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可以說是何維凌相當熟識的朋友，因為我們相識於七十年代初，來往到八十年代中期，交往時幾乎是無話不談。為此，半年前一位友人告訴我，在何維凌去世二十五年後，香港新出版了一本何維凌生前的文集。另一位也認識何維凌的老友則來信告訴我他寫了回憶的文字，並且說，他從和我的交往中感到，與我對其他六六年以前的大學生的看法相比，我對何維凌是另眼相看的，並且問我，是否我的確覺得何維凌是個人才。我回信告他，其一，這個另眼，只是相對於那批大學生中的別的人而已。因為那批大學生絕大多數知識框架和精神都已經被「真理部」徹底改造，基本上都不堪看、不堪與言，而何維凌居然還能來往，但是也不過僅此而已。
其二說他是人才，當然細想也說得過去，因為把他和陳一諮、金觀濤們比，還是有很多不一樣的地方。後者如我前所言，根本不能對話，因為幾乎沒有閱讀能力、研究能力，也就是既無學養又無思想，他們二十歲前受的教育造成了終生沒有改變和進步。而何維凌卻不一樣，他不僅可以和那時我們那些帶有強烈反叛傾向的中學生對話，而且也還是在不斷地有變化。可能這就是區別吧。這就是說，他還沒有徹底喪失掉人生與來的基本敏感，針刺到肉，還有一定的正常社會的反應，而不是那類徹頭徹尾的真理部後代的革命性的迂腐反應。
我這樣說絕對不是苛刻，因為在我們這兩代人來說，文化大革命中期後感到自己政治上的困惑及壓力束縛是容易的，而感到精神上的內在的禁錮，無法容忍則更為根本，且不僅需要智力和感覺，也需要生活的勇氣。而這就是我們那批老中學生中的反叛的原因，我們感到的不僅是政治，而且更強烈地感到的是在思想方法和精神上受到的欺騙，感到過去不僅被欺騙，而且自欺欺人，為此對自己，對社會，甚至對世界產生了一個巨大的懷疑。說到底就是，過去的一切已經不能夠滿足自己，一定要掙脫它、拋棄它。而這種反叛，在當時的大學生中基本上已經蕩然無存。我想，金觀濤們，乃至陳一諮、陳子明們是不會否認這一點的。而這就是我們之間最根本的區別。
這樣的反叛是根本性的，是一個有感覺的人的必然的結果。可在那批老大學生，以及在我們這代中學生的大多數人中，對於表面的、政治上的窒息，即明確地對專制有強烈地反抗感覺的就已經不多，而在精神上內在地對自己的被異化感到厭惡和痛苦的就更少了。
2.
談到評價何維凌，我當然同時也審視自己。
我其實是遠比那兩位朋友認識何維凌更早，也和何維凌更熟識。那兩位朋友都是在八十年代中期後，在所謂改革潮流中認識何維凌的，而我則是在七十年代初期。
七十年代初期，他經常來我這兒。我住的靈境胡同九十七號的小屋，因為交通方便，來往經過西單的人，三教九流，無論是買東西還是到西城辦事，都順腳到我那裡一敘。可「觀察滲透著理論」，人對人的評價大約就更是如此。觀察評價一個人不僅滲透著思想理論的傾向而且很多時候更是夾雜著個人感情，甚至對評價對象的揚或抑，都和評價者個人緊密關聯。捧對方，還是貶對方很多時候都和評價者對自己的褒貶相關。就此來說，人其實真的是很可憐的動物。
為此，我對何維凌的看法，我常常問自己是否也是如此。因為我本來對六六年以前的那代大學生極為看低，認為那代人從裡到外都是真理部培養的思想和情操，如金觀濤、溫元凱們，幾乎沒看到有反叛，有對自己的過去有反省的人。何維凌其實也是如此，他沒有反叛過。可是他和我，以及我們這些老三屆的中學生，當時處於青春反叛期的少年交往很多，而且如魚得水，雙方並沒有覺得有很多隔閡。所以究竟他是屬於老大學生中的另類，還是另外有因？也就是因為和我們有來往，我們就高評了他，這個疑問一直留在心底。
現在，那位朋友在給我的信中問我，是否我對他是另眼相看，這就更讓我檢查自己，對他的評價到底是什麼：這也就是說，何維凌是位有思想、有才氣、有抱負的人，還是也不過是真理部培養出來的一代？亦或他能夠和我們這些充滿反叛的少年對話來往，不過是因為有更多的反應機敏且靈活包容的高級市儈氣？為此，對何維凌的重新思索居然開啟了我一直覺得那是很以後的事情的回憶反思文字。
3．
最早聽說何維凌的時候是六七年底，北大出了一個新的戰鬥組，貼出一篇有些脫格的大字報，「共產青年學會成立宣言」，說是對流行的頂峰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為此，這個小組的成員立即被逮捕。這其實真的是那個可憐的時代，我們這兩代青少年可憐、弱智的一個很好的說明。居然認為一件事情還要發展，就算是有思想、異端了！
