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讓李嘉誠跑了」這個話題鬧得沸沸揚揚，至今余煙裊裊。從話題的挑起者，直到李嘉誠本人通過長實地產年中報告的表態，再到《人民日報》那篇顯示大方的《遇到困難李嘉誠不能共度難關 不必挽留》，不僅突顯了中國人至今對國際資本的流動規則還處於機會主義的認識水平，更突顯了權力與資本之間日趨緊張的關係。
有關爭論可以看作是權力與資本之間的「代理人戰爭」，至少揭示了現階段資本在中國的三重困境。
第一重困境：港資在中國名外實內的身份困境。
當年鄧小平確定改革開放政策時，「開放」這一翼上書「吸引外資」四個大字。直到90年代，港資都是外資中的重中之重，台資次之。當時，從事中蘇兩國改革比較研究的學者一致認為，世界各地的華人資本成就了中國的改革開放。
香港的地理位置與其特殊的經濟作用，決定了當時中國將港資作為外資對待的政治考量。我曾在《中國地區治理危機的起源：經濟篇》中，分析了香港地理位置為其帶來的優勢，在中共建政後，主要是為中國大陸充當「國際掮客」，在中國面臨西方全面封鎖時，既是中國對外的「國際通道」，還是從國外引進資金技術的渠道，更是開展進出口貿易的基地。1979年以後，中國對外改革開放，香港商人不僅成為投資中國大陸的主體，還是中國對外開放的引路人與橋樑。當時，引進外資中，港資佔比為70%，接下來才是台資與日資。
2001年中國加入WTO之後，香港逐漸喪失了中國轉口貿易的地位，離岸金融業務漸漸劣質化，淪為中國權貴官僚的資本外逃中轉站與「大陸洗錢的後花園」，並化身為港資。我在《人民日報「十大外資來源地」背後的秘密》中，指出該報2013年8月12日的文章「外資並未大規模撤離中國」所附圖表「中國大陸的十大外資來源地」揭示，其中來自香港的投資為397.15億美元，在全部外資中佔比為65%。
如果說1978年至2001年中國加入WTO之前，中國將港資當外資看，是因為香港當時還未回歸及回歸初期，出於政治考量必須這樣做。那麼，2001年之後，則出於中共政治集團內部人的利益考量，香港在經濟上被視作外資，對利益集團來說，是洗錢、轉移資本的重要管道。
至今，超級港商與在港中資都是與中共血肉相連者，白手起家的中小港商或是在他國另起爐灶，或是破產收山。但「李嘉誠們」與中共血肉相連者的身份困境及其撤資，卻是一個不可迴避的話題。
第二重困境：外資眼中，資本許進不許出意味著資本流動受限。
「李嘉誠們」的故事，中國人都明白，但外國人不明白。今年中國股市中政府強令托市，最後以「做空中國」的罪名抓人，普遍被視為政府對資本市場的不當干預，是政府惡意限制資本自由流動。國際投行界從中嗅到危機，開始用「狗嘴裡的肉包子」形容投資中國股市，《不能讓李嘉誠跑了》這個話題在外資疑慮時適時出現，更讓國際投行界產生懷疑，認為中國政府可能會管控國際資本流動。
所謂國際資本流動，是指資本在不同國家或地區之間轉移，具體包括投資、貸款、援助、輸出、輸入、買方信貸、賣方信貸、外匯買賣、證券發行與流通等 等。按照資本跨國界流動的方向，國際資本流動可以分為資本流入和資本流出。在加入WTO之時，主要成員國美歐各國等要求中國將來開放金融，允許外國資本進入。但因為在WTO成員國當中，基本沒有資本准入不准出，即歡迎外資進入卻限制資本流出的事例，也因此從未考慮過這種情況下的應對之策。今年中國政府管制資本流動算是讓國際資本長了見識。
