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6年02月12日讯】【中国禁闻】2月11日完整版
提要
给江泽民立规矩？两办文件终结老人干政
冤狱11载 原湖南教师控告江泽民
中国大陆民告官为何难 程干远揭黑幕
DAFOH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2月9号，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反对强制摘取器官医生组织”（DAFOH）在官方网站上公布，该组织日前获得2016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DAFOH执行长托斯坦‧特瑞（Torsten Trey）在公告中表示：这个提名是对他们多年来致力于捍卫医学伦理的一种认可。
DAFOH是一个由全球专业医师组成的组织，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呼吁制止发生在中国的强制摘取器官行为。
DAFOH在公告中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利用军队和民间医院、以及司法和监狱系统，强摘良心犯器官谋取暴利的国家。中国医学界的持续参与和国际社会的默认，让这种批发式的种族灭绝罪行有增无减。
DAFOH执行长托斯坦‧特瑞表示，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说明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而且还拥有广泛的支持者。
四川巴中市1500人联署举报江泽民
法轮功学员实名控告迫害法轮功元凶江泽民的人数已经超过20万，大陆民众举报江泽民罪行的人数也在日益增长。
据“法轮大法明慧网”2月11号报导，仅在四川巴中市的巴州区，目前就已经有1500人联署举报江泽民。
报导说，不少民众看了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的刑事控告书和相关资料后，对法轮功学员冒着生命危险，真名实姓控告江泽民的勇气和胆识表示敬佩，认为这种精神是拯救中国的希望，因此积极参与联署举报。还有不少民众则是一听说联名举报江泽民，就毫不犹豫地在举报信上写上了自己的真实姓名。
美国商会：中国假货问题仍严重
美国商会2月10号发布2016国际知识产权指数报告，从专利、版权、商标、商业秘密与市场准入、执法以及国际条约等方面，对全球38个经济体的知识产权环境进行评估。
报告列出的知识产权环境最好的5个国家是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瑞典，最不好的4个国家是委内瑞拉、印度、泰国和越南，中国则在38个经济体中处于中下游的位置。
报告说，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网络制售假冒商品越来越多和商业窃密频繁发生，还有政府要求外国企业通过技术分享来换取市场等。
编辑/周玉林
给江立规矩？两办文件终结老人干政
中共“两办”日前联手下发有关离退休官员政治生活的文件，要求中共离退休官员要严守“政治规矩”。随后，大陆媒体盘点多名中共高官退休后，仍然用“余权”插手政治，最终被调查。海外舆论解读说，“两办”文件，主要是给江泽民“立规矩”，彻底终结中共的“老人政治”。
据大陆官媒《新华社》2月4号报导，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离退休干部工作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执行。文件中明确要求，已经离退休的中共官员要“树立纪律和规矩意识”，“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和习近平当局“保持高度一致”等等。
这份文件公开后，很快受到舆论关注。有海外媒体指出，这是自1982年中共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以来，第一个以“两办”名义印发的老干部工作综合性文件。此外，在文件正式下发的当天，中央中组部负责人专门就文件内容答记者问，令外界认为这份文件的出台背景不同寻常。
有评论指出，“两办”联手下发文件，用“立规矩”的方式，来对退休了的官员做出一些“规范”，用意是彻底根除中共党内元老干政的陋习，尤其用于整治长期恋栈权力“退而不休”的中共前党魁江泽民。
