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痞子化这一过程，几乎与中国县城政治黑社会化同步。中国的地区行政治权由中央、省、地（市）、县、乡（镇）五级构成，县级政治是决定中国地区政治生态的关键，县政府是乡（镇）、村的直接管理机构，县级政治生态则是乡村政治生态的高级版。
湘北红镇：乡村社会痞子化的一个样本
《当代青年研究》发表了一篇《中国农村后代之殇：从留守儿童到乡村“混混”》（2015-10-29），是作者对自己在湘北红镇的田野调查的一份简略介绍。作者揭示了一个事实：大量留守儿童成为乡村混混的主力军。
红镇地处湘鄂赣三省交界，资源匮乏，近年来发展赌场经济与高利贷，衍生出一条食物链，为赌场看场子、当“保安”的赌场打手，以及为高利贷者收取息钱抽取佣金的统称之为“吃血饭”。这些年轻人约在15－20岁左右，大部分都是因父母外出打工而留在家里，由留守儿童成长为乡村小“混混”。
混混们的存在不仅颠覆了乡村秩序，还颠覆了乡村的价值观。调查报告说，红镇里“大混混”赌场老板、高利贷主们的风光，小混混的嚣张，不仅让家长们对看不见明显效果的教育投资充满怀疑，更让众多青少年开始羡慕他们的“成功”方式转而纷纷效仿：“在乡村内部压制力量与惩罚机制日渐消亡的情况下，‘混混’获得了足以震慑他人的价值再生产能力，而乡村社会不再认为‘混混’行为是一种越轨和罪恶时，被认可的‘混混’人生观进而占据了乡村价值系统的主流地位”。红镇一些村民在发生邻里纠纷、农忙时抢水纷争时，也开始利用这帮小“混混”来达到目的，如利用他们解决邻里纠纷、农忙时抢水纷争等。
男生做乡村痞子，女生则外出卖春。红镇调查写道：红镇中学教师黄某某在这个学校当了6年老师，教过的学生当中已经有100多女生初中未毕业就出去打工。其中只有10几个是通过学技术就业，其余几乎都是“不正经就业”，潜台词很明白，那就是“卖”——对于不少农村女孩来说，“卖”并没有难以逾越的心理障碍，2013年9月13日，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发布《女童保护研究报告》，称留守女童占被性侵人群94%，施害者多为同村男性甚至亲属。
红镇调查作者指出，留守儿童成为混混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缺乏家庭社会化教育，从村庄的传统道德和伦理秩序中脱离”。从教育学的角度来看，缺少家庭教育与关爱的孩子心理都不健康，容易成为不良青少年。全国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流动儿童达3,600万，合计将近1亿，几乎占中国人口的1/14，是农村青少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将对中国社会产生什么影响，红镇的情况至少算是一种类型。
红镇调查的结论因为借用了社会学语言，所以有一段看似充满矛盾的陈述：比如“具备一定自制力的红镇‘混混’形成了一个相对隐性的社会。这个相对隐性的社会一方面因为对村庄社会秩序的侵蚀，而显性地呈现于红镇社会当中，另一方面又由于与村民日常生活的融合，而隐性地存在于红镇社会当中。”这段话实际上想表达的是：隐性社会参与了构建显性社会的社会秩序，并起相当重要的作用。十多年前，中国黑社会势力猖獗之时，势力大的黑社会组织被当地人称为“第二政府”，揭示的是警察与黑社会共同治理当地社会这一现象。
乡村社会痞子化与县城政治黑社会化呈同构状态
中国总共有县级行政区计有2,860个，其中1,463个县、117自治县。县级政治的劣化，一是体现为家族政治，二是体现为政府与黑社会共同治理。
1、县级政治的家族化
2011年9月1日，《南方周末》发表《“中县‘家族政治’现象调查”》。2015年，这个“中县”被证实为河南南阳新野县，该报告作者是北大社会学系博士生冯军旗，曾在新野县挂职副乡长与县长助理，有机会观察该县各种盘根错节的政治关系。
