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可谓“野鸡文凭大国”。“野鸡文凭”发展成为庞大产业链，全世界除了中国，绝无仅有，也算是一个中国特色。
野鸡飞舞，一地鸡毛。一是国产。媒体披露中国210所“野鸡大学”名单，遍布大部分省市。权力最集中的地方，野鸡最猖獗。北京“野鸡大学”达83所，仰仗各种权力树荫，或投机各种空子，招摇过市。最讲斯文的地方，野鸡也疯狂，孔孟之乡山东紧随京城，洋洋洒洒拥有12所。“野鸡”一直活蹦乱跳。雷厉风行的维稳力量，从未在“野鸡”身上显威。二是进口。美国“野鸡大学”泛滥，中国是美国“野鸡”定制服务物件。三是造假。假文凭成为城市牛皮癣广告的主力。假文凭市场生猛，丑闻不绝于耳。四是特供。党校文凭，给官员晋升一纸“知识化”通行证。虽然中国教育部门一直诟病党校文凭的含金量，党校文凭在世界行不通，但丝毫不影响在权力场的神采奕奕。
在中国社会，80%的人不同程度崇拜文凭。在职场是一块敲门砖和跳槽撑杆，在情场是一道光环，在社交场是一张金名片，在名利场是一种牛逼的显摆。官场和国企的文凭崇拜更甚。有的体制内人才，尽管非常优秀，因为无高文凭，每次晋级、评职、提干都没门；有的人事部门设立招聘门槛，“非211不要”，就业歧视堂而皇之；有的单位招聘物业管理员、打字员，都要求有硕士、博士头衔；有的地方竞聘干部，自学成才的考区状元被拒之门外；官场一夜之间，研究生、博士生文凭俯拾皆是，比中学文凭多几倍。事业单位文凭挂帅，职称为王。一个著名作家，因无大学文凭而落实不了待遇，研究他作品的人都有了高级职称，他只好去寒窗苦读，而教材里有他的作品。
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文凭崇拜的年代。那时的文凭崇拜，是知识分子尊严的复活，是大众对知识价值和人文精神的崇拜，是革命暴风骤雨后的人性复苏。那时大学教育不像今天敷衍塞责，大学毕业基本是人才，靠混日子毕业和真能靠混日子毕业的寥寥无几。90年代开始，社会风气日益败坏，流行“关系网”，投机钻营，权钱交易成明规则。高等教育庸俗化、势利化、犬儒化日益明显，校长院长摇身一变成老板，各种生财之道如火如荼，大学精神灰头土脸。如今的文凭比牛皮圣旨还有用，其实是基于权力和名利的崇拜。
古代文凭是科举功名，如今文凭进化成学位，但官味并没减退。文凭崇拜的产生，源自官本位社会的权力崇拜。状元是科举时代最高文凭，“学而优则仕”成了文凭权力化捷径，也成了底层百姓以功名跃龙门的机会。文凭成为皇帝及封建官僚集团的斯文面孔。
近乎荒唐的文凭崇拜，不仅仅源自科举制度，源自现实趋利，更浸淫于前苏联革命对中国教育的深刻影响。从反右运动到文革，权力对教育文化的践踏，比苏联史达林时期更恶劣。史达林政治高压不亚于中国文革，清洗、流放和枪决的艺术家不在少数，但苏联知识分子哪怕流落他乡，也不放弃独立的艺术立场和追求，依然产生世界级文学大师和科学大师。而中国知识分子在反右运动后纷纷缴械投降，随之而来的是文革“既可杀又可辱”境遇。前苏联政治审查虽然严酷，但毕竟和欧洲处于同一文明圈，知识分子骨子里抱持追求终极真理的信仰。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终极追求，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忠君思想刻骨铭心。虽然不乏像顾准这样“点燃自己照破黑暗”并“在地狱里思考”的人，不乏有像林昭、张志新这样“舍身求法”的人，但是伟大领袖一挥手，祖国山河一片红，要革文化的命，文化奴才立马遍布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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