北京时政观察人士华颇：“现在来看，退下来的这些老人里面，打头的，那就是江泽民了。江泽民以前在胡锦涛任上，是经常破坏政治规矩、政治纪律的主。大事小情都要出来搅局，所以胡锦涛十年‘一事无成’。所以习近平上任后，加强中央集权，形成自己‘习核心’，那就不准江泽民在胡锦涛任上那样的随便发声、随便露面。”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李天笑：“这个‘退休’啊，它实际上是用这种方式来界定和针对江泽民、曾庆红等这些已经不在位的，这些犯下了罪的官员，它是有明确针对性的。”
2月10号，《新京报》微信公号“政事儿”刊发文章《哪些退休官员用“余权”插手政治？》，对“两办”的这份文件进行解读，“政事儿”指出，不少中共官员退休后没有守住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仍恋“余权”，利用“余热”插手政治，公然违纪，最终“晚节不保”。
新唐人记者经检索发现，《新京报》盘点的多名退休后仍用“余权”插手政治、不守‘规矩’的中共官员中，赵少麟、斯鑫良、阳宝华等大多数人都有江派背景传闻。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李天笑指出，《新京报》被外界视作亲习阵营的媒体，它点名江派退休官员干政，敲打意味十分明显。
李天笑：“习近平现在是用‘规矩’在警告那些退了休的，还继续用各种方式进行搅水，或者说在观望，或者是犹豫不决的这些人，特别那些是跟江派多多少少还有某些瓜葛的这些人，要迅速的做出一个选择，站到习近平打江的核心这边来，否则的话，你就失去机会了。我觉得这里边还有这一层意思在里面。”
李天笑强调，从表面形式上看，“两办”的文件是针对退休官员提出来的一个“规矩”，但它真正的含义不仅仅在于官员退休以后是否干政的问题，而在于对犯了罪的人可以用“定规矩”的方式治罪。
李天笑：“习近平在公开法办江泽民之前，他是不断的用各种‘规矩’来针对江泽民发出各种信号。在现在打江的最后关键时刻，他是利用‘规矩’，用立下各种‘铁规’，来更有效、更迅速、更灵活的拿下江派的犯罪集团。”
李天笑分析，习当局对江以“规矩”定罪后，下一步面临的就是来自法律层面的审判。
采访编辑/张天宇 后制/钟元
教育部抓红色爱国 评：国不等于党
针对大陆下一代的爱国教育，中共已然规定了它的色彩——“红”色。例如去年底“关心下一代健康体育基金会”批准成立的“红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专项基金”。而中共教育部在1月19号下发的文件，更是要求将这种红色“爱国”教育推向港台和海外。中共为什么紧抓红色“爱国主义”？来看报导。
中共教育部在最近下发了文件，要求将所谓的“爱国主义”融入教育的各个环节，融入人才培养体系，并着力运用微博、微信等网络新媒体，将宣传方式变得生动。
文件多处将“爱国”和党挂钩，例如要求在全国高校学生中深入展开活动，主题包括“我爱我的祖国”和所谓“永远跟党走”等，还要求做好教育系统统战工作，所谓坚持党的领导，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
原中山大学讲师李业兴：“我觉得这个还是一种党文化，党化教育。实际上（中共）它做那一套，就等于把那个‘爱国’跟‘爱党’等同起来，目的是加强控制。”
中共为什么紧抓红色“爱国主义”？台湾大学政治学教授明居正分析了整个过程。
台湾大学政治学教授 明居正：“在你们年青的时候，在意识形态的教育上基本是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当然还是传统的爱国主义教育，第二个重点是马列毛。而马列毛教育谈论什么呢？谈论就怎样塑造一个‘社会主义新人’，这种教育在文革时候达到顶峰。那后来为什么慢慢就滑落呢？因为不灵了。因为大家通过生活实践发现，它是骗人的东西。”
明居正教授表示，经过多年的政治折腾， 文革后的林彪事件等，很多大陆老百姓彻底想清楚了，共产党也知道用社会主义作为理想主义来教育人是不成的，最后只好回到爱国主义教育上去。
明居正：“1989六四屠杀之后，几乎连‘爱国教育’都守不住，但那算勉强最后一条线。那么等到邓小平回来继续推动改革开放，那最后剩下什么？剩下钱。所有其他什么理想主义基本都不灵光了。但想来想去，如果不抓住爱国主义这条线，那什么事都做不成，所以还是回到爱国主义这条线上去了。最后回到最根本最原始的民族主义冲动上，而这点恰恰是马克思在原来的理论上批判的非常凶的东西。”
尽管中共一再强化红色“爱国教育”，但明教授在教学中发现，许多来自大陆的学生已经明确知道，中共一党专政是走不下去了。
中共教育部在这份文件中还强调，要加大力度，对香港、澳门和台湾青少年学生也进行这种爱国教育。
香港社会运动参加者严敏华：“很简单就是思想控制嘛，我相信（港人）不能够接受，因为当时学民思潮在反国民教育收到非常大的社会反响、非常大的支持，甚至埋下了雨伞革命的种子，所以在这一代的香港人来说，我们还是不会接受这个洗脑的。”