這種見識讓國際資本多了一重擔憂，萬一哪天中國限制資本流出了怎麼辦？因此，他們希望中國能夠奉行完整的資本流動規則：不僅歡迎資本自由進來，還應該允許資本自由出去。
第三重困境：中國私人資本對自身安全的擔憂。
中國的私人資本，一直被輿論視為有「原罪」。從民間視角看，大部分民營企業都依靠權力，通過官商結合在「灰色地帶」活動，才能將企業做大做強，其財富並不乾淨。從官方來看，也認為政府給予的方便造就了私企主這群「國王」，逃稅、偷漏稅、做假帳是企業通例，辮子一大把。平時政府不缺錢，私企主與政府官員關係好時，這些辮子就不是問題。但政府一缺錢，或者私企的官府靠山因反腐入獄，退休走人，私企主們就不安全了，這幾年川商、晉商成批倒下，那情景讓私企主人們產生兔死狐悲，物傷其類之感。
2014年《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與《關於完善公有制實現形式的指導意見》徵求意見稿公佈，動員私企參股。不少私營企業家已經感到黨的那隻 「巨靈神掌」已經罩向頭頂，不少私企主感到政府可能會「關門打狗」，三十六計，走為上計，早就開始大量從事「海外投資」，導致外匯儲備急劇減少，今年8月中旬有那麼幾天，每天交易量高達500億美元，北京痛感外匯儲備迅速縮水（據《經濟學人》9月28日文章稱，約6000億美元外流），因而加強外匯管制。因為「做空中國」罪名被抓的已經有幾十位券商，權力與資本的關係逐漸進入緊張狀態。
李嘉誠集三重困境於一身
為什麼面對資本跑路，輿論選中的目標是李嘉誠？這是李嘉誠資本特點決定的。
李嘉誠是港商，而且是港商中與北京最高權力走得最近的巨賈。李嘉誠作為香港商界頂尖精英，曾受到中共歷屆領導人接見。自鄧小平於1978年及 1990年兩度接見李，讓他受到最高權力的「加持」，李嘉誠在香港與大陸可謂通行無阻，其特權超過任何太子黨成員。羅天昊發表《別讓李嘉誠跑了》一文，說 「鑑於李嘉誠最近二十年在中國獲取財富的性質，似乎不僅僅是商業那麼簡單，……地產的財富，並非完全來自徹底的市場經濟。恐怕不宜想走就走」。
儘管歷屆領導人都對李嘉誠表示過期望，這種期望本是對官商的，但李嘉誠本人卻自認外商與私企，為了資本安全，李嘉誠過去幾年從香港、內地撤資逾千 億。儘管《人民日報》發表《遇到困難李嘉誠不能共度難關 不必挽留》，故作大方，但另一篇《歷任中央領導人對李嘉誠提了哪些要求》，談的仍然是這個問題：李家資本是中國政府用政策與特殊待遇餵養的名外實內的資本，本應「與國同休」，如今國家經濟困難初露，李家就攜財外遷，實在是大大辜負了黨的殷切期望。國內媒體不敢明說的是：李嘉誠撤資表明「沉船效應」露頭。
9月17日晚間，李嘉誠透過旗下的長實地產發佈2015年中報預計表示，稱看好中國經濟，將繼續發展位於香港、中國內地及海外的核心市場，持續增加投資物業所得經常性收入，優化土地儲備以平衡穩定及增長。已經撤走逾千億資本的李嘉誠如此表態，說明他對本身資本壯大的秘辛有自知之明，還不想也不敢與北京徹底翻臉。
其實，港資撤離中國，不止是一個李嘉誠的問題，因為外資當中有65%就是在香港的中資，這些中資的資本積累之道，大致也與李嘉誠差不多，都需要借助於與權力的關係。
中國的衰落跡象初顯於2009年，資本觀望了幾年之後，終於跑路。「李嘉誠跑路」這個話題掀起的千重浪，突顯中國現階段權力與資本關係日趨緊張，這種緊張關係與習近平的執政特點有關，更與中國經濟黃金時期結束有關。
文章來源：美國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