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中共中央決定在「新解放區（1947年之後「解放」的地區）」開展「土地改革」運動。一聲令下，整個農村立馬籠罩在紅色恐怖、血雨腥風之中，200多萬地主的人頭紛紛落地。

為什麼要開展「土改」，為什麼要殺那麼多地主？《西行漫記》的作者、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曾說過這樣一番話（大意）：我曾追問最高領導人，井岡山時期，蘇區的面積只有那麼大，人口只有200多萬，每年的稅賦有限，你們是怎樣解決幾十萬紅軍軍糧軍餉的？最高領導人迴避了斯諾的提問。俗話說：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

記者斯諾足跡遍布全世界，見多識廣，具有獨立思考能力，是個內行。1930年代，紅軍在井岡山五次「反圍剿」，槍炮齊鳴，火光衝天，捷報頻傳……

最後兵敗逃竄。仗打得那麼熱鬧，支撐熱鬧場面的軍糧軍餉、武器彈藥補給……錢，從何而來？「戰士（農民）的鮮血」好理解，打仗要死人，死的戰士都是農民；「農民的血汗」也好理解，打仗要消耗錢財，消耗的自然是農民的血汗錢。「地主的鮮血」是怎麼回事呢？

原來，從1927年秋收暴動，入井岡山搞武裝割據開始，一直是沿襲「打土豪」的辦法，供軍糧軍餉的。他們每「解放」一個地方，便把那裡的地主通通殺掉，奪取他們的財富充作軍糧軍餉。

「紅區」大大小小的「土豪」打光，沒得油水可撈了，便派出突襲隊，趁月黑風高之夜，到「白區」去打「土豪」，斬盡殺絕，擄掠一空……久而久之，「白區」靠得近的「土豪」也打光了，老百姓跑得精光，形成一條30多里寬的「赤、白交界」絕無人跡的「陰陽地界」……。

1949年後，百廢待舉，到處需要錢，入不敷出，財政危機相當嚴重。在軍事方面，西邊要進藏，南邊要「解放」海南島，東南準備攻打台灣，北邊要「抗美援朝」，幾百萬「解放軍」軍糧軍餉從何而來？……

於是，歷史上最大一次「打土豪」，掠奪最富庶的江南農村地主財物的「土地改革」運動，便應運而來了。

1950年6月中共七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八大任務」，第一項就是進行土地改革，把「土改」列為「取得財政經濟狀況基本好轉的首要條件」。——這就是「土改」第一大真實目的：奪取地主的財富，解救新生的紅色政權的財政危機。

「土改」的第二大目的是：用地主的鮮血，鞏固新生的紅色政權。大陸建政後，國民黨及其遺留、派遣在大陸的軍政人員，反抗是相當強烈的。自發性的民間土匪，也十分猖獗，常常在某夜突然把一個鄉政府「端掉」了。新生的紅色政權內外交困，隨時有被顛覆的危險。這時，最高領導人認為，必須把「反革命」的囂張氣焰鎮壓下去……

殺誰呢？不幸，歷史選擇了「地主」作為「儆猴」的這隻「雞」。「土改」時，批准殺人的權力在區一級，二十來歲的區長或區委書記掌握著全區十多萬人的生殺大權。

深夜，區、鄉幹部會議結束，大家勞累了一天，睡覺去了。年輕的區委書記（或區長）坐在煤油燈下，根據各鄉上報的材料，勾畫明日的殺人名單。

這時，如果這位年輕人心地比較善良，他手中的「硃筆」稍稍留情，對於可殺可不殺的人，盡量不劃紅勾，這些人就可能倖存下來。如果這位年輕人「階級鬥爭」觀念比較強，殺紅了眼，「硃筆」一路勾畫下去，則明日刑場上便有十多位地主的天靈蓋被打飛……要是這位年輕人打瞌睡，「硃筆」誤點在某個原擬不殺的人的名字上，醒來後又沒有發現這一錯誤，這人明天也就完蛋了！

