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大瓶頸：地方政府深陷債務泥潭。

地方債務危機有可能引發地方財政危機，令中央政府十分頭痛。

中國的總債務規模，前年據外國投行估計，高達中國GDP總量的168%（在我寫這講話稿時，麥肯錫全球研究所5月8日公布最新報告，中國的債務總額已經達到了GDP的282%）。其中只有很少部分是個人債務，大部分是政府債務與企業債務，其中以地方政府債務居首，約有20萬億，這裡有個故事，以前上報18萬億是少報，官員有政績考慮。據國家發改委官員李鐵所言，地方債務上報數（18萬億）不及實際債務的一半數額，他們在地方調研時，走了十幾個城市，地方反映說只報了10%，有些報了20%、30%。上報數超過實際債務50%的幾乎沒有，因此這18萬億隻占實際債務的30%-50%。對此，中央政府比較在意，2014年9月曾頒發「43號文」，讓地方政府在2015年1月5日前將債務如實上報，暗示將由中央拿出錢來，為地方償還部分債務。

原來擔心頭上烏紗不穩，對債務盡量瞞報少報的地方政府看到了希望，「誠實」上報，海南省還公示債務，結果是地方債務瞬間爆髮式增長。財政部一看各地上報的數額，發現這「父愛主義」不能發揮，只好於今年1月下旬再度下發文件，宣布上報不合格，打回重報，還是限定在原來的20萬億左右。現在的辦法是，地方政府上報的20萬億債務，部分由中央政府埋單，部分由市場承擔，剩餘部分由地方政府、省政府承擔。最後這點，通俗一點解釋，就是地方政府賴帳，如果引發群體性事件，省里象徵性地承擔一些以平息事件。

由於地方政府除土地之外，沒找到新的生財之道，這個巨大的債務泥潭，令中央政府頭疼。

第五大瓶頸：金融危機。

導致金融危機的因素除了債務危機之外，還有正在升高的壞帳率，以及超發貨幣形成的巨大流動性過剩。

先談銀行壞帳。目前出現的是改革以來，由房地產爛帳引起的第三次壞帳高峰。第一次壞帳高峰是在朱鎔基時代，從1998年開始，中國政府處理最初剝離的1,700億美元，用了長達六年以上的時間。但是「前清後欠」，清理了部分舊的壞帳，又形成了更多的新的壞帳，使中國銀行海外上市受到嚴重阻滯。中國政府幹脆採用了一個「聰明」辦法，成立四家國有資產管理公司，將這些不良資產即壞帳「剝離」後划到這些公司的帳面上，不影響銀行帳面觀瞻。其中部分不良資產打包賣給了外國投資公司——外國公司為什麼要買不良資產？那是因為中國金融系統的運作當時對它們來說是個謎，想通過購買不良資產摸清中國金融系統的運作情況。

第二次危機是在溫家寶時代，銀行壞帳又積攢了8000多億美元。為了到美國上市，能夠通過美國證券市場的「薩奧法案」（全稱Sarbanes-Oxley Act，簡稱SOX法案，美國國會2002年7月通過），中國不得不雇請好幾家聲譽很好的美國評估機構幫助審計，如安永、普華永道等。當時美國證監會主席是美國資深政治家考克斯，對中國沒有什麼好感，把關很嚴。這些美國評估機構在審計中發現中國銀行系統的狀況太糟糕，估計很難通過，建議這些銀行到香港上市，不以華爾街為目標。中國邀請十幾家外國銀行如瑞銀、Citibank、美國銀行、新加坡淡馬錫等到中國銀行做「戰略性投資者」，允許其合約期滿後退出。有了這些合作夥伴做包裝，中國四大銀行在香港和中國A股市場上市後賣得很好。這幾隻大旗艦一上市，曾佔A股總市值一半以上，吸納了不少資金，外國銀行賺到盆滿缽滿，2007年後陸續退出。

中國政府處理銀行壞帳的本事，讓外國同行目瞪口呆。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發生後，歐美各國艱難應對，即使是美國，最後也不得不讓百年老銀行雷曼兄弟破產。面對此情，《華爾街日報》有位專欄作者想起中國政府處理銀行壞帳的「高招」，寫了一篇調侃文章《黨支部空降華爾街》，稱應該請中共來處理華爾街的金融危機，成立資產公司，剝離銀行壞帳，讓壞帳在銀行與公司之間的帳戶上轉了幾次後就消失得無影無蹤。

