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5日，某地一男子因索要二十幾萬欠薪向相關職能部門投訴無果後，竟在一公交車上縱火，引起幾十人傷亡。男子的遺書竟說，願意以五百年在地獄中受煎熬的代價，來引起當局與社會對欠薪的重視。古雲「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但卻竟是以傷害無辜的方式！讓人不得不問：紅朝人究竟怎麼了？

繼受冤屈者無處可訴、可伸，刀向柔弱的婦幼之後，又轉向了更多無辜的民眾。我的同胞啊，請不要再將你受了冤屈的傷痛以這些不定向的傷害無辜的行為轉嫁於他人了。你由原本遭遇值得人同情的受害者最終卻變成了殘忍施暴的罪犯，你以為就能如你所願引起社會重視么？即使能夠引起重視，你的良知將如何面對那些被你傷害的無辜者及其支離破碎的家庭啊？你失去理智毀滅自己與他人、與無辜者同歸於盡的行為讓人感到多麼殘忍與悲哀啊。

古雲「冤有頭債有主」，幾時，斯國變成了有冤無處伸，就肆意報復社會的絕望者的施暴之地？

而這些被社會逼向極端的人總讓我想起魯迅筆下的阿q，那個有機會就恃強凌弱欺負比自己弱小如小尼姑的流氓無賴的阿q。他不敢惹洋人，也不敢招惹趙太爺一家。那些由受害者被逼迫成施暴者的人身上不就隱現魯迅筆下阿q的影子么？一個時時復活魯迅筆下經典人物阿q這個連魯迅自己也承認在當時社會並不存在的杜撰出來的病態人物的社會，誰能否認與黨文化刻意包裝的魯迅及其作品無關呢？文革中，除了四大名著，就是死去的魯迅的作品可供紅朝人閱讀。

筆下無寬容、少仁慈主張造反與革命的魯迅，因為他反傳統、反幾千年中華文明的傾向而被毛捧上神壇，毛認為：魯迅是「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是「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正是被黨文化刻意的包裝與幾十年的學校教育，讓「鬥士」魯迅成為幾代紅朝人的偶像，而且對其筆下被欺負的阿q的同情遠大於他流氓無賴的方面，認為阿q的欺軟怕硬只是舊社會造成的，而無視或無知他正是不再相信神靈、不再相信善惡有報，無知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才會將自己的痛苦轉嫁於比自己弱小的人頭上（其實某黨的「己所不欲要施於人」與阿q如出一轍）；無視或無知阿q正是暴民痞子運動中被利用得最徹底的流氓無產者。像阿q一樣的流氓無產者在國共戰爭、毛共歷次運動、尤其是文革造反運動時都成為了禍國殃民的重要工具。這些惡行從來沒有真正的反思與清算過，故成為了紅朝土壤時時會活現傷害無辜弱小的阿q出現的原因之一。

畸形社會與其畸形的教育才會孕育這樣的阿q。

黨文化舉國教育體制的結果註定教育出畸形兒。黨文化宣揚鬥爭仇恨暴力的哲學開花結果出現的就是，如縱火者這樣行事極端的人。他們因被洗腦成「無神、唯物、無根」的人而是非、善惡不分。故會以傷害無辜作為代價，縱火者筆下卻沒有對無辜者的歉意與懺悔。而黨文化宣揚的鬥爭仇恨暴力讓人缺失正常人所應有的同情心與仁慈心。不然就不會有縱火這樣的慘案發生了。

維克多．雨果（Victor-Marie Hugo）說《悲慘世界》是寫給所有人的。「凡是男人愚昧無知、陷於絕望的地方，凡是女人為了一塊麵包而賣身、兒童因為沒有學習的書籍和取暖的火爐而痛苦的地方，我的《悲慘世界》都會來敲門，說：『開門，我找你們來了！』」看來，這真就是一個現實中的悲慘世界，這個政權一直就在迫害無辜善良的人，並且逼良行惡。如果不拋棄這樣的惡制度，就會一直是個悲慘世界，沒有希望與未來。並且人人、時時、處處都可能被下一個突然出現的似欺負弱小的「阿q」者報復社會的犧牲品。

紅朝人認識黨文化，從新認識與反思黨文化包裝的魯迅及其筆下人物，才能撥開黨文化的迷霧，擺脫黨文化的思想枷鎖。而阿q只是個魯迅實踐馬主義文藝理論極盡誇張與諷刺創作出來的虛構人物，為了實現魯迅「動搖與襲擊」他所謂的「舊文明」的目的。但經過黨文化刻意的包裝洗腦國人，並最終成為了紅朝人的魔咒，讓很多人以阿q聊以自慰，且時時有人突然被走投無路的社會現實逼迫成如阿q一般以其「畏強凌弱」的惡姿態傷害無辜。而這些慘案一次次的也印證了儒家中庸的智慧。即那些有違中庸之道與隱惡揚善的作品及其筆下人物創作，對一個缺失道德與法律之國的社會就是一個災難。

我們應該唾棄這樣的惡制度、惡時代及其與古拉格文化一脈相承的黨文化，人人如此，中國人才能擺脫悲慘與恐懼，從陰霾中走出來，真正的站起來。

而雨果的《悲慘世界》不僅僅是小說，而是啟示。雨果對《悲慘世界》最後總結說：「從頭至尾，從整體到細節，全是講述人從惡走向善，從非正義走向正義，從假走向真，從黑夜走向光明，從慾望走向良心，從腐朽走向生命，從獸性走向責任，從地獄走向天堂，從虛無走向上帝。起點是物質，終點是靈魂。始為九頭蛇，終成為天使。」如果紅朝人踐行法輪功的「真、善、忍」，就會發現雨果的總結不是虛言，也不會一再發生這樣的慘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