殺人的權力雖然在區一級，但實際上，某位鄉幹部要殺誰，甚至因私仇某位貧僱農要求殺誰，跟區委書記說一聲，少有不批准的。

鬥爭地主的場面十分野蠻，拳、腳、鞋底、棍棒、皮鞭一齊上，打得皮開肉綻、口吐鮮血、傷筋斷骨，慘叫哀號之聲，不絕於耳。對於某些強加的罪名，跪在鬥爭台上的地主想解釋一下，戰戰兢兢剛開口，台下在積極分子的帶領下發出一片震耳欲聾的口號聲，淹沒了地主那微弱可憐的聲音；台上的積極分子立即抽耳光，拳打腳踢，打得你根本無法開口……

在這節骨眼上，起作用的是「人性」。這位地主如果性情特別溫和，待人十分寬厚，以前從來沒有得罪過任何人，沒人告他的狀，也許能逃過一劫，留下一條小命。如果幾十年來因某件雞毛蒜皮的小事，或說話不小心，得罪過某位貧僱農，在土改幹部的挑唆下，貧僱農指控他是「惡霸地主」，就完蛋了。——只要有人說你是「惡霸地主」，你就是「惡霸地主」，沒得分辯的餘地。

在貧下中農這一方，如果人性好，富有同情心，看到地主挨打挨斗被殺十分可憐，不記恨往日的小事，寬宏大量，什麼也不說，這位地主的小命也許能保留下來。如果是個生性嫉妒、幸災樂禍的積極分子，見人受罪心裡樂，看到殺人便興奮，告狀時添油加醋，無中生有，一個一個的地主，便死在他手中……。也有經不住土改幹部反覆勸說，說錯一句話致使某位地主喪命的，事後這位善良的農民良心發現，一輩子追悔莫及！

殺地主，沒有任何標準。每個村子都要殺，不殺是不行的，上面的政策規定：「戶戶冒煙，村村見紅」。假設那個村子裡沒有人夠資格評上地主，就將富農提升為地主；假設連富農都沒有，就「矮子裡面拔將軍」，把某位倒霉的富裕中農提上去……，總之，至少要殺一儆百！

當年殺地主是用槍頂著後腦勺，從背後斜著向上開槍。一聲槍響，天靈蓋便被打飛了，紅色的鮮血、白色的腦髓，撒滿一地……血腥、殘忍、恐怖，目睹者不由自主地渾身顫慄，甚至嚇得好幾個夜晚從惡夢裡尖叫著醒來，掩面而泣……殺多了，嚇怕了，反抗者都縮頭了，新生的紅色政權便鞏固了。

「土改」，產生了的惡劣的後果和嚴重的後遺症。

首先，「土改」破壞了農村的生產力。農村中有一批勤勞儉樸、善於經營「田秀才」，他們上升為富農、地主後，代表著當時農村的先進生產力。他們農具比較齊全，資金比較充足，生產具有一定規模；他們經驗豐富，接受新生事物較快，有能力選擇和改良作物的品種；他們的農、副業產量總是達到當地最高水平；他們先進的耕作方法給貧苦農民起了示範、帶頭作用……

如果讓他們繼續富下去，其子女留學美國歸來後辦農場，中國的農業或許會改變面貌，跟上世界前進的步伐。但不幸，土改中把他們打壓下去，殺的殺，關的關，管的管，生產資料瓜分得罄空……，中國農業一條極有希望的出路被打斷了。

世界上的人千差萬別，有的人就是頭腦不想事。許多貧下中農只能在別人的指揮下從事簡單勞動，缺乏獨立門戶掌握全盤生產的能力。把土地分給這樣的人，他們一缺資金、二缺農具、三缺種子、四缺經驗……，明明分給他們是最肥腴的良田，就是種不出糧食。

所以，土改後的第一年，生產總是倒退了。更有一批懶漢，把分的東西吃光用光，分的田賣給別人（後來被制止，不準買賣土地），依然是個窮光蛋。「土改」通過鬥爭和殺戮，把善於經營的地主、富農打壓下去，農村中就更加缺乏經營型人才了；把已經集中了的生產資料，零星分散給不善於經營的單人獨戶，使農業生產力遭受到嚴重破壞。

