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1日至6月4日，中共外長王毅對加拿大進行正式訪問，舉行了首次中加外長年度會晤，在與加外長迪翁共同出席的新聞發布會上，發生了王毅怒斥記者事件，該事件引起國際社會廣泛關注，西方各大主流媒體紛紛報導，在國際上掀起了軒然大波。

事件經過

在記者會上，來自加拿大iPolitics的記者阿曼達．康納利代表五家加拿大媒體組成的記者團向加外長迪翁提問，問題觸及了香港書商的失蹤、中共在南中國海的行動以及加拿大公民高凱文被中共政府監禁和指控一事。

在加外長回答完提問之後，王毅接下來在主動提出要對加拿大記者的這個問題作出回應，而他激烈的反應讓西方媒體大跌眼鏡。王毅稱阿曼達的問題充滿了對中國的偏見和傲慢，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他反問道：「你了解中國嗎？你去過中國嗎？知道中國從一窮二白的情況把6億以上的人擺脫了貧困嗎？知道中國現在已經成為人均8000美元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嗎？知道中國把保護人權寫進憲法？如果中國不能很好的保護人權，中國能取得這樣大的發展嗎？「他指責記者：「我要告訴你，最了解中國人權狀況的不是你，而是中國人自己。你沒有發言權，而中國有發言權。」他要求記者不要再像這樣不負責任的提問。

兩種反應

王毅的表現迅速成為國際媒體輿論場中的一件大事，國際輿論多認為王毅的這種做法不合政治原則和外交禮儀，大多持批評態度。加拿大官方向中共外交部及中共駐加大使表達不滿，加拿大總理杜魯多表示，新聞自由非常重要，明白記者的職責是作出尖銳的提問，他會鼓勵記者繼續做。

相反，中共官方則對王毅的做法表示堅定支持。《人民日報》海外版公眾號俠客島認為，「這種直接的、帶著情緒的、充滿個性的、強硬的外交辭令，改變了過去人們對中國外交語言一貫綿軟無力、打官腔的刻板印象」。毫無意外的，中共外長的言論也得到了《環球時報》的力挺。在大陸網路上，王毅的言論也受到一部分網民的支持。

王毅言論引發思考

人們常把新聞出版自由稱作民主制度的氧氣，而且兩者相互依存，不可分離。自由社會的幾乎所有國家的新聞工作者都有相同的職責：為了讓公民了解情況，他們有責任提供準確公正的信息，獨立於任何外界影響。新聞媒體還有另一個功能：充當監督人，監視政府政治和司法部門的活動。新聞媒體保持民主政體的生命力，因為它讓沒有聲音的人發出聲音，使占統治地位的多數無法踐踏少數人的權利。

新聞和言論自由在自由世界和正常社會中，可以說是人人盡知的常識。因此，加拿大記者提出的問題，無論如何尖銳，其實都是在行使一個新聞工作者的職責，也屬於言論自由的範疇，面對媒體記者尖銳提問，對於西方國家領導人可以說是家常便飯。相反，王毅的發怒，其實詮釋了什麼才是他指責記者的「偏見和傲慢」。在王毅發怒的現場視頻中，加外長在聽到王毅言論後，一臉驚愕和不解的表情，也給出了為何這樣的言論會引起軒然大波：王毅的言論、思維與國際社會政治環境格格不入。

王毅怒斥記者引發的國際事件引發人們思考，為何王毅有著這樣失態的反應？

外交醜聞根源

類似王毅的外交言論，在此前中共的外交部長、新聞發言人中就屢見不鮮。更有代表性的是江澤民。江澤民在回答美國記者詢問六四女大學生投入監獄被強姦的情況時，江澤民回答，「她活該！」江澤民在全世界媒體前訓斥香港記者「簡單、幼稚」等，都成為了中共的外交醜聞和笑料。

其實，造成這些中共外交醜聞的根源，主要是來自中共的黨文化。

一個國家的外交官代表著一個國家的形象，也是國家「軟實力」的直接體現。外交官的表現也折射出一個國家內在的官場文化。

黨文化，是中共系統地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革命」後產生的怪物。中共在摧毀傳統文化的同時，把進化論、無神論、馬列邪說、鬥爭哲學等等糅合成黨文化，同時把共產邪說和黨文化附著在中華傳統文化身上，經過政治運動和日常教育，潛移默化地灌輸到所有中國人頭腦中。

中共的各級官員，無論其個人有什麼個性和與眾不同，但是在官方的公開場合，都必須自我設限，按照黨性原則說黨話。因此，王毅的言論和表現並不奇怪，其實是中共體制下的必然。

從中共統治環境中培養出來中國人，無不受到黨文化的洗腦和熏陶，不同程度地帶著黨文化的烙印。人們已經習慣於不自覺地使用中共的善惡標準、思維方式和話語系統去觀察、衡量和解讀各種事件和處理人際關係。結果是，黨文化造成了中國人難於察覺或意識不到的在價值觀上的自我扭曲，表現為各種自我貶低人格、自己不尊重自己、自毀形象、暴力、攻擊性、粗魯、虛偽的行為和現象。這樣的例子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比比皆是。

黨文化傷害中國形象

人們接受了中共自我定義的黨話以後，既無法清楚地向黨文化之外的人表達自己的意思，也難以聽懂黨文化之外的人說話的真正含義。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中國人和西方人對「人權」這個詞的不同理解。人權是老百姓的基本權利。當西方人談到捍衛人權的時候，其關心的是普通人的權利不受政府的侵害，其實是站在中國人民的一邊而不是中共政權的一邊，這時一個正常人應該對他表示感激才對。可是經過中共長期灌輸，很多中國人認識問題就和中共外長的反應一樣。

這種認識帶來的後果不僅僅是損害中國人的形象，更重要的是使中國人無法以一種開放平和的心態接納來自外部的訊息，從而斷送了校正民族發展走向的機會，使整個民族與正常人類文明始終格格不入。

中共官員與國際社會無法溝通。他們越覺得「義正詞嚴」的時候，反而越成為笑話，使得國際社會越與之保持距離，對中國政府的評價越負面。

一個國家崛起還有一個重要要指標，就是文化，用現代通用語說，就是「軟實力」。文化是一個民族存在和延續的基礎，也是一個國家強盛和衰敗的標誌。一個國家沒有文化領域的崛起談不上真正的崛起。本來，博大精深的中華傳統文化天生具有「軟實力」的巨大優勢。它的強大同化力能夠包容和融合所有外來文化，但卻被中共從內部系統地摧毀了。

中共一貫用黨文化看待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把民主選舉和議會辯論等說成「無效率」，並以此勸說人民擁護中共獨裁。通過辯論和選舉實現的民主決策和權力制衡至少可以體現更多民意、有助避免重大錯誤、防止國家陷入動亂等。很難想像，美國會出現「大躍進」、「文革」、「64屠殺」、「迫害法輪功」等這類事件。西方民主制度的設計就是著眼於防止這些政治災難的出現，而中共專制及黨文化恰恰是產生這些災難的重要原因。這些政治災難使中國不斷處於內亂之中。

因此，不剷除中共專制及黨文化，中國就不能真正崛起。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