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5年09月01日訊】（新唐人記者唐明綜合報導）蔣介石在抗日戰爭爆發曾感嘆「我們所見到的日本人，沒有一個不是偵探，沒有一個不是便衣」。近日，有關專家揭示了近代日本對華諜報活動，從日軍1872年派員來華諜報到1937年七七事變為止，這近70年中無時無刻不在收集中國情報以備戰。

澎湃新聞報導，復旦大學國際文化交流學院副教授、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研究員許金生，經過十餘年資料搜集整理，成書《近代日本對華軍事諜報體系研究1868-1937》。許金生利用日本軍方遺留的原始檔案，向公眾揭示了近代日本是如何全面開展對華諜報活動以備戰的。

許金生表示，1868年日本通過明治維新建立近代政府後，對外擴張思想就在朝野內外重新抬頭。近代日本軍隊自誕生之日起就從組織、制度等方面逐步構建對華諜報體系。

甲午戰爭開始後，日本軍方一直派遣間諜前往中國測量軍工地圖。最早的這批間諜就用步伐丈量土地，記錄下沿途地貌特徵。這些測量隊隊員並不會說漢語，喬裝打扮潛入各個城市後，就住進當地的日本僑民和商社中，利用他們做掩護。要搞經緯測量，就要有水準點，打樁就打在這些僑民、商社家中，聽到什麼、看到什麼都記錄下來。

諜報主要有三個目的：一是服務于軍事，情報內容包括兵要地誌、氣候條件，山嶽高低向背、地理城郭要衝、河海深淺狀況等；二是為了掠奪資源，當地的礦產資源情況就是必須要搜集的；三是為了戰時、戰後統治，因此政體法令、語言風俗人情、宗教文化、教育情況、商業稅法等情況都需要調查。

明治維新後日本走上了軍國主義道路，因此覺得實現大東亞共榮是應該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提出的建立類似邦聯制的戰略構想與政治號召。中國理應「被幫助」，日本老百姓也都是這種思想。

許金生說：我還整理出版了1909-1937年間，日本外務省對中國的報紙、通信社調查情況。他們要搞宣傳戰，首先得了解中國的媒體情況。可以看到，他們對中國每個城市發行了哪些報紙、有哪些通信社、黨派傾向、主編主筆是誰，調查得清清楚楚。日本根據情報內容，出版了中國許多省份的兵要地誌，可以說比中國人還要了解中國。

由於諜報工作的特殊性，許多歷史資料已經遺失，相關文件在當時就受到嚴格管理，不為外人所知，何況有些絕密文件用後即銷毀。不過好在上世紀90年代後，日本方面開始加大整理和公開檔案的力度和渠道，從公開的殘缺資料中，仍然能找到不少蛛絲馬跡，接近歷史的真相。

20世紀後，參謀本部每年都會出台年度對華諜報計劃，可惜資料已被銷毀。但是參謀本部出台了年度諜報計劃後，會把這個諜報計劃下達給與中國所有有關的軍方系統，比如關東軍、華北軍、台灣軍、朝鮮軍（指駐紮在各地的日本軍隊）。各地區軍隊又有自己的參謀部，負責當地的計劃，朝鮮軍的諜報任務就是收集朝鮮以及中朝交界、延吉等地的情報。

日本戰敗投降後，情報機構也隨著軍隊的解散而土崩瓦解，直至20世紀50年代初期，日本情報工作一直處於蕭條和恢復時期。近些年來，為配合日本謀求政治大國的需求，相關情報機構漸漸再次走到「前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