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6年04月16日訊】（新唐人記者何雅婷綜合報導）1989年6月4日晚，聽說天安門廣場上中共軍隊開始屠殺在那裡絕食請願的大學生，中國人民大學管理專業的學生吳國峰背上相機，騎著自行車，從人大學生宿舍趕往天安門廣場。他想要用相機「記錄歷史」，卻在途中遭到全副武裝的軍人射擊。這個風華正茂的年輕人，被子彈擊中胸部、頭部和肩部後，還被中共軍人用刺刀捅了幾刀。
吳國峰遇害後，中共當局和他就讀的大學沒有對他的死亡給出任何定論，也沒有進行任何調查。家屬看到的只是幾張吳國峰被送進醫院後的照片，和校方簡單幾句話的死亡通知書。
2014年的「六四事件」紀念日到來前，吳國峰的父母親接受了英國《每日電訊報》的採訪，回顧了吳國峰短短的人生歷程，著重講述他生命的最後幾天的蹤跡。這篇報導說，當時許多在北京的鎮壓行動中喪生的學生、市民，他們的死和當時的具體情形如何至今是個謎，吳國峰只是其中之一。他的父母事後不但要承受喪子之痛，還要受到中共當局的監控和面對各種麻煩。
流亡海外的「六四」學生領袖如何看待這段慘痛的歷史？
隨著時間的流逝，中共對手無寸鐵的學生、市民的大屠殺帶來的慘痛記憶，在許多人的腦海中漸漸褪色。尤其中共當局長期想方設法抹去這段血腥歷史的記錄，讓許多後輩青年甚至完全不知道北京天安門廣場上曾經發生過這樣驚天的大屠殺。但許多「過來人」的群體記憶中的傷痕卻是無法消除的。對於那些當年懷抱愛國理想在天安門廣場與冷酷卑劣的當權者對峙的學生領袖來說，這場屠殺在他們的心靈上造成的創痛、負疚感和憤怒，更是一生一世都難以磨滅的。
2014年6月2日，英國《金融時報》以《天安門廣場：長長的陰影》為題，發表了對1989年前天安門學生運動領袖的採訪報導。吾爾開希、柴玲、王丹等人談論了他們如今對這段歷史的看法。在過去25年裡，他們的人生道路各不相同，對歷史也有不同的感悟。
「我不後悔自己的行動，但許多人，包括我自己，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吾爾開希在接受採訪時明確表達了自己的坦然無悔。
吾爾開希是1989年學生運動的早期領導者和天安門廣場絕食請願的大學生領袖之一，但在運動接近尾聲時，他因主張學生應主動撤離廣場而被其他一些更為激進的學生排除出局。六•四屠殺之後，他在「黃雀行動」的幫助下逃離中國抵達美國，目前旅居台灣。
吾爾開希表示，他將繼續異議人士的生涯。他說：「我有很多理由繼續作為一個民主活動分子和異議分子，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倖存者的負疚感。」
據公開的資訊，「黃雀行動」是民間發起的一項幫助包括學生領袖在內的民運、異議人士逃離中國的專項行動。這一行動得到了英國軍情六局、美國中情局、港英政府和走私集團、人蛇團伙等組織的協助。據報導，先後至少有800名遭受中共政治迫害的人士得到這個專項行動的幫助而成功逃離中國。港英當局1997年向中共政府移交香港主權前，一直在幫助內地異議人士離境，1997年後有關這項行動的所有記錄都未留下。
另一個接受「黃雀行動」幫助逃離中國的「六四」學生領袖柴玲，是當年學生領袖中最富爭議的一位。當年，在中共當局可能動用軍隊暴力鎮壓學生運動的徵兆日漸凸顯時，柴玲曾發表讓請願的大學生在廣場上堅守到最後一刻，「讓鮮血擦亮人們眼睛」的激情演講。
6月4日凌晨，柴玲帶領最後一批學生撤離廣場。之後，這位頗引人關注的女性學生領袖也通過「黃雀行動」的幫助成功逃離中國。
柴玲流亡海外後曾經篤信佛教，她在經商的同時從事慈善和權益活動。她認為眼下的中國是個罪孽深重的社會，人們只關心物質和肉體享樂。在接受英媒採訪時她說，自己受到的批評、內疚、自責以及抑鬱，在2009年她皈依基督教之後都消失了。她現在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
王丹對中國的未來卻持比較樂觀的態度。在接受《金融時報》採訪時他表示，對自己當年參與了學生運動，至今仍感到驕傲，也為那時候曾經力爭民主的中國民眾感到驕傲。這位當年北大歷史系學生表示，自己相信中國年輕的一代「遲早會站起來抗爭」。
王丹評價出生於1990年代的中國年輕一代說，「他們仍有好奇心，求知心切，這十分重要。」他表示，如今的年輕人有朝一日起來反抗的話，他們為之鬥爭的目的將是自身利益，自身的自由，而不像20多年前的學生那樣為國家、民族利益抗爭。