第三，「土改」使農村基層領導徹底惡質化。在科舉時代，沒有「功名」（未考取秀才、舉人）的人是不允許進入地方領袖層的，因此，地方領袖素質較高，廉潔奉公，能真正為群眾辦事。鄉村地方領袖第一次惡質化，是從晚清1906年廢除科舉制度後開始的。由於大家都沒了功名，誰都可以當地方領袖。

三教九流之輩見有機可乘，便憑藉土地、資本、祠堂、武力、公產、宗教和個人關係……紛紛鑽了進來。這些人魚龍混雜，良莠不齊，形成派系小集團，忙於爭權奪利，置貧苦農民於不顧。這些人不受儒家道德公益心的約束，不受政府控制，貪贓枉法，為所欲為。加上人口爆增（清朝初年，全國人口約1億，「康乾盛世」後增加到4億，抗戰勝利後全國人口號稱4萬萬5千萬），人多田少的矛盾突顯出來，從此，農村社會開始動蕩不安了。

「土改」利用「流氓無產者」（扒手、小偷、地痞、惡棍、無業流民……）打衝鋒，斗垮地主、富農後，這批「苦大仇深」的「土改根子」紛紛入黨做官，趾高氣揚地成為「書記」、「委員」、「主任」、「鄉長」、「村長」……使農村基層領導徹底惡質化。這些人大多一字不識，居然洋洋得意上台作報告，開口第一句便是：「我是個大老粗，只曉得三擔牛屎六箢箕……」——不因沒有文化感到羞恥，反以為榮！

這些人自私自利、吹牛拍馬，偽裝積極，拉幫結派，任人唯親，欺下瞞上，惟命是從……他們能力低下，不懂生產，卻指手畫腳瞎指揮，常常造成重大經濟損失。農村領導權落在這樣一幫沒有文化、素質低劣、目光短淺的人手裡，農業生產怎麼能搞得好？再加上最高領導人頭腦發昏，「土改」後不久，一意孤行地加速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躍進……到1960年前後，農業生產全面崩潰，餓死3500多萬農民……

第四，1953年「土改」結束，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全面達到了發動土改運動的預期目的，滋長了最高領導人的驕傲自滿情緒，增強了最高領導人的絕對權威地位，為隨後腦袋發熱搞大躍進、人民公社埋下了禍根。

「土改」以及多變的農業政策（首先是單幹，後來合作化；到80年代，又分田到戶單單幹……），產生了嚴重的後遺症：農業生產停滯不前，長期處於落後狀況，至今無法跳出小農經濟的窠臼，遠遠落後於世界農業發展水平。直至今天，農村依然貧窮落後，農民依舊苦不堪言。

「土改」人為地製造仇恨，摧毀了中華民族的優良道德傳統，在人民中留下了深深的傷痕。華夏大地本來是一個文明禮義之邦，尊老愛幼、相互禮讓的儒家道德深入人心，各族人民世世代代和平相處。在農村，上下不相慕，貧富兩相安，生產生活，秩序井然。

自從「土改」將謀財害命、殺人越貨，顛倒為備受讚揚的「正義事業」之後，人心渙散了，傳統道德觀念崩潰了，代之而起的是自私自利，相互爭鬥，爾虞我詐，道德淪喪。今日之中國，人慾橫流、物慾橫流，追本溯源，「土改」難辭其咎。

「土改」後，大陸在用文學藝術上，塑造了四大典型地主，都不是真實的。那些虛構的故事，可以哄哄一般人和小孩子，但絕對騙不了親身經歷者和歷史的知情人。明眼人一看，便知道四大地主的故事中，有些情節是虛假的、編造的，有些則是將許多壞人壞事集中到一個人身上。——無論古今中外，任何地方，將社會陰暗面發生的各種壞事堆砌在某一個人身上，這人也就十惡不赦了。

就拿姓周的小地主來說，他真的會半夜三更趴到雞籠子里學雞叫嗎？不會的。要叫，躺在床上叫就是，聲音可以傳過去。居住在農村就知道，聽到遠處的雄雞打鳴，叫聲由遠及近，最後，鄰居家的雄雞、自家的雄雞都跟著叫起來……遠遠地學雞叫，即使學得不十分準確，由於距離遠，雄雞聽不分明，可能跟著叫；

