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5年1月21日訊】（新唐人記者唐迪綜合報導）中共自建政以來，先後發動了一系列整人殺人的政治運動，其中以文革禍害最為慘烈。有研究者發現，從文革最初發端到終結，各個運動階段均可以從中共前黨魁毛澤東本人的指示或講話中找到依據。而中共以法律名義殺害數萬人甚至更多的「一打三反」運動中，發動者竟然是時任中共總理的周恩來，兇狠手段令人髮指。
據文革研究者王銳撰寫的《周恩來與「一打三反」運動》一文，關於「一打三反」運動，在毛澤東的文革講話及文稿中尋不到半點依據。王銳對此問題進一步探討研究後，發現這場對國人為害甚烈，而影響甚至到文革結束後的1980年代初，長達10餘年的「一打三反」運動，是當時實際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周恩來發動並主導的，周恩來要負主要責任。
周恩來為「戰備」發動「一打三反」運動
據文章講述，「一打三反」運動發起於1970年1月，其依據是當年1月31日中共中央發出的《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以及2月5日發出的《關於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的指示》和《關於反對鋪張浪費的通知》。其後，相關文件材料及報刊簡稱為「一打三反」運動。
其實，這個所謂「一打三反」，真正的主旨，不在「三反」，而在於「一打」。因為「三反」中「反貪污盜竊」、「反投機倒把」，屬經濟範圍，最多是刑事犯罪，「反鋪張浪費」，更是工作作風問題，連犯罪也談不上。而「一打」才是政治問題，是怕危及政權的核心要害。從日後各地貫徹執行看，此運動也主要是「一打」。因而，弄清這份《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文件是如何出台的，就成了問題的關鍵。
各方資料顯示，這份中共中央的《指示》出台是周恩來的意思並親自主導。
文章列舉了中共官方出版的《周恩來年譜》作為依據。該《年譜》1970年1月30日記載：「1月30日將中共中央《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的討論修改稿報送毛澤東、林彪，並提出：『我們幾經討論，認為現在需要發這樣一個指示，給在備戰動員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以打擊。』毛澤東批：照辦。三十一日，《指示》發出。」（《周恩來年譜》下卷第346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5月）
這個記載顯示，這份中共中央的《指示》，是周恩來主持相關會議（極可能是政治局會議）「幾經討論」後，送交毛澤東批示的。這份至關重要的、令數百萬人蒙冤、數十萬人被捕入獄，數萬人被處決的中共中央《指示》，從起草，到主持中共政治局「幾經討論」，再到報送毛澤東批示，都是周恩來一手操辦。
《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對這場運動提出了6條要求。其中，第2款規定了「打擊的重點是現行反革命分子」；第3款是規定打擊手段是關、管、殺，尤其強調「對於那些……反革命分子，要堅決殺掉」，為日後的大規模處決行動，開了綠燈；第4款是規定「殺判時要召開群眾大會，公開宣判，立即執行」，以達到「人心大快，敵人震懾」的效果，這是文革中以及其後數十年間普遍實行的對罪犯搞「公判大會」、「遊街示眾」的由來和政策依據；第5款是將殺人許可權重新交與地方，中央僅是「備案」，這是1960年代中共中央收回「死刑」判決權以來最重大的變動。（以上見《共和國史記》第三卷527頁至528頁，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
周恩來對「一打三反」運動的多次督促和指示
文章稱，周恩來儘管主持中共中央黨政軍工作，可是在其心目中及具體行動上，在相當一段時期內，仍是將「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作為頭等大事在抓，在過問，細緻到一個地區，一個部門單位的運動都有具體指示。甚至在研究解決北方7省煤炭產量下降這種純生產性問題時，也硬要將之與「一打三反」聯繫起來。而且，周恩來搞這場「打擊反革命」運動發動之初，就把北京市樹立成這個運動的「樣板」。
文章分析，中共中央《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是1970年1月30日發出的，但中共中央內部及相關部門的醞釀準備要早一些，內定為全國「樣板」的北京市，早在中共中央文件發出之前就已經動手執行。
研究顯示，在該文件發出三天前的1970年1月27日，北京市公法軍管會已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了一個號稱10萬人參加的「公判大會」，處決了包括「文革思想者」馬正秀、王佩英在內的19人（北京市公法軍管會[70]刑字第19號判決書。而此前的1月9日，北京市公法軍管會就以《通知》名義向各單位下發了包括遇羅克在內的20人「處決名單」。也就是說，早在1970年1月初，在中共中央《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正式出台前大約一個月（擬定名單到印發《通知》起碼得有幾天時間），北京市公法軍管會已經在著手「打擊反革命」，並擬定了第一批處決名單。
北京第一次「公判大會」處決後，不到半個月的2月11日，北京市公法軍管會發出當年第二份類似《通知》，公布了包括「北大才子」顧文選、沈元，以及張郎郎、聞佳等在內的55人「罪行」名單。
之後的3月5日，這份名單中的顧文選等18人，加上遇羅克共19人，同樣在北京工人體育場10萬人「公判大會」后被處決（北京市公法軍管會[70]刑字第30號判決書）。同一天，聞佳被北京市西城區公法軍管會判處有期徒刑20年（北京西城區公法軍管會[70]刑字第10號判決書。）一個多月後的4月18日，這份名單上的「北大才子」沈元等一批人被處決。（余傑《死於文革的青年史學家沈元》）
文章寫道：「不到三個月時間，北京市公法軍管會就如此高密度，強態勢地開展宣判處決行動，顯然是周恩來主持的中央要以北京市作為全國「打擊反革命運動」的「樣板」，給各省、市、自治區當局開展『一打三反』運動做出示範，以促進全國此項政治運動的開展。」
有中央如此嚴厲而具體的指示，有周恩來如此的關注過問，有首都北京如此的「樣板」示範和帶動。規模和範圍空前的「一打三反」運動，很快在全國開展起來，各地出現了一波又一波的捕人和處決浪潮。
這場「一打三反」運動到底捕了多少人殺了多少人？
2001年7月，「文革」研究者張郎郎在《文革35周年研討會》上發言時講到「一打三反」運動。他說：「『一打三反』是文革十年中的一個小階段，重點是打擊現行反革命……這是中共建政以來，宣判大批量的以言論罪和思想罪為罪名而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一次恐怖運動。
文章中指出，「『一打三反』的宣判，是不管你出身如何，只要你有反動的思想，就可以槍斃你。按照古代的說法就是『誅心』，意思是你在靈魂最深處的東西，都可以成為判處你死刑的理由，而且是經過正式的法律程序，你沒有可逃的地方。使很多人久久地在內心深處留下了陰影，直到現在。」
張郎郎表示，當時河南有個十七歲的學生講了三句反對毛澤東的話也被槍斃，還是「立即執行」。對「一打三反」中的死刑人數，現在大家沒有辦法有一個準確的統計。但從多方面的資料來看，在這短短的「一打三反」期間。一個初略的估計，在全國就有十萬以上的人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