼不過聲望……相反那些「拼爹」的孩子,可以畢業工作3年副科、5年正科、8年副處、10年正處、13年副廳……而這些孩子正因為有個「好爸爸」,所以就迅速「成才」了。帝王將相寧有種乎?兩千多年前陳勝吳廣就提出了這個質問,難道今天的人們還需要為這個問題而再次質問?如果一個國家,他們的大多數年輕人已經看不到希望。他們勤勞卻不富有,他們有理想卻沒機會,他們渴望認同卻屢屢碰壁,他們沒有向善的動力,也沒有上進的慾望,因為他們不論如何努力依然擺脫不了貧窮,那將是整個中華民族的悲哀。
200多年前,龔自珍就大聲疾呼:「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們盼望著有一天,我們的體制外的有為年輕人也能成為國家的棟樑。就像在美國,比爾‧蓋茨可以出身平凡;奧巴馬即使是一個黑人,也能當上總統;前國務卿賴斯也是黑人;再前國務卿奧爾布萊特是來自東歐的移民。在那裡權勢人士的子女未必權勢,雷根總統的兒子失業只能排隊領救濟金。
俗話,窮不過三代,富也不過三代。很顯然,沒有人願意貧窮,但是社會制度的籬笆,對「窮二代」來說,從戶籍制度到財富分配機制,從行業潛規則,到升學就業買房,到處都有看不見的「天花板」橫亘在他們面前。一代窮世代窮,窮人努力無門,富人天生不用跳,便是躍過龍門的鯉魚。以「拼爹」為基本色調的官員子弟「世襲」,正是對公平的褻瀆和對平等競爭的破壞。
──轉自《作者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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