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客對我對文革的看法評述說，「我時常感覺仲先生難脫文革帶給他個人的創傷，無論情緒，還是觀點，也許由於我沒有經歷過文革，雖然我的祖父，外祖父他們經歷過磨難，但總歸難以切身體會文革帶給人性的摧殘，坐著說話不嫌腰疼，這是命，我也無法去勉強仲先生。」

本不想回應這樣的問題，可這樣的說法，一來二去就會被認為真實，且影響人們對我對問題探究的理解。套句這裡德國人在討論希特勒問題時常用的話，這些加了特殊邊界條件的做法，把一些看法 relativieren，使它相對化，有條件和侷限了，從而影響了人們的理解和把握。所以不得不答一兩句。

我其實從來沒有受到過迫害。讀書一路順風，從來不知道學習是怎麼回事，可一直是最好學校裡最好的學生；而且在學校，無論文藝還是體育都出盡風頭。文革時雖然站在紅衛兵的對立面，可紅衛兵並沒有直接整肅我，如其頭目卜大華所說，他非常奇怪，對我很好，可我為何如此一直激烈地批評紅衛兵。下鄉是我自動放棄了分配在北京的工作走的，為此還被父親趕出家門。八十年代初期有朋友要我給他父親當秘書，作為大內主管打理某部的涉內高層事物及其家庭內政，研究生也是許良英先生要我去考，並且特為我設立的招考名額。所以我的經歷告訴我，只要我按照社會的路去走，我的能力讓我可以不費吹灰之力甚麼都能夠得到。可這個社會，一句話，智力和內心不允許我如此。事實上許良英先生最後和我的決裂，原因也在於此。不是個人恩怨如何，而是智力和內心的道德律。

所以，我實在是和那些一心想上共產黨的船卻不得，一心攀附名人，沽名釣譽的人不同，我是自討苦吃。這當然也包括出國後這些年的追求與經歷。

有人覺得我走得遠，不可理解，是因為我把甚麼東西都要如自然科學那樣說的很清楚。這清楚，他們受不了。他們受不了，也耽誤了我的時間。這也是我現在有時候後悔是否不應該走社會科學這條路，如果從事科學技術，可以少浪費很多生命而更多地專心於有用的事情。

我，這樣一個生命，寫下這樣的回憶，並非是吹噓自己，而是每當回顧這樣的來路都極為痛心，因為我本當，也本能夠做更多的事情。如果是吹噓自己，實話說那才是最可悲的。我究竟還沒有愚昧到那種程度。

所以寫下這些話，是希望我的經歷能夠為年輕人帶來一些教訓，不要如我那樣在黑暗中摸索，耽誤浪費很多生命美好時光。或許這就是那位客人所說的，看到我的是「創傷」吧！可生在這樣一個社會，有感覺的人，有正常智力的人如何會沒有這種巨大的傷痛。

這是一個變態、扭曲，幾千年來的人類史上所不曾有過的最黑暗的社會！因為它有了現代技術來封鎖、操控社會的一切，它讓每一個人都無法躲避。

－－轉自《新紀元週刊》自由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