明居正：“那么（中共）也担心说台湾的民主运动会冲击到他们，也希望说将来最终能收回台湾。所以提前做爱国主义教育是整个大的统战布局的一环。”
不仅大陆和港台，教育部的文件还包括了外宣，表示要构建海内外联系网络，让留学人员人人都主动在海外进行红色爱国宣传。
明居正：“主要目的是增加它的合法性，不然大家就跟它要民主了。”
对教育部的文件，大陆网民调侃说：“教育部可以和宣传部合并了”，也有人说：“拒绝洗脑，不要绑架国家，国不等于党”。
采访/陈汉 编辑/尚燕 后制/陈建铭
冤狱11载 原湖南教师控告江泽民
“信仰自由”是中国宪法第36条赋予公民的权利。然而，湖南衡阳市中南工学院电气工程系教师张鹏的11年冤狱，却对这条法律打了一个问号。违法的是坚持信仰的人们吗？还是践踏信仰自由的人呢？
99年7月，当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时，张鹏才开始修炼不到半年。他发现，信仰“真善忍”使自己心胸日益开阔，身体健康，工作家庭顺心如意。因此在当年的10月26号，张鹏从湖南来到北京，希望能向政府说明这一事实。
湖南法轮功学员 张鹏：“结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就被抓了，没有任何理由，就因为我是一个法轮功学员。我被关进了天安门广场公安分局。在那里我和许许多多的法轮功学员都受到了殴打，手铐背铐，用脚踹，用棍子打头部，这种折磨。”
当天还发生了另一件事情，党媒《人民日报》在第1版报导，江泽民接受法国《费加罗报》采访时说“法轮功是邪教”。第二天《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发表文章，重复这一论调。
当局对法轮功的迫害刚开始3个月，没有立法权的一个人的讲话，和一份报纸的评论，从此把张鹏和其他法轮功修炼者推向更严酷的处境。因为当局似乎找到了将他们判刑的所谓法律依据，尽管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几天后通过的《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中，丝毫没有提到法轮功。
中国问题专家 横河：“迫害法轮功是一场政治运动，从法律上说没有依据。他们当时认为，可能花两三个月就把法轮功打下去了，结果打了一两个月后才发现，没有任何法律基础。于是这时候，才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去写了一个决定，但是它没有提到法轮功。怎么办呢？于是就来了由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去‘解释’这个法律，但它也没有提到法轮功。然后呢，再出一个《通知》，去解释这个《解释》，说我这个《解释》是针对法轮功的。法律是‘上位法’管理‘下位法’，它们呢，是从‘下位法’往上走。这在中国的司法史上是一个最荒唐的事情。”
时至今日，中国依然没有法律和法规认定法轮功是所谓的邪教，然而中共依然用《刑法》300条“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来给法轮功学员非法定罪。
而张鹏就是其中的一位。
2001年4月25号，湖南省检察院用这个罪名逮捕了他，此后衡阳市中级法院用这个罪名判处他十年徒刑。入狱前他已经被开除工作，多次被抓，遭受酷刑。入狱后，酷刑更为频繁和严重。
张鹏：“我亲眼看到过有人被折磨死，有人被逼跳楼自杀，在监狱里边。那作为我自己受到的话呢，有很多次被用手铐铐起来吊。一吊一般至少是几十分钟，几个小时。基本上只让你脚尖踮着地，甚至完全离地，全身重量全压在手铐上，吊上一段时间，手铐铐的部位就裂开，流血，现出肉。”
2006年2月3号，张鹏为了直接向武陵监狱负责人反映这种长期违法情况，前往监狱大门值班室。狱警又对他施行吊刑，之后用竹板抽打他的臀部和腿部到皮开肉绽。2个月后，常德市武陵区法院给他加刑一年半。
张鹏只是众多法轮功学员中的一例。有人权律师指出，用《刑法》300条构陷法轮功学员入狱已经构成了《刑法》第251条“非法剥夺公民信仰自由罪”。而这也正是张鹏向“两高”控告江泽民时，在控告状中列出的罪行之一。
控告江泽民的总人数目前已经超过20万4千，而更多和张鹏有着类似经历的法轮功学员，正在加入这个行列。
采访/李清 编辑/尚燕 后制/舒灿
2月11日维权动态
1. 年初四 数百访民聚府右街伸冤
2月11号是大年初四，早上9点多，据“六四天网”报导，600多在京上访的访民再次聚集在府右街派出所，申诉冤情。在专门关押访民的马家楼黑监狱也有400多访民和100多名截访人员。
2. 大连访民被指“侮辱警察” 遭拘