這個案例讓我們看到，那個時候的年輕人早已經被共產黨真理部的雙機構，宣傳部和教育部教育得沒了思維能力也沒了想像力。其實不僅是何維凌們，而且六六年的遇羅克，六七年的楊小凱，以及在此前後在大學生或中學生出現的所謂理論性的文章，都至多不過是藉助點毛澤東年輕時代的新民學會的皮毛，而更多的藉助馬克思傳記中看到的馬克思早期的皮毛就被驚為天人。何維凌們的這個戰鬥組正是模仿毛澤東早期青年時期組織的「新民學會」，但是在六七年底，的確已經比我們這些人超前了。因為在我們看來他們居然已經不僅只是思考眼前的文革政治問題，而且居然想了那些和自己看來無關的問題。所以最初聽到何維凌的名字，對於我們這些限於課堂書本，還是孩子的學生來說，已經覺得很「神」了。大約也正是在那期間，我也開始覺悟，由在學習成績不願意輸人，開始在人生的思索上、思想上不願意輸人，而希望或者開始渴望更多地修養自己，打開自己的眼界。所以何維凌們，包括清華的四一四思潮的爭論，中學中的四三派思潮問題，都成了我非常關注的問題。但是關注也只是關注，何維凌們提出的問題，畢竟沒有遇羅克當時提出的問題更觸動我們根本的情緒和思想，所以這個關注只是覺得何維凌們有些超前，但是沒有什麼過人的地方。再後來聽說師大女附中的幾位朋友，通過北大附中的閆恆和何維凌那個圈子的人有了直接的接觸和認識，為此開始更多地知道他。但是這已經是插隊後的事情了，大約是六九年底，第一次由農村回北京過冬天的時候從耳邊吹過的。
何維凌的名字和我直接有關係大約是我七二年轉回北京之後。有一天我曾經的清華附中初中乒乓球隊的隊友，比我低一年級的趙乃人來找我，問我知道何維凌嗎？說他和何維凌很熟，他們在聊天中說到我，何維凌說想認識我，問我是否想認識他。
談到趙乃人，要加幾句。這是我在清華附中上初中的時候的酒肉朋友。低我一級，六二年考入清華附中，在當時的清華附中可謂是有名的花花公子。趙乃人的父親趙文清，曾經留學日本，自開眼科診所。那個時候，他在北京首次引用日本的方法為人割制雙眼皮，為此包括趙乃人在內，有幾個同學到他那裡割制了雙眼皮。所以趙乃人家的經濟很富裕。我那時是校乒乓球隊的隊長，他是我一手拉進乒乓球隊來的，所以我們經常在一起打球吃喝。六五年他初中畢業沒有考上本校，而考到了二十六中。文革中因為打架、拍婆子等被作為作風不好的流氓而在崇文區萬人大會上被揪斗批判，並且送到了拘留所，也就是在那裡他認識了因為共產青年學會而被關押的何維凌。
那個時候，我對認識老大學生已經沒了興趣，趙乃人為此又特別為我介紹說，北大技術物理系的何維凌，文革前在上海是作為天才少年考入北大的。他雖然學的是物理，可是文學根底極好，尤其是古文及古詩詞。為了讓我相信，趙乃人還對我說，他父親也很器重何維凌的古文造詣。他之所以搬來他父親的評價，是因為他知道我對他父親很佩服。他父親趙文清在自己的診所中懸掛了一幅自書的曹操的短歌行楷書，六三年，我陪朋友到他那裡看眼睛的時候看到，由於那位朋友的影響，不僅那幅字，而且他父親的修養根底都給了我深刻的印象，我曾經多次對乃人說，真沒想到你父親寫得如此一手俊秀書法。
趙乃人還介紹說，何維凌因為政治問題分配不出去，反而暫時留在了北京，在郊區的北大分校，這個人很有些想法和政治抱負，希望更多地結交朋友，由於前幾年留下的好奇，我也很想了解他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為此竟然有些踏破鐵鞋無覓處的感覺，我很高興地請趙乃人便時帶他來。
和何維凌的第一次見面大約是七二年冬天、或七三年初，因為第一面的印象依然還在眼前，他穿著一雙半筒冬季皮靴。在那個年頭，這只是我們中學生中趕時髦的人才穿。它之所以給我印象很深，是因為穿在何維凌腳上，雖然是一雙時髦靴子，可是你看到的不是油光水滑的皮靴，而是未加修飾的樸實，他的衣著也是如此，似乎講究，卻讓你感到不修邊幅。老而不朽、滑而不膩，甚至有些不俗不雅、不倫不類。這就是何維凌給我的第一印象，這個印象似乎一直保持到今天。幾年前我看到網上一篇回憶八六年與他在華盛頓交往時情況的文章，文章中配有一張何維凌帶著禮帽的照片，我立即對旁邊的人說，這就是我七二年見何維凌的印象，故作高雅的裝束，卻不讓你只是感到土俗，而是覺得有些滑稽，這不過是駭世驚俗沒有做的恰到好處而已。
