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組長陳伯達親自炮製的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號召「要徹底破除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在這篇社論煽動唆使下，全國很快掀起了史無前例的所謂破「四舊」的運動，一切外來和古代的文化，都成為瘋狂掃蕩的目標。這場狂潮首先席捲了北京千家萬戶，在20天左右的時間裡有10萬多戶被抄家，偌大的北京城幾乎被折騰得底朝天！據粗略統計，僅抄走古舊圖書就達235萬多冊，瓷器、字畫、古典傢俱近400萬件。緊接著，這場狂潮又迅即快蔓延到上海、天津等全國各大城市乃至廣闊農村。這期間，散存在民間各地的大量「四舊」，尤其是珍貴字畫、書刊、器皿、飾物、古籍等文物要麼被洗劫一空，要麼毀於一旦。

然而，積極回應中央文革的號召的紅衛兵小將哪裡知道，就在他們到處抄家「破四舊」的同時，林彪、陳伯達、江青、康生等「中央首長」卻乘機將大量被抄家抄走的文物字畫占為己有，狠狠地撈了一把。

當年，紅衛兵抄家抄來的貴重物品都存放在北京市文物管理處。據工作人員事後寫的揭發材料披露：有一天正要下班時，文管會整理文物者奉命將所有東西攤開陳列後，被關進一間屋子，直到半夜才解禁。他們聞聲辨人，得知是江青、康生等人在挑東西。僅林彪、葉群就拿走文物字畫1858幅，圖書5077冊，筆134支，紙1451張，唱片1083張。

陳伯達堪稱是趁火打劫的高手。作家阿英（錢杏村）藏書甚豐，50年代曾捐了80多本明、清兩代的書給文化部文物管理局。阿英的書房，陳毅、郭沫若去看過，陳伯達、康生也去看過、借過書。文革抄家風起，中央文革小組戚本禹就宣佈陳、康二位的「指示」：「封存阿英的書房，任何人不准動。」阿英的藏書因此未被毀掉。但到了1968年，阿英全家被掃地出門。緊接著，陳伯達以「審查」為名，搶掠了阿英的全部圖書收藏。

康生更是抄家物資的搜羅者。他曾在鄧拓家做客，賞玩過鄧拓收藏的善本書和字畫。當「紅八月」的抄家高潮尚未波及鄧拓、龍雲、齊白石等上層人士家中時，他就先下手了。康生將一心腹召去，指示他帶人先把上述名人的家「抄一遍」。當十幾卡車抄出的文物送到文物管理委員會之後，他就成了那裡的常客。開始是白拿，後來象徵性地付點錢，比如漢朝蔡邕書寫的石經的宋代拓本，他付10元，宋代詩人黃庭堅的真跡付5元。另一幅宋畫，他看了愛不釋手，於是掏出一毛錢，說「這幅畫我買了」，就拿走了。 1990年，康生搜刮的文物被移到故宮作「內部展覽」，人們才知道康生將大批國寶據為私有。從三千年前的青銅器到兩千多年前西漢大將韓信的圖章，從《紅樓夢》最早的刻本到人稱「詩、書、畫三絕」的鄭板橋的印章，被康生掠入私囊的無價之寶竟多至上千件。他得到一冊《大唐三藏聖教序》後，竟蓋上了自己的印章。

文革後，中央美術學院畫家葉淺予獲平反，文化部決定將當初抄家物資歸還給他。但不少珍貴字畫、墨、硯、石章，早被當時的「中央首長」拿走，文管會只給他開了一張清單，說明「去向」：陳伯達（11件）、林彪（11件）、康生夫婦（8件）、江青（3件）等等。

一面在臺上擺出一副十足的革命架勢，拼命煽動「橫掃四舊」，一面卻在台下中飽私攘，大肆侵吞攫取文物字畫，這就是林彪江青陳伯達康生等人的嘴臉。可見，他們信誓旦旦鼓噪的所謂革命，不過是忽悠民眾的政治把戲。

今天，雖然主角換了，劇情也是新的，但這樣的把戲仍在上演，甚至更出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