在该调查中，作者完整记录了这个县级政权系统内部各家族成员的任职关系，在中县之内，竟然梳理出21家政治“大家族”（一个家族产生5个以上副科级干部），140家政治“小家族”（5个以下、2人以上的副科级干部），总共161家大小政治家族。
在现代政治中，一国的政治资源被某些家族成员垄断，其实是该国社会的精英选拔机制出现了严重问题。纵观中共统治60余年的历史，除了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前期曾出现过按“成就原则”选拔精英的短暂阳光之外，从未脱离按血缘选拔精英的文化窠臼，在《中国为何容易出现“政治家族”？》一文中，我指出家族政治产生的几个原因：
A.家族政治在中国有源远流长的历史。早在殷周两朝，中国就形成了完整的宗法制度，政治权力按等级分配，世袭罔替；
B.中共执政时期从未真正建立过合理的精英选拔机制。在毛时代，这一时期的精英选拔以血统原则为主。与以前的血统原则重视精英相比，毛则是逆向而行重视草根与边缘人的“出身论”。在毛的所谓“红色接班人”的选拔标准中，最重要的就是出身即血统原则。从1998年高等教育产业化开始至今，社会呈现向“身份型社会”复归的迹象。党政事业机关除了技术性极强的岗位之外，一般可替代性强的非专业技术职位，血统原则在竞争中的作用日显重要，“二代”现象表明中国精英阶层的素质严重退化。
2、县级政治的黑社会化
今年5月，一篇《中国小县城的黑社会江湖》不胫而走，文章称：“一个县域社会有几十万人口，但真正有权有势或许只是几百个人。这几百个人里面大概有两三百个科级以上干部，然后有几十个较有影响的各行各业的老板，再有就是几个有头有脸的江湖人士”。按河南新野的情况推论，那两三百个科级以上干部当中，必然有不少是家族势力。
这三种势力当中，公安局“是权力的交汇点，也是信息集散地。……是县城里面唯一合法掌握并可施展暴力的机构。……因为公安局是唯一可以毫无阻力地接触社会各个角落的机构，它本身就是一个情报中心”。
黑社会组织的头目黑老大们，既与当地经济圈相熟，也与权力圈有关连，公安系统更是黑社会必须笼络之部门。黑社会组织经营的多是宾馆、娱乐、建筑业——这与东南亚国家、港台地区的黑社会涉足行业大致相同。这些黑社会有自己的组织内部规则（比如不犯命案，不与政府作对，严守秘密等）。黑社会组织之间因竞争关系，有血拼。在血拼过程中，会有黑社会组织消亡。但一般情况下，由于黑社会组织的保密规定，不会供出后台人物，它们在政府系统的保护伞因此会安然无事。
这种情况与我2007年在《当代中国“官”“黑”之间的政治保护关系》中，根据中国各地黑社会消长情况所分析的并无差别。在中国县级政治当中，官黑之间的关系模式已经固化，成了一种政治生态。
对这种畸型的县乡政治生态，生活于其中的人已习以为常。2013年中秋节期间，江西万载县农民汪金亮拍下当地多人去县长家送礼的场面，结果被当地公安以“破坏政治生态”为由抓捕。论者哗然，认为此罪太过离奇，但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种离奇正好证明当地价值观已经扭曲到以黑为白，以非为是，将这种权钱关系视为政治生态。
不少农村出身的知识者近年回到家乡，非常痛切地感受到乡村的沦陷，这种沦陷面非常广，从基层组织到人际关系，从乡村教育的衰落到村民道德的沦丧（从生产有毒食品到视坑蒙拐骗为理所当然）。因此开始回忆民国期间农村社会的乡绅自治，讨论重建乡绅制度的可能性。
乡绅自治并非一种独立的政治形态，它附着于王朝时期的政治制度，比如科举制以及退休官员致仕等制度；其经济基础是封闭性的自然经济，人口流动极少。这种制度在民国时期已成余晖。经历过中共的边缘人革命与乡村痞子化，如何将痞子流氓改造成绅士，恐怕是个无法完成的艰巨任务。
文章来源：美国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