何維凌此後經常到我居住的靈境胡同九十七號小屋。那是一間不到十米的小屋。那個小四合院，本是一位老中醫的私產，文革充公，他們家住在北房三間中。南房兩間和與我這間東房相對的西房是一位工人幹部，他因為文革而搬到了這幾間房中。那年月，有了一間和家裡分開的小屋簡直像是有了天堂。不僅自己可以孤獨存在，而且來朋友瞎扯也方便，所以何維凌凡是到西單的時候幾乎經常來我這裡聊天。
我那個時候由於在此前的兩年在內部書店買到了一批科學哲學類的翻譯書，例如萊辛巴赫《科學哲學的興起》、尼爾斯·波爾《原子物理哲學論文集》及續集、麥克斯·波恩《現代物理學因果關係論文集》、羅素的《哲學問題》、懷特海的《科學與近代世界》等書，所以已經囫圇吞棗地讀過一些物理哲學，知道了海森堡的測不準原理、波粒二象性以及相對論物理理論和認識論問題緊密相連，為此，我已經開始自學高等數學和普通物理，所以遇見何維凌，我首先是想看看何維凌能夠在物理、數學上對我有哪些幫助，他了解多少當代物理哲學，其次才是其它的文學歷史問題。但是坦率說，和何維凌可聊的內容並不多，在所有上述幾方面我都沒有興趣和他多聊。我們聊得最多的是政治。因為在物理上，我發現他對現代物理學及其帶來的哲學思想並沒有興趣，尤其是在認識論問題上，現代物理學和馬克思唯物論的根本區別，他根本就沒有注意到。我的這個沒有注意到不是指他不知道，而是這些理論的思想並沒有吸引他，讓他感到激動。為此，在某種意義上我覺得他只是一位非常普通的學過物理的學生。可能他的學業成績很好，但是更多的就沒有了，他沒有顯示出任何對物理學及其哲學思想的特殊的熱愛。而這就讓我對他的所謂「才氣」小看了幾分，因為現代物理學中的內容，甚至那些當代物理學家的思想和生活軼事，真的是讓人感到心神動蕩、滿口生香的談話內容。
我常說，讀理論物理不僅是思想上最著力的著作，而且其思想韻律根本就是詩一樣神韻。而正是在這方面，我從七十年代初期自學物理，到八十年代初徹底完成理論物理課程，再到其後做完關於愛因斯坦量子論研究的論文，翻譯了愛因斯坦傳，一路走來，我和五十年代初期，北大數學系肄業的翻譯家馬元德先生一直有說不完的話，聊不完的問題。可何維凌這位到文化大革命時已經是念完大學四年級課程的物理系學生，從我七十年代初期還只是自學大一課程的時候，就不是我的談話對象，到我八十年代初期重新和他見面聊天的時候，他就更只有聽我談了。
在其它方面，哲學上由於那時候我已經走出馬克思主義，而他的眼界及語言方式卻都還沒有超出那個社會的一般話語範圍，也就是馬克思主義教科書的範疇，所以我和他也沒有更多的話可說，而於古文、中國歷史，也只是泛泛，遠沒有我幾乎也是在那時候結交的同事，八十六中的歷史教師趙葆禹有味兒、地道。
談到趙葆禹是非常值得加上幾筆的。他是北大六零年歷史系畢業，是我的忘年交，雖然是革命烈士出身，可很有些魏晉文人氣韻，他坐在那裡就是一樽陳年老酒。那個時候，他經常到我那裡跟我談古論今，講述陳寅恪、鄧之誠、鄧廣銘、向達、周一良、岑仲勉等人軼事。批林批孔的時候，我問他，周一良如何？他只回了一句，他在解放後從來沒有挨過整，你說這個人是好人還是壞人？七六年四五期間，我問他如何看周恩來，他又是只一句，歷代宰相有如此下作的嗎？四五鎮壓清場後他說，這是客氣的，用棍棒，無產階級專政根本上是絞肉機啊！七二年我到揚州的時候化二十元錢買到一套清末版的胡三省批《資治通鑒》，於是就把我此前有的不全的十一本平裝本送給了他，從此我們也就更多了聊的題目。所以有趙葆禹在，使我可以談中國史、中國文化的人大為減少……。可惜這樣不凡的人一輩子不得伸展，五十四歲壯年辭世。
至於何維凌被別人稱道的詩詞，那時我看了，覺得的確比我們中學生中流傳的要好，但是也不覺得好到哪兒去。他在用詞遣句上確實比我的同輩，如史保嘉的詩詞要豐富和工正，但是他的詩詞卻沒有任何才氣，是「碼」在那裡的，現在出版的這本《傳說中的何維凌手稿》上錄下的何維凌的詩詞，也可以看出這個特色，是一種文字的堆積。而正是在這點上史保嘉寫的幾首詩詞倒是讓我驚異，雖然文字粗疏，但是卻讓人感到是即興說出來，流露出來的感受，很有些靈氣。那時我也已經很下功夫地大量閱讀和背誦了不少古典詩詞，但是保嘉的詩詞讓我停止了去試著碼字的念頭。因為如果沒有足夠的文字修養，且沒有那種能夠即興流出來的高質量的文字的能力，那就是獻醜。人為什麼要自己出自己的丑呢？與其如此不如還是退而花力氣、仔細地讀、背的好。我總是想，文字如釀酒，到了我文字修養、文思足夠滿而必須溢出來為詩的時候再寫詩吧。自然這一天直到現在也沒來……。這或許也如我的書法練習，化了幾年功夫，有功無性、神采不生。但是有一點，猶如書法，在我閱讀背誦中，我的鑒賞力也實實在在地得到了提高。所以何維凌的詩詞，我是看不出有什麼特別好的地方。至於秦德君看好他，我當然也相信，因為在那年頭，在受到的可憐的教育的我們那兩代人中，尤其是秦德君能夠碰到的那些大學生中，何維凌這樣的已經是鳳毛麟角了。
