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美籍俄裔詩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1940－1996）被譽為「普希金之後最偉大的俄羅斯詩人」。不過相比之下，我更喜歡他的散文和談話。例如他那句話「時間只能使邪惡增值」，冷峻深刻，令人過目不忘。

同是天涯流亡人，我自然很關心布羅茨基是怎樣看待他的流亡的。

1972年，32歲的布羅茨基被蘇共當局驅除出境，流放到西方。一般人都不假思索地以為，在自由的西方，布羅茨基將開始一種新的生活，或者說他的生活將有一個新的起點。

可是，布羅茨基來到西方後卻說：「我們來到這裡不是為了生活，而是為了過完餘生。」

這話講得如此尖銳，無怪乎讓他的訪談者、音樂家兼文化學家所羅門‧沃爾采夫感到如同針刺，十分不解，十分難忘。

布羅茨基的解釋很簡單。布羅茨基說：「要知道，無論是我們的信念還是我們的原則，當時在某種程度上都已經形成了。我們這些年紀上的人，自主或不自主地就已經是定型的生物了。基礎、起跑－－都發生在祖國。我們在俄國的存在是原因。今天所獲得的是結果。」

沃爾采夫問：「您難道沒有感覺到，在您來到紐約之後，恰恰相反，這次移居也提供出了一個新起點的可能性？」

布羅茨基答：「的確沒有過。對於我來說，總的說來，並沒有過這樣一種起點的感覺。」

布羅茨基在紐約生活多年，住在一個優雅的街區，和周圍的人都很熟識。在外人眼中，布羅茨基在紐約的生活應該是非常舒適的，至少要比起在蘇聯的時候更有預見性更為穩定。

但布羅茨基本人的感受卻不是這樣。布羅茨基強調，他在美國的生活並不是什麼外在的生活。另外，他在內心上並不依賴於他在街道、地鐵、大學等地所遭遇的一切。這就是說，布羅茨基不覺得美國社會對他有多大關係或影響，他並沒有融入美國，他仍然生活在自己的世界裡。

我們知道，布羅茨基原來在蘇聯的生活就是內在的生活，缺少外在的生活。因為他和蘇聯社會格格不入。他從來就沒有融入過蘇聯的生活，他始終生活在自己的世界裡。那麼，在美國的生活呢？按說，美國是一個自由的國家，酷愛自由的布羅茨基來到美國會不會有回家的感覺，會不會和美國水乳交融？

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布羅茨基說，「在這裡，在西方，這種內在生活的程度還超過了在蘇聯的時候」。布羅茨基解釋道：「或許是因為，這裡的環境畢竟有些陌生。」注意，布羅茨基講這話的時候，他已經在美國生活了十幾年，按說早就熟悉了，但他仍然感到陌生。這是一種奇特的陌生－－熟悉的陌生。就像幾年前有人問我：「在美國生活了這麼多年，習慣了吧？」我說：「還是不習慣，不過也習慣了－－習慣了不習慣。」

布羅茨基說，從他這一方面來說，這或許是一種保護反應。在外人看來甚至是自我封閉。但正如布羅茨基所說：當你把注意力集中在對你來說什麼是最重要的事情的時候，就已經有了某種單調。

我們知道，一個專心致志於某一件事的人，也就是一個對其他事都心不在焉、漫不經心的人。布羅茨基被流放到西方時已經32歲了。布羅茨基已經是布羅茨基了。他已經是俄語詩人，以後當然還是俄語詩人。因此對於他，流放西方只好比搬了個家。他沒有、也不打算、或許也不可能融入西方，過另一種生活，他還是像原來一樣地生活－－主要是寫作，繼續當他的俄語詩人，用俄文寫關於俄羅斯的詩歌。

沃爾科夫向布羅茨基提到了另外三個移居美國的俄國文化名人：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作家納博科夫和舞蹈家巴蘭欽。這三個人從前都是俄國彼得堡人，都是彼得堡現代主義外國分支的代表；在西方，他們成了世界主義者，成了西方文化的重要人物；他們都實現了由民族文化到世界文化的轉變。