2月3号，辽宁大连访民盛兰福和房东发生纠纷，因警方态度粗暴偏袒房东，盛兰福指责他是流氓警察，被以“侮辱警察”罪拘留5天，9号获释。
3. 400工人讨薪遭警察镇压
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乌溪镇金桥服装厂400工人，2月7号除夕当天，仍在苦苦讨要辛苦一年的工钱，遭到大批警察镇压，多人被殴打抓捕。
大陆民告官为何难 程干远揭黑幕
据媒体披露，去年上海的数百起民告官案件中，政府部门败诉率为零，这一表面看似“完美”的记录却遭到民众吐槽。中国的民告官为什么这么难？前中国行政法学会副会长程干远，为我们揭示了民告官依据的《行政诉讼法》制定之初的真正目的。
民告官，是行政诉讼或行政官司的俗称。据大陆《京华时报》1月18号报导，2015年上海市第三中级法院共受理行政案件610件，其中以上海市政府为被告的行政诉讼案件，多达242件。但截至目前，上海市政府还没有遭遇败诉。
此外，四川省法制办也透露，该省去年以省政府为被告的行政应诉案件126件，政府全部胜诉。
据统计，中国民告官所依据的法律——《行政诉讼法》，自1990年实施以来，法院共受理民告官案件161万起，但只有8万起原告方胜诉，比例仅占受案总数5%左右，而败诉方多数是乡镇一级的政府。
曾经参与1989年制定《行政诉讼法》的中国著名法学家、前中国行政法学会副会长程干远指出，在中国，民告官几乎告不赢，是因为中共当局当初制定《行政诉讼法》的目的，就不是为了百姓。
旅美中国著名法学家、前中国行政法学会副会长程干远：“背景跟‘六四’还是有关系的，因为当时老百姓民怨沸腾，对政府的一些腐败行为、不法行为啊，有很多意见。它们（中共当局）想通过这个立法呢，来缓和矛盾。”
程干远表示，世界上各国的《行政诉讼法》都是以保障人民权益、监督和制约政府权力为立法的主要目的，也就是“控权法”。但中共当局并不希望它们的权力受到控制，因此，将立法根本，定为“帮助政府管理人民”的“管理权法”。
程干远：“我们搞的这个法，结果就把立法宗旨第一条就写了‘为了便于法院受理行政案件’，或者‘加强行政机关行政管理’了，那就完全颠倒了。实际上这个立法最后的结果呢，就是由于当时认知的不正确——不是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这个立法效果，历史证明这个效果负面作用很大，不是正面作用。”
此外，程干远还透露，《行政诉讼法》在制定的时候，就有意留下很多漏洞和模糊不清的法律概念，目的是为了方便当局规避法律制裁。这就是为什么无论百姓道理多充足，律师证据多充分，都打不赢官司的原因之一。
程干远强调，在中国的现行政治体制中，党政不分，党大于法，行政诉讼中只能告政府，不能告中共的党委，使得《行政诉讼法》形同虚设。
程干远：“实际上党是不能诉讼的，你不能告党委书记啊！实际上决定东西是党委书记决定的。行政领导出面去执行，以政府的名义来执行，实际上违法的是党，那你这个行政诉讼告不到它头上，那还有什么用呢？而且它要千方百计维护它的权威，它当然不要让政府败诉了！”
大陆民告官立案难、胜诉难、执行难的“三难问题”招致了民间极大不满。2014年11月1号，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行政诉讼法》进行了首次修改，并设立了首家跨行政区划法院——上海市第三中级法院。官方报导称，该法院设立的目的是为了打破行政诉讼的地方保护主义，提高法院判案的“抗扰性”。
但程干远指出，在根本制度不变，立法目的不变的情况下，一切改变都是表面的、形式上的。这一点从上海第三中院作为试点后，民告官案件比以前多了十几倍，但政府却是“零败诉”，就可以看出。
采访编辑/张天宇
2月11日退党精选
在过年期间，不断有对中共体制反感的大陆民众在网络声明退党，来看他们怎么说。
章光秀说：
在中共组织里混了几十年，深感这个组织的邪恶、虚伪，尤其是到了后来越来越不可救药了，在这个邪党控制的社会里，到处充满了假丑恶，荒淫无度，这是一个政党走向衰败甚至是灭亡的标志，我决定和儿子一起退出中共一切组织！ 章光秀退党团队，代先章退团队。
文俊波说：
我是一名事业单位人员，因为在当兵的时候认为追求上进就是入党，所以，不管是在当兵还是单位上班都深感共产党的罪恶，领导都是空话套话假话，曾经有个领导跟我说不管什么会，只要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号就可以平安无事，但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基本上没有……
我没有参与过邪恶，但是一直对共产党恶心，因为大环境下没有办法，毕竟社会太现实，太多不平等，公平和宪法在共产党那里就是一张纸。我真诚的退出中国共产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