對於那個年代大家都喜歡談的翻譯小說、詩歌，好友潘婧（潘青萍）的回憶文章中曾經談到六九年底的何維凌，何維凌慷慨激昂地談那些帶有革命性、教條性的翻譯小說，讓小姑娘們驚異地看著他。可我遇到他是在三年後。到了七二年，我們這代人不僅早已經告別了馬克思傳、斯巴達克斯、牛虻等小說，而且幾乎已經看遍了中國那點可憐而有限的翻譯過來的西方現代作品、內部讀物。在那個時候，七十年代初期，所謂北京中學生的知識沙龍中，我喜歡和潘青萍、老羊（宋海泉）、于友澤、孫康（後來朦朧詩潮流中的江河、方含）、栗世錚（筆名多多）聊，因為他們經常在北京，總有些我沒有看到的作品，以及不俗的，帶有生命躍動的、好像在星空中閃爍的反叛性看法，而何維凌的看法到那時卻是已經落伍了。
在那時，談知識追求、做人，友情交往我則更有KW君、黃大地，DJZ和G君等，談哲學，因為那時我在經驗主義、科學哲學的道路上剛剛起步，所以老羊可以對話，而真正能夠往深里談，並且我覺得談的套路是在行市的則又是只有大我們二十多歲的馬元德先生。老馬興趣廣泛，經歷過四九年前後的北京，懂得三四門外國語言，真的是可談的內容很多，數學、物理、外語、詩歌、音樂，甚至那時我們都有興趣的性學。現在想來，我能夠和趙葆禹、馬元德談得來，而這兩位都是比我大一二十歲的人，其原因就是因為他們談話的內容不是在馬克思主義教科書的框架和背景上——所以味兒正，我們有聊不完的話。他們的知識雖然老，可是讓你感到新穎，其實也是貨真價實的新穎。因為西方所有二十世紀後半期的所謂新，都沒有超出二十世紀前半期的在各個領域的突破的基本思想基礎。就思想史來說和物理史一樣，二十世紀後半期沒有任何根本性的突破和創新。此外由於我們生活在一個封閉的社會，受的是徹底意識形態化的教育，那個「年月」——七十年代的新，不過是你不知道的「舊」。但是何維凌卻不是，他的知識框架始終沒有超越馬克思主義教科書。不僅在七十年代初期他的談話讓我感到陳腐，而且他們那些人在八十年代討論和推崇的所謂「新」也依然是「舊」東西，不過加了兩筆別的顏色而已。
談在知識框架上，我還必須要說的是，我認識何維凌後，很快就發現，他不是個肯在知識上下功夫的人，他熱衷於政治、喜歡時事，對思想學術淺嘗輒止。所以我們的神交只在於我們倆都不是安分的人，都有駭世驚俗的衝動。當然也正因為此，我在何維凌的朋友群中，也只是他用來感覺社會動態的一角。而這也是他這個人的一大長處：儘管他知道你對他的「事業」暫時沒用，可三教九流他都用心交往。也正是這一點，我認為他還算是個江湖中的性情之人。
我和他在那個時代能夠經常交往見面，一個原因是那年代社會忘記了我們，我們自己的時間很多，另一個原因就是那時在政治上發生的事情很多，從林彪事件到批林批孔，從鄧小平出山到反擊右傾翻案風，有的是小道消息和傳聞及推測供打聽、傳播和閑聊。況且還有數不盡的當時中學生和大學生中的各類人事是非，以及花邊消息。
七十年代接觸的印象是，何維凌不是一位被真理部徹底把「性格」也異化了的老大學生，他身上充滿活力，充滿了時刻準備捕捉各種機會的感覺，可他實在不是一位知識人，一位能夠在精神上散發著才華的人。在潘青萍和我看來，他的精神甚至可說是很平庸。而現在，四十年後我再回過頭來評價他，他可以說是真理部培養的第二代人中的一位有野心，很機敏的野心家，他把傳統的仕途思想融合到真理部的接班思想中，一心要爬上這個社會的頂層。就此來說，至多是一位很類似於《一九八四》中那幾位聰明地為真理部工作的人。為此，一九七六年所謂粉粹四人幫後，我們七十年代的交往就中斷了，因為黨和那個社會回歸了所謂正常，何維凌們為此也重新有了另外一個領域可以馳騁，他們不再需要知識和文化的感覺，以及和我們這些在草叢中閃爍的人物更多地來往了。
4.