再來談中國的貨幣超發問題。近30年的中國經濟增長，其中一個重要手段就是依靠超發貨幣。這些年來，中國成了世界第一大印鈔機。

2003-2013年的10年間，基礎貨幣增加88萬億元人民幣，外匯資產增加了3.4萬億美元。在投資興盛時期，超發貨幣的負面效果還不明顯；近兩年投資減緩，結果導致國內儲蓄增加，遊資增多，加劇了流動性過剩困境。由於沖銷工具極少，深諳中國金融情勢的央行行長周小川終於籌思出一個沖銷辦法，這就是他於2010年11月在財新峰會提出的「池子理論」，大意是：為了應對短期投機性資本即熱錢流入，要加固防洪堤；對已經進入國內的熱錢，要築好蓄水池。周小川築的「池子」究竟是什麼呢？通俗一點講，一個是房地產，用房地產築池子，圈住流動性。這就是中國房價節節上升，高居全世界之冠的原因。有人曾寫文章，戲說北京一地的房地產變現後，其數量可以買下整個美國。

現在房地產不行了，就用股市做池子，圈住流動性，一旦股市下跌，市值蒸發，流動性就大大減少。中國發了這麼多鈔票，但從基本生活用品來看，通脹率似乎不高，主要是因為消費物價指數（CPI）當中沒將房地產計算進去，美國是將房地產價格計入CPI的。如果房地產價格上漲被計入CPI，中國的通脹率會相當高。現在房地產市場下滑，就用股市做「池子」，股市的暴漲暴跌會暫時消解金融危機。這個方法比國民黨發行金元券搞幣制改革高明，國民黨發行金元券等於是硬搶，因此國民黨在遭遇政治失敗、軍事失敗的同時還遭遇財政崩潰。而股市嘛，是讓股民自己入套，輸了，也沒法怨天尤人。不過，前幾年國內《瞭望東方周刊》發表文章《紅色經濟學家冀朝鼎》，談到向宋子文獻幣制改革之策的冀朝鼎是周恩來派去的卧底，在關鍵時刻出了這麼一招，加速國民政府的垮台。

從西方金融業的角度來看，周小川很不合格，不應該用這種轉嫁危機的方式消解自身危機。但從中國政府角度來看，周小川是個了不起的金融家，幹了三屆央行行長，駛過了許多金融業的激流險灘，在危機預期中努力推遲危機的到來。今後如何，就看他的運氣了。

第六大瓶頸：分配嚴重不公，貧富差距過大。

近20多年來，中國權貴資本掠奪公共財與民財幾乎到了肆無忌憚的程度，造成貧富差距十分懸殊、財富過度集中的不平等狀況。這一情況想必在座各位都能夠感知，我在此只列舉一組數據，北京大學中國社科調查中心曾發布一個《中國民生髮展報告2014》，其中有幾個數據：2012年中國家庭凈財產的基尼係數達0.73，頂端1%的家庭佔有全國三分之一以上的財產，底端25%的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僅在1%左右。這樣的財富集中狀態，這麼高的基尼係數，放眼全球，唯此一家，連非洲最爛的國家辛巴威都沒達到這種不平等狀態。因此，中國的低收入階層，也就是窮人，幾乎占人口的60%左右，一個窮人太多的社會，一個沒有上升通道的社會，是一個充滿不安定因素的社會。

如果在民主國家，只要遇上這六大瓶頸中的三個，政府就會垮台，內閣就得辭職。但是，中共依靠專制與強控制，統治依舊堅如磐石。不過，這些問題總是要解決，不可能長期延續下去。自近現代以來，人類社會解決社會危機的方法有三大類：一是馬克思主義的，即用暴力革命推翻重來。

在1949年之前，中國有這種推倒重來的革命，那就是農民革命、農民起義與共產革命。二是帝國主義的，在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時期，試圖通過戰爭對外擴張解決國內危機。第三類則是凱恩斯主義方式，即加強國家干預，用提高稅收、擴大赤字財政、刺激投資、增加就業，提高國民購買力等方式來解決資本主義生產過剩危機。中國政府實際上是計劃經濟下的政府管制與凱恩斯方式混用，如大家所知，效果並不太好。

未來中國到底用哪一種方式解決危機？在此我將問題留給在座各位。與後兩種方式相比，無論是官方意識形態，還是民間價值觀念，中國社會觀念都與第一種最貼近。馬克思主義對類似中國目前這種現象的解釋很簡單，一切危機的根源都是絕大多數人民群眾受到剝削，收入太低；少數人依賴於剝削與特權掠奪，佔有了大部分社會財富。我們可以根據中國的制度路徑、文化土壤、政府意識以及人民的思維習慣，來共同尋找中國走出困局的有效方法。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