趴在雞籠子旁邊學雞叫，它聽得分明，是人在叫，反而不會跟著叫了。課文里還描寫姓周的地主打開雞籠子，劃火柴去照……這些愚蠢行動驚動了雞，它也不會開口打鳴了。——只要稍微想一想，就知道這些細節是虛假的、捏造的：學雞叫不必趴到雞籠子旁邊，也不用打開雞籠子去看，熟門熟路要劃什麼火柴？就事論事，即使你把長工們早早驅趕到地里，自己不跟著起早去監督，長工們躺在田頭怠工，你有什麼辦法？

那時候的地主，需要僱傭幾個長工的，一般先僱傭一個比較能幹的「長工頭」。總體任務交下去後，每天由長工頭分配其他長工幹活，根本不用東家操心。當然，長工頭的工價比一般長工高。而用欺騙、壓榨的方法，東家和長工是不能長期相處的，最終吃虧的必定是東家（田裡沒收成）。小氣、吝嗇的地主是有，但如果吝嗇的臭名遠颺，就沒有人上你家來打工了。

那時候的地主，一般採用「籠絡」的方法穩定長工，例如，初一十五「打牙祭」（吃肉），逢年過節送糧食、衣物，有急事允許請假，年終結算時另外暗中給紅包……用這些手段來挽留那些老實本分、肯幹活的長工。

極左年代，許多中、小學的工宣隊對學生進行「階級教育」，請來當地「土改根子」當過長工的老貧農來學校作「憶苦思甜」報告。老貧農在講台上講著講著，忘乎所以，話題突然走偏，手舞足蹈地說：有人說地主壞，但我看也有好地主，我那東家對我就特別好，每年都送我十多斤臘肉過年，吃得嘴巴流油。不像1960年過苦日子，飯都沒得吃，差點餓死了……

工宣隊一聽，不對頭，老農民在「憶甜思苦」，對他使眼色，制止不住，只好上台「救場」，搶過麥克風對同學們說：老貧農講累了，下去休息休息，我跟大家講一講地主是怎樣壓迫剝削農民的……說著，便把老貧農攆下了講台。

那個年代，如果是出身不好或有歷史問題的人，在大庭廣眾之中說地主的好話，作「反動宣傳」，會立即打成反革命，判刑坐牢，甚至還可能槍斃。但那老貧農是「土改根子」，講的又是實話、真話，奈何他不得，只好不了了之。

那時候，許多地方鬧土匪，地主們都嚇得「雞崽子」一樣，小心謹慎，生怕惹禍。他們夾緊尾巴做人，「樹葉子掉下來都怕砸破了腦袋」，哪裡還敢欺壓農民？他們大多以慈悲為懷，樂善好施。叫花子來討米，總是一碗碗米打發，絕對不讓他們空手而去。不要小覷了叫花子，其中就可能有某股土匪的眼線，如果輕慢了，說不定哪天晚上來一幫手執刀槍的蒙面大盜，把家裡搶得精光……。地主們連叫花子都不敢輕慢，哪裡敢得罪長工？

2000年，歷史學家笑蜀先生根據多年調查，寫了一本《劉文彩真相》，還了劉文彩的真實面目。一般來說，地主都是集優缺點於一身，比較複雜的人物。他們的個性、作風、處事方法，無一不與當時的時代背景、人文環境、風俗習慣息息相關。每一位地主身上，既有著許多儒家道德的傳統優點，同時也沾染了不少社會流行的惡習。

拿劉文彩來說，他有著慷慨興學的美名（斥資200萬美金興建了四川省最好的「文彩中學」），不少濟困扶危的義舉，但也有吸鴉片煙、討幾房小老婆等當時有錢人的通病。根據笑蜀先生的調查，劉文彩家根本沒有什麼「水牢」、「地牢」、「行刑室」，那些都是極左年代，為了宣傳「階級鬥爭」，煽動人們仇恨地主編造出來的。

總的來說，地主中好人占絕大多數。為達政治目的，編造四大地主的醜惡形象，以此代表所有的地主，是不公平的。不光四大典型地主是捏造的、虛假的，「土改」中絕大多數被殺的地主，也都是捏造罪狀，含冤受戮的。……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