有幾年沒有見何維凌，因為體製為他們這些本來就不準備反黨的人開了門。這尤其是反映在當年我們那些中學生看不上的那群老大學生身上。他們終於回到了自己本來的路上，在體制外則是越來越清楚地只留下那些血液中就和這個體制無法相容的人，反體制的人。
那幾年雖然沒有見到何維凌，但是他的消息卻常有。先是知道，他娶了秦德君的女兒。我聽到的是，因為秦德君看到他寫的古詩詞，而認為他有才氣，所以立即決定把自己的女兒許配給他，於是何維凌，這個自上海到北京的平民子弟，就入了贅，進入了秦家。我不知道這個傳說是否真實，但是我再見何維凌的時候卻是到木樨地二十二號樓，北京最早修建的高層部長樓，他岳母分到的房子。
這件事，後來我在網上看到，據何維凌自己說，那是他和鄧朴方偶然談到，鄧朴方回家對鄧小平提起秦德君住處狹小後，由於鄧小平很是知道這位四川老鄉，在鄧小平的關心下批給的。但是我對此不是很信，因為秦德君的不安分和能量，是不需要何維凌的幫助的。
乃人告訴我說，秦德君的女兒郭秋姮是北京有名的圈子，被關押過，是秦德君決定把二女兒郭秋姮嫁給何維凌的。乃人同時告訴我，這秦德君是政協委員，三十年代前後是有名的風流女人。這些都是聽說，何維凌究竟是如何認識郭秋姮並和她結婚的，似乎回憶的文字沒有人記述，我也沒問過朋友。但是何維凌的岳母秦德君，我卻當時的確就找過經歷過三十年代的老人打聽過。因為那個時候不僅沒有現在的網路資訊的方便，而且圖書文字資料也不是隨便就能夠到圖書館去查閱的。對三十年代的情況的了解，只有憑口傳。就在那前後，恰好共產黨的名作家茅盾去世，留下了很多茶餘飯後的談資，所以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謎一樣的秦德君日益清晰。而這個談資，後來不甘寂寞，亦非等閑之輩的秦德君則更是又為其添油加醋、推波助瀾，有目的地讓大家知道。
秦德君何許人？我最初聽到的時候，朋友對我說是一位政協人士，黨的所謂外圍，但是一直為黨工作，三、四十年代憑籍自己的姿色不斷嫁人，周旋於國民黨上層，救了很多共產黨人。所以共產黨把她提為政協委員，她和共產黨高層交往很深。
一九八五年四月，秦德君在香港《廣角鏡》月刊上發表「我與茅盾的一段情」，這篇東西國內很快就知道，但是依然沒有改變我們那時訛傳的那個輪廓。何維凌遇難後，九四年我回國，潘青萍（筆名潘婧）托我帶出她寫的關於文革中四封信的「心路歷程」一文，在海外發表的時候，我們談到秦德君，她所知也還是不多。直到近年網路資訊發達才真的把這段不難弄清的公案釐清。而了解秦德君，對認識、定位何維凌是有幫助的，所以在此多贅幾筆。
秦德君生於一九零六年四川重慶忠縣。據說生下來她父親不認，把她母親和她轟出家門。她自己說二零年，虛歲十五歲的時候酒醉，被穆濟波強姦，穆濟波二十年代也是共產黨，後來專心於教育。那之後秦德君與穆濟波一起生活了七年，有兩個孩子。她說穆濟波是個衣冠禽獸，但是據與穆濟波相熟的人說，穆濟波學問好、有人性，三個孩子都是他一手帶大的。我們現在使用的「語文」一詞，就是在他的建議下使用並且流行起來的。
二六年秦德君重逢一九年在成都參加學運時認識的共產黨員劉伯堅。劉伯堅就是著有「帶鐐長街行」，在三五年處死的那位著名的革命烈士。這個時候的劉伯堅隨馮玉祥從蘇聯回國並任國民軍聯軍總政治部主任，兩人愛火重燃，於是秦德君紅杏出牆，又生下私生女。這個孩子其後也一直為穆濟波所養育。據穆濟波說，二七年秦德君和一位飛行員私奔到上海，又被飛行員拋棄。他其後一直帶著三個孩子到處尋找她。
秦德君到上海後，因為去日本而認識茅盾，同船到了日本，於是再次產生愛情，和茅盾同居兩年並且為茅盾墮胎。三一年返回上海後，茅盾經不住家庭壓力而離開秦德君，返回原配妻子身旁。此後二二年入黨的秦德君為了革命事業，又再嫁四川軍閥王心衛，成了軍官太太。三八年再次棄家出走，由成都前往重慶。四零年再嫁國民黨中央委員，留學過法國的郭春濤，從此成為成都社會的名媛。四十年代秦德君與郭春濤參與了民聯、民革的創建，四九年後郭春濤出任政務院副秘書長、參事室主任，於五零年因病去世。而秦德君由於其複雜的經歷在文革中再次受到審查並被關進監獄，直到七五年才出獄。九九年一月去世，終年九十四歲。
秦德君之所以八五年在香港發表那篇與茅盾的一段情的文章，據說是因為茅盾晚年發表的回憶錄竟然沒有一個字提及秦德君，及當時的這段情事，這讓秦德君大怒，而特別重寫了這段舊事。
秦德君的一生經歷大約可以說明，她是一個什麼樣的氣質，什麼類型的人，何維凌後來的十年是在一種什麼樣的空氣中生活的。
八十年代初期，我去木樨地二十二樓找何維凌的時候，真的是「莫道東風常向北，北風也有轉南時」，高門大戶，門鈴響後，開門的是一位婀娜女子，裝束雅緻得體，我由於一時不敢斷定是保姆還是女主人竟然有些手足無措。因為事先我聽說女主人已經去了美國，但是如此裝束、如此氣質的女子，你無法和保姆聯繫到一起，莫非恰好女主人回來探親了？我當然事先也知道何維凌兩個保姆的故事，但是儘管如此，我還是不敢貿然斷定是不是保姆。