王丹對當今中共當局推行政治改革的可能性，表示持悲觀的態度。
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六四事件」25週年到來之際，英國《衛報》發表了旅英作家馬建撰寫的長篇紀念文章，回顧了當年中共對學生運動的無情鎮壓。文章稱，「人群里的每個人都是屠殺的受害者」，中共當局的任何努力都無法消除親歷者對「六•四」的記憶。
文章表示，天安門民主運動的重要意義體現在其「訴求的崇高及合法性的力量」，那場轟轟烈烈的民主運動，表明中國民眾和世界各地民眾一樣渴求民主，機會呈現時也會表達這種訴求。天安門民主運動既不是「反革命」也不是「暴亂」。當時廣場學生和北京市民表現出來的組織紀律性和非暴力行為，構成了20世紀中國的瘋狂中「令人讚歎的理性瞬間」。
需要一提的是，那些流亡到海外的學生領袖和其他民主運動人士、維權人士一樣，絕大多數都被中共政權的駐外機構吊銷了公民護照或被拒絕護照延期，並被禁止進入中國大陸。他們曾多次發表聲明，要求中共政權按照憲法和法律，恢復或延續延期的護照，讓他們自由進出中國，但中共政權至今沒有改變這一做法的跡象。
針對上述情況，在美國紐約旅居了20多年的《北京之春》雜誌總編胡平表示，中共政權不讓海外中國人回國沒有任何法律依據。「根據聯合國人權憲章，任何人都有回國的權利，」胡平解釋說：「就像你回家一樣，這是權利。」
中共會給「六四事件」的遇難者平反嗎？
自從「六四屠殺」發生以來，近27年的時間內，一直有來自海內外各界呼籲平反六四的呼聲。那麼，中共有沒有可能「平反六四」呢？
2014年5月中旬，著名時政評論人士章天亮應《美國之音》的邀請，在「焦點對話」中與其他幾位嘉賓一起討論反思「八九學運」。其他嘉賓集中討論了那次「學運」的策略錯誤問題，章天亮則更關注學運的原則性錯誤——仍然承認中共的執政合法性，並對中共改良心存幻想。
章天亮認為，當屠殺發生時，中共已經失去了「平反」的資格。他指出，南京大屠殺的死難者家屬不會要求侵華日軍的「平反」，猶太人也不會要求希特勒的「平反」，為什麼六四的死難者就要求中共「平反」？
有一些中國學者認為，正因為六四屠殺的野蠻和殘酷讓民眾對中共極度失望，「平反六四」可重建中國人對政府改良的信心和希望，因此是北京當局的「巨大資源」。
針對這些觀點，章天亮撰寫評論文章，討論了中共是否還有機會和可能平反六四的問題。文章指出，上述看法有三個重大錯誤：
第一，互聯網時代，老百姓已經可以接觸到各種信息，文革後中共靠掩蓋真相和欺騙宣傳即能左右民眾思想的日子已不復存在；
第二，「文革」畢竟屬於中共內鬥，它與六四學運爭取民主的性質不同。承認中共內鬥是錯誤的，暫時不會危及中共統治；但平反六四就是承認了民眾的民主訴求，換句話說，就是承認了民眾結束一黨專政訴求的合法性；
第三，「平反文革」帶來了政治氣氛的寬鬆，促使民間有限反思中共，隨之而來的就是越來越強大的民主訴求和規模越來越大的抗爭，並導致了八九學運。如果中共平反六四，必將營造比平反文革更加寬鬆的氣氛，對中共來說等同自取滅亡。
文章最後呼籲，無論是民間學者還是國際社會，都需要看清這個常識，丟掉對中共「改良」的幻想，早一天解體中共，中華民族的苦難就會早一天結束。
事實上，不止是六四事件，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也同樣如此，而中共對法輪功的殘酷迫害，最終讓世人徹底看清了中共無可救藥的邪惡本質。
中共對法輪功修煉者的殘酷迫害讓世人醒悟：解體中共才是中華民族唯一的出路
距離六四不過10年，天安門廣場上留下的年輕人的斑斑血跡還沒有干，又一場慘烈的迫害拉開了序幕。
1999年7月20日，時任中共黨魁江澤民一意孤行，動用國家專制機構發動了對法輪功修煉群體的政治迫害。在過去16年中，為強迫法輪功修煉者放棄對「真、善、忍」這一人類共同精神的信仰與追求，江澤民為首的中共政治流氓集團以獨裁權力，挾持整個政權、整個國家的力量，不惜採用最殘暴、最下流、最惡毒的手段對這個善良的群體進行系統迫害。
為了製造鎮壓的借口，中共操控電視、報紙、廣播、網際網路、雜誌等等，一切可以用來傳遞信息的載體，鋪天蓋地污衊抹黑法輪功，甚至自導自演自焚事件來栽贓嫁禍法輪功，對堅持信仰的法輪功修煉者採取了滅絕人性的殘酷迫害手段。