布羅茨基對這種人不大以為然，至少他認為他自己不屬於這一類。在西方，他仍然堅持俄文寫作，寫關於俄羅斯的詩歌。

沃爾科夫問：一位詩人居住在異國他鄉，卻繼續用母語寫作，會有什麼感覺呢？布羅茨基答：沒有什麼特殊的感覺。他引用湯瑪斯‧曼移居美國說過的話：「我在哪裡，哪裡就有優美的德文。」當然，布羅茨基也承認，散文和詩歌不大一樣，寫詩更需要某種語言環境。布羅茨基的英文很不錯。他能用英文寫作，寫優美的散文，他的英文散文之優美，連英美的作家也讚賞不已。但是布羅茨基不能用英文寫詩。他的詩都是用俄文寫成的，他只在《紐約客》上發表過一首英文詩－－而這首唯一的英文詩也是從俄文翻譯的，譯者就是他自己。

「可是要知道，」沃爾科夫提醒道，「散文和詩歌之間畢竟存在某種差異。」布羅茨基承認，詩歌方面的事情當然要更複雜一些。為了能寫出詩來，就需要在語言的習慣中持續不斷地熬煮。也就是說，要持續不斷地諦聽這些習語。也就是說，寫詩更需要語言環境。

沃爾科夫還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沃爾科夫問：「在西方，（當人們談到）俄羅斯的詩歌，這首先就是指20世紀的詩歌，而與此同時，人們對俄羅斯小說的瞭解卻主要集中在19世紀的作家們身上。為什麼會這樣呢？」

布羅茨基用美學解釋前者，用社會學解釋後者。

布羅茨基說，19世紀的俄羅斯詩歌有自然的韻律，翻成英文時要保留這些韻律，這就讓當代的英文讀者不喜歡。20世紀的英文詩歌主要是無韻詩，把20世紀的俄羅斯詩歌翻成英文也使用無韻詩，因此可以比較完整地保留原作的資訊，更容易被英文讀者理解和接受。

至於小說，布羅茨基認為，要想讀一部小說，應該多多少少能夠想像出它背後的現實。20世紀的西方和十月革命前（19世紀）的俄國差不多，都是資本主義。對於一個西方人來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處境和兩難選擇，就是他自身的處境和兩難選擇，他能夠辨認出這些東西來。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方流行的原因。可是，20世紀的俄國（指蘇聯）和西方大不相同。一般西方人對蘇聯的歷史缺乏瞭解，他們必須緊張地思考才能接受反映那一現實的小說，而這可不是任何一個讀者都能夠做得到的。

正像一般西方人讀不懂20世紀的俄國小說，他們也讀不懂當代中國的小說。很多優秀的當代中國小說，雖然翻譯成了西文，但在西方卻沒有多少讀者。據說，那位寫下剖析極權主義的巨著《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的波普，一次收到一位美國青年的來信，表示對其理念的熱烈認同。波普覺得很奇怪：極權主義這種怪物，在美國這樣的自由世界，除了極少數專家學者，一般人根本弄不懂，怎麼會有一個美國小夥子成了他的知音呢？後來一打聽才知道，這個美國青年來自共產國家匈牙利——他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金融家索羅斯。

美國作家蘇珊‧桑塔格說：布羅茨基「家是俄語。不再是俄羅斯。也許，對很多人來說，他生命後期最令人吃驚的決定，是他在前蘇聯解體之後以及在無數崇拜者的力勸之下，仍拒絕哪怕是短暫的回國訪問，以此表明他的立場。因此，他在別處——這裡(指美國)——度過他大部分的成人生活。俄羅斯是他的思想和才能中一切最微妙、最大膽、最富饒和最教條的東西的來源，而它竟成為他出於驕傲、出於憤怒、出於焦慮而不能回去也不想回去的偉大的別處。」

布羅茨基至死都不回他的故國，哪怕僅僅是觀光訪問。這一點倒確實很奇特。當然，作為一個俄語詩人，他的俄語詩歌能回到俄羅斯，那已經很好了。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