何維凌家兩個保姆的故事，在我們那個圈子大家都知道。據說開放一有可能，女主人就立即扔下兩個孩子，去了美國。能夠如此扔下嗷嗷待哺的幼子遠行，這大約也是秦德君的遺傳。何維凌為此親自到保姆市場挑選了兩個相貌標緻的安徽保姆，一位負責做飯和照顧秦德君，另外一位專門照顧孩子。朋友告訴我，照顧孩子的略微高一點，苗條一些，黑一些，並且告訴我這是何維凌的情人。所以後來網路上有人說，何維凌是離婚後喜歡上了小保姆，並於九一年和她結婚。這似乎應該是不確的。因為那時朋友就告訴我，何維凌非常注意培養這位保姆，除了幫他照顧孩子和料理家務外，還送她去上夜校，培養她的文化及各種其它教養。
這樣的故事我只有在小說中看過，何維凌能夠把它寫在現實中，真的是很讓我驚奇，並且不解。現實中有一個保姆情人的，有一個窮人情人的是常有的，可以理解的事情，可是對於何維凌這樣一位熱衷政治，熱衷於往社會上層擠的人，他究竟有什麼必要，為了什麼一定要和她結婚，到了我也不明白。這大約也是後期我和他接觸太少的原因，我無法知道後來的何維凌，在那個圈子旋轉，和秦德君那樣一位老女人在一起生活的真實感受和問題。我不知道也無法想像何維凌是如何能夠在那樣一種氣氛中生活。我所知道的只是，小保姆的故事，後來何維凌不僅和她結了婚，還帶她出了國，並且一起離開了人間。而這位不斷在我們這些人筆下出現的女孩子，在我的朋友中居然沒有人知道她的名字。在何維凌的朋友中知道她的名字不知道什麼原因也從來不願意寫她的名字，只是稱呼她為「小熊」。
這故事總有一些怪異，不合常情。我其實覺得，就何維凌所有的思想和在社會中的作為來說，或許都不如這個故事帶來的色彩和詭異具有魅力。就憑這個故事，可能我還真得對何維凌另眼相看！
5．
再見何維凌的時候是八五年左右。那時他已經成了我們那兩代人中，老大學生和中學生中在社會上有影響的人了。當然很顯然，這個有影響，有了一定的聲名，一定是在體制內，因為共產黨社會的性質決定了，絕對沒有傳統社會那種民間，不問政治的人能夠再在四九年後的中國大陸獲得社會影響及地位。
八十年代中期再見何維凌的時候，我們聊的還是政治，以及圍繞政治的那些社會運動。事實上八十年代初期，在當時的社會上基本上也沒有什麼思想，除了真正的思想一定是禁忌，立即會被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機構，甚至可以說被那些所謂知識精英立即自覺地封堵外，壟斷社會人文領域的那批人根本沒有了提出問題和思索問題的能力。那時的中國社會真的如奧威爾《一九八四》中表述的一九八四年的情況一模一樣，從四九年後形成的一套新話，新思想，以及雙重思維都使得所有異質於這個社會的不是感到陌生隔閡，就是根本已經不是用原來意義上的思想了。所以如果沒有反叛和決裂，你根本無法和那個社會中的任何人談思想。我和何維凌在七十年代初期如此，到八十年代初期就更是如此了。
從我記得的我們談話的內容，大約可以確定再見面的時候應該是反對自由化以後，因為在那次談話中，我們偶然談到溫元凱的時候，何維凌對我說，人民日報點名批評了溫元凱，為此溫元凱為了向黨化解誤會找到他，他特別帶溫元凱去找了胡喬木，結果談話很愉快。胡喬木甚至跟溫元凱說，如果我們早幾天見面，就不會讓人民日報點你名字了。
我們的談話也涉及到當時對其他的一些人，及一些社會動態的看法。那個時候我知道他也是《走向未來叢書》編委，並且出版了所謂編譯著述。由於他也是北大的並且後來是分到化學系教物理，因此很自然就談到了這套書以及對於金觀濤的評價。我對他說，當年金觀濤「公開的情書」就很迂腐可笑，現在的控制論研究歷史則根本就是胡來了。因為其一他根本就不懂得當代科學，或者說近代物理學思想衍伸出來的控制論的認識論思想基礎是什麼，當代物理哲學，科學哲學和他那套馬克思主義教科書語言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其二用一種科學思想研究歷史也根本不是這種形式上的名詞對套。其三，把以論帶史登峰造極地發揮得淋漓盡致。怎麼能夠還在用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術語加點中國史教科書，而根本沒有具體的歷史資料研究就敢於如此武斷地談歷史。其四，至於哲學金觀濤的文字讓人看到的是，他根本就可以說基本沒有讀過哲學書籍。