據海外明慧網報導，在這場最邪惡的迫害中，超過3千名法輪功學員被迫害致死，全國被非法判刑的法輪功學員至少有6千人，被非法勞教的人數超過10萬人，數千人被強迫送入精神病院受到破壞中樞神經藥物的摧殘，大批法輪功學員被綁架到各地「洗腦班」遭受精神折磨、毒打、體罰和經濟敲詐。
中共警察對法輪功修煉者使用的酷刑至少數十種以上，包括使用狼牙棒、鋼筋條、銅鞭、荊條長時間毆打，強迫長時間蹲地牢、水牢、小號，坐死人床，不讓大小便，鐵釘釘指甲縫、鐵鉗子擰肉、用鉗子拔指甲，灌辣椒水、灌濃鹽水、灌大糞湯，冬天往頭上澆涼水、脫衣服在外面凍，數伏炎夏在太陽下曝曬，連續半月不讓睡覺，毒蟲叮咬，注射和強迫大劑量服用破壞中樞神經藥物，超極限強度的電針摧殘，多根高壓電棍同時長時間電擊受刑者的嘴、臉、胸部、腋下、乳房、陰部等敏感部位，摧殘生殖器、強姦，等等。中共殘害人的手段駭人聽聞，迫害情形慘不忍睹。法輪功學員「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殺」、「不查身源、直接火化」，有的在尚有氣息時就被火化，更有數量巨大的法輪功學員被活摘器官。
在殘酷的迫害下，幸運逃離中共魔爪的法輪功修煉者，在海外向聯合國發出了求救的要求。這批離鄉背井被迫逃亡的中國籍法輪功難民，無疑揭穿了中共謊言製造的所謂「太平盛世」。
直至今天，法輪功學員被迫害的案例仍每天不斷。必須強調指出的是，在中共的嚴密資訊封鎖之下，人們能夠瞭解到迫害案例只是冰山一角，實際遭受迫害的人數更多。
在長達16年多的腥風血雨中，法輪功修煉者依然用大善大忍之心，以超常的勇氣和堅韌，和平、理性地持續抗爭，堅定地用自己的生命來衛護著佛法真理和人類僅存的良知。他們不僅僅在捍衛他們自己的修煉權力，也是在守護人類的道德底線，守護人類的未來。
2009年7月15日，《大紀元》編輯部刊發了題為《只有解體中共才能結束迫害》的特稿。文章表示，中共對法輪功這樣的一個對任何人、任何社會、任何政黨都有百利而無一害的修煉群體的殘酷迫害，讓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認識到，中共早已失去了改良的可能，要想結束這場史無前例的迫害，結束中共對廣大法輪功修煉者及更廣泛中國人的迫害，結束這場中華民族的浩劫，就必須解體中共惡黨。「解體中共」成為制止迫害的唯一方式。
文章指出，2004年11月19日橫空出世的《九評共產黨》引發的「三退大潮」（推出中共黨、團、隊的熱潮），使中國民間對中共邪黨的抗爭達到高峰。近6千萬人退出中共的黨、團、隊組織表明，中共的紅牆已「搖搖欲墜」，正在「走向最後的解體」。目前，這一數據已突破2億3千多萬人，而且仍在持續增長之中。
2015年10月15日，大紀元再次刊發題為《拋棄中共習近平可望青史留名》的特稿，明確開向現任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發出拋棄中共的呼籲。
文章表示，中國時局正發生著前所未有的演變。在這個特殊的時代，豪傑之士順應時勢之舉，將令其青史留名，也會帶動中華民族走向光明。習近平以其現在的特殊位置，如能順天而行，拋棄中共，挽救民族危機，將可名垂青史。中華民族在拋棄中共之後，也必將迎來真正的復興和中華盛世。
文章分析，繼承共產黨這個名號，接管了「黨組織」這張皮相，最高領導人就不得不背負中共的血債，延續反天理的意識形態，繼續中共毀滅中華民族信仰和文化以至最終毀滅中華民族的任務。不願意為此者，如胡耀邦和趙紫陽，其下場就是被打倒和軟禁至死；抑或如胡錦濤、溫家寶者，倍受江澤民的鉗制，飽受屈辱難有作為。
文章指出，只有當中國變成一個自由社會，有了獨立的司法、獨立的新聞機構，習近平才能避免被政敵誣陷的可能，才能保障家人的安全。同時，如果習近平拋棄中共，這份偉大的勛業將永垂青史，即使習過去在中共體制下曾有違心之舉，也必然得到全民的理解和寬容。
文章最後寫道：「習近平是習近平，中共是中共，二者完全可以脫開關係。中華民族的繁榮昌盛無需依靠中共，中華兒女發揮才智實現夢想，也不需依靠中共。正如中華民族五千年的輝煌歷史，都與中共沒有任何關係。相反，中共成為中國社會與民眾的枷鎖、牢籠與最大發展障礙。拋棄中共，無論從民族大義還是個人安危考慮，都應成為習簡單且必然的選擇。」
責任編輯：唐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