何維凌聽後笑了，對我說，他和金觀濤非常熟，私下裡金觀濤對他明確地承認說，他根本就看不懂哲學原著。何維凌這裡說的原著，以及那時我所說的哲學書籍，在當時我們的腦子裡指的也還不只是西文原著，而是翻譯後的那些黑格爾、費爾巴哈、普列漢諾夫等的中文譯文。只是又在其後，最近二十年我才越來越理解到，要懂哪位哲學家的思想，就必須去看他本來語言的著述。如果沒有這個能力，就必須要明白，自己對他的理解是有局限性的。在那次談話中，何維凌對我說，就他了解，金觀濤也的確沒有讀過那些書。關於金觀濤主持的走向未來叢書，何維凌對我說，金觀濤很希望他能夠幫助他，把他引薦給胡喬木和鄧力群，說到此，他狡黠地對我笑著說，胡喬木我是不會給他介紹的，但是鄧力群那邊金觀濤自己已經試圖通過鄧力群的兒子鄧英淘獲得鄧力群的支持，他給鄧力群寫了尋求支持的彙報信。後來，我在德國寫關於八十年代北京知識界群體問題的時候，有朋友為我提供了一封金觀濤給鄧力群的信的複印件，為了說明這個群體的性質，我把它作為文章的附錄發表在台灣的《當代》雜誌上。
對於金觀濤們的《走向未來叢書》為什麼會找鄧力群支持，何維凌對我說，本來鄧小平是想在鄧力群和胡耀邦兩人中間選擇一位作為接班人，所以那個時侯鄧力群完全是改革派，全力支持鄧小平的改革。但是後來鄧小平選定胡耀邦做黨主席，這一下子就使得鄧力群轉了向。
在我和何維凌的談話中，與對金觀濤的不高的評價相反，有兩個人，在談話中何維凌評價很高，或者說不是如前面的溫元凱與金觀濤那樣，談到時是俯視，而是仰視這兩個人。這兩人一位是李湘魯，另一位是陳一諮。
在再見何維凌之前，我已經從一些地方看到過李湘魯這個名字，但是我還真的不知道他是誰，幹什麼的。所以從何維凌的口中聽到李湘魯這個名字的時候，我問他，這個人是幹什麼的？何維凌對此感到意外，覺得我如此活躍卻竟然不知道李湘魯。為此他對我說：你怎麼在京城中居住，卻不知道李湘魯？你不知道，現在京城中的活躍人士是「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李湘魯」。他告訴我，李湘魯文革開始時是四中老高二的學生，現在是趙紫陽的秘書。
那個時候，我的自我意識早已經讓我對這這樣的說法和這種感受感到十分陌生，因此何維凌的這幾句話，我覺得很滑稽，所以記憶很深。雖然如此，何維凌能如是說卻讓我感到這位李湘魯可能真的不一般，比他們那群人強。後來了解到，李湘魯其實是我初中和高中的同班同學，紅衛兵創始人，寫三輪造反精神萬歲的駱小海在大連上學時候的小學同學，也是幹部子弟，後來也隨家庭調到北京，考到了四中。八七年秋天，我在另外一位友人的介紹下還真的去見了李湘魯。因為那時我準備出國，知道索羅斯為了支持中國的改革開放成立了一個資助中國學人的基金會。我知道索羅斯是我所推崇的著名科學哲學家波普的學生，因此幼稚地覺得，或許能夠從思想方向上佔據有利位置得到這個基金會的一點幫助。當然出了國後慢慢明白，我是太天真了。無論索羅斯還是那個基金會負責的幾位國人，即李湘魯、陳一諮們，都只有政治，而根本沒有任何思想和學術考慮。何維凌也是基金會委員，但是他說，這個基金會說話算數的是李湘魯，另外一位是陳一諮。自尊心讓我沒有請他幫助引薦這兩個人，因為我同時也覺得，他了解我的思想，知道我和他們的異質，不會幫助我。請他引薦他會敷衍我，這反而是讓我們之間的關係變得尷尬。而如果我從別的方向進入，他則會幫助我。
那次見李湘魯著實又讓我吃了一驚。因為我突然發現，這個群體竟然如此不在行市，比我想的還要蒼白、無知，何維凌口出那樣的話，則更讓我覺得荒唐！當然現在想這一切都是必然的，因為他們想的不是知識問題，從來也沒有在知識和精神問題上下過功夫。
平心講李湘魯不是一個壞人，不是一個裝腔作勢的人，他非常實在地和我聊，但是他的知識框架和知識背景真的是太陳腐和貧瘠了，根本沒有離開那個社會划出的視野及話語。任何社會和歷史問題，思想問題你都無法和他深入談下去，他所有的知識都只是馬克思主義教科書以及那有限的幾本流行的中文讀物。於是每個問題都成了我向他解說，問題不是你說的那樣，你必須如此一二三地談，你談這個問題前要去看什麼書，看過後你再來談。
我當然知道，要跨越那個社會，「真理部」帶來的知識和精神的禁錮不是容易的事情。我的這些知識和談興都是十幾年來閱讀、思索、反省，以及三教九流的朋友們交往積累下來的。現在想來，不是李湘魯智力差，而是他那個群體太因循平庸了。一個從來不曾覺得被真理部禁錮和封閉的群體，一個不為此感到痛苦，不知道如何改變自己，拓寬自己知識結構，只想著沿著梯子往上爬，弄潮的群體，如何能夠知道天外有天！而這個特點就是到了今天，在那些回憶何維凌的文字中，以及此前那些回憶陳子明等的文字中都依然如故地再次顯現出來。
就是在那次見面，李湘魯對我說，他正在準備出國進修，現在基本上不再多管事情。那個時侯，在見李湘魯之前，八七年秋天，我其實已經聽說趙紫陽失勢了，他正在把他身邊的人安排到平安的地方。但是我沒想到這麼快，李湘魯已經是在準備出國。我見他的時候，他在釣魚台國賓館對面的南沙溝家中正收拾東西。所以後來八九年春季到夏季的事件發生後，說黨內鬥爭的各派力圖利用學生運動，以及之後趙紫陽的下台，我都沒有感到奇怪。也正為此，我在評價八九學生運動的時候，始終對封從德們拒絕把學生運動作為黨內鬥爭的工具，堅持自己的訴求表示讚賞。
在那次見面後，介紹我去的朋友告訴我，李湘魯對她說，在你那位朋友眼裡，我們都是三腳貓。這次出去我要好好潛下心來學習，以後免得老是被他看作是三腳貓。能如此心平氣和說出這樣話的人，讓我感到，他的確有過人之處。以李湘魯和何維凌相比，李湘魯有更紮實、認真的感覺與處事能力，而何維凌卻是華而不實，且那個「華」也是走味兒的。在他們那個圈子裡，或許李湘魯真的是出類拔萃的。
狂妄的何維凌對陳一諮的推崇當時給我的印象更深。以前我從不同渠道聽說過陳一諮，但是並不認識他，也沒感到他有哪些過人的特點，所以聽何維凌如是說，自然感到好奇。
何維凌主動提到陳一諮是因為他知道我對他們那個群體的老大學生都評價不高，為此他說，你對金觀濤等人的評價是對的，這個群體裡面有能力的是陳一諮。這個人，有抱負、有想法、有組織能力、有擔當。這四個評價，對一個人，一起從何維凌嘴裡出來的確不多見。為此，這有點讓我吃驚。他並且說，陳一諮堪稱是這些人的首領，是宋江式的人物，別人無法和他比。
對於陳一諮，在與何維凌談到他之前我知道，他七十年代初期在山西徒步旅遊，尋天下能人的時候，曾經到過我們清華附中插隊的山西太谷縣的西吾大隊，與我的好友高王凌有過深談，並且是高王凌送他過太行山口返回河南的。在那次山西行中，陳一諮在清華附中插隊的地方雖然沒有受到其他人的熱情相待，只是結識了高王凌並成為了好朋友，但是在那之前，在雁北他卻認識了落難的鄧力群的兒子鄧英淘，並且成為好友。這應該是決定了後來他一生的事情。他回到河南就設法把鄧英淘從山西的窮壤中調到河南他那裡教書，為此，在七十年代中期他又拜訪認識了被整肅的鄧力群。為此七十年代末期，鄧力群復職後就找關係把陳一諮調回到了北京中國社科院，並在此後靠近了共產黨的權力階層。
熟識陳一諮的高王凌並沒有如何維凌那樣對我多說過陳一諮如何，所以何維凌的評價讓我好奇。但是也只是好奇而已，因為我已經成了成見，那就是有能力的人一定會看清共產黨根本不可救藥，不會到那個車上去浪費自己的生命。只有半瓶醋：或者是個人野心家，或者是傻二青年才會去趟那個渾水。這就是何維凌周圍的那幫人還在共產黨內混的原因。所以無論他怎麼推崇他，只要在問題上，也就是在思想上沒有顯示出有過人的地方，我都是聽聽而已，並不往心裡去，沒有任何慾望要去結交這樣的人。
後來八九後，我在海外多個場合見到過陳一諮。他的講話好像大隊幹部，站在那裡，身上毫無書卷氣，只有共產黨土官僚氣。所以我更沒有慾望要認識結交這樣的人了。九四年到台北開中山思想研討會的時候，人不多，二三十人都住在圓山飯店，所以這一次我和他有了較為接近的過往。我們來開會的其他人都是住單間，他是套間，足見台灣方面對他的重視。他的發言依然如大隊幹部訓話，但是已經換成了國民黨語言。來開會的有一位來自加拿大的經濟學博士徐滇慶，據說跟陳一諮交往很深。聽陳一諮在台上發言，我小聲對他說，怎麼連給國民黨拍馬屁都不會拍，這麼陳腐！你們難道沒有告訴過他，到了海外應該如何說話，不要再那麼黨話連天了嗎？他笑了，說沒用。但是又對我說，你知道嗎，陳一諮每來一次台灣，總會帶回去至少二十萬美元的資助，這才是他的本事。
我沒有興趣和陳一諮去談思想與文化，只是在聊天的時候談了點民運問題。那時民運在九二年華盛頓會議後進入四分五裂。我記得很清楚的是，在談到萬潤南與八九後的他們得到的捐款，以及為何民運組織大分裂的時候，陳一諮的反應非常強烈。我為萬潤南說了幾句話，說問題不會那麼嚴重吧？他知道我和萬潤南熟識，就拍著我的肩膀說，老弟，萬潤南經手的錢是天文數字，他絕對不能夠讓民運組織正常合并運行，因為那就必須交賬、查賬，為此他就全暴露了。所以他一定要打爛它，現在的結果就是如此，已經成了一筆糊塗賬了。萬潤南的經濟問題遠過於你的想像。
那天在座的還有買下巴黎駛出的民主女神號廣播船的台灣商人吳孟武，聽到此，他也對我說，萬潤南的問題我清楚極了，他根本不敢正面對我。華盛頓會議的時候，我就在會場外，街對面的旅館，那次會議我告訴反對萬潤南的人，一定要拿下萬潤南，需要什麼幫助，我會給你做。
現在再回到八十年代中期的何維凌。我那時專心讀書，更加上身體不好，所以對共產黨社會的各類活動都是局外人，盡量不參加任何活動。所以對何維凌，就現在回想，他對這幾個人的不同評價應該與他的努力取向有關。我推測，他進入共產黨社會的途徑，除了他岳母秦德君的關係，再就是大學時的同學，文革時的圈子，包括鄧朴方、王彥、陳一諮、胡定國等人。而第三個通道就是通過陳一諮與鄧力群之子鄧英淘的交往，這讓何維凌感到如虎添翼。所以陳一諮是何維凌推崇、仰仗的人物，而我想，陳一諮也的確對得起何維凌。至於李湘魯，他是趙紫陽的秘書，是最近權力的人，當然是何維凌結交的對象。所以何維凌的推崇與結交實在是以權勢為核心，在這個意義上他真的不是文人，也不是知識人，所以，任何一個知識人都不會和他有過多、過深的交往。
2016.8.7德國·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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