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11月18日讯】【中国禁闻】11月17日完整版
提要
《九评》 引领中国十年巨变的奇书
拒毕业生撑伞上台 浸大校长挨批
“失独”家庭组联盟 向当局维权
九评–引领中国十年巨变的奇书
今年的11月19号，是《九评共产党》发表十周年。《九评》一发表，就引发了全球华人退出中共组织的浪潮。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为什么会给中国人带来了这么大的变化？让我们一起来回顾。
2004年末的中国，俨然是一个庞大世界工厂，廉价劳动力生产着大量产品，源源不断的出口。中共当局不惜透支道德和环境成本，营造出表面的经济繁荣，为巨大的贫富悬殊，尖锐的社会矛盾找一些开脱。
同样在2004年年末，海外独立中文媒体《大纪元时报》发表了《九评共产党》系列社论，犹如一把利剑，瞬间划破了中共多年来所谓“伟光正”的自画像。
11月19号发表的第一篇社论＜评共产党是什么＞，有史以来第一次指明了共产党的实质，是“反自然和反人性的邪灵”。
九评视频：“如果说前一种社会形态是一种合乎自然的社会状态，那么共产党政权则是一种反自然的社会状态。
而党性永远超越普遍人性而存在，于是善良和邪恶、法律和原则都变成了随意移动的标准。不能杀人，但党认定的敌人除外﹔孝敬父母，但阶级敌人父母除外﹔仁义礼智信，但党不想或不愿意的时候除外。具有普世价值的人性和社会标准被彻底颠覆，因此共产党又是反人性、反社会的，而实践它的共产党则成为反人、反地、反天、反自然、反宇宙的邪恶生灵。”
之后，《九评》之二、＜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起家的＞﹔之三、＜评中国共产党的暴政＞﹔之四、＜评共产党是反宇宙的力量＞﹔之五、＜评江泽民与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之六、＜评中国共产党破坏民族文化＞﹔之七、＜评中国共产党的杀人历史＞﹔之八、＜评中国共产党的邪教本质＞﹔之九、＜评中国共产党的流氓本性＞陆续发表。一直到12月4号，九篇社论的刊载全部完成，对中共剖析之深，被称为“前所未有”。
中国问题专家章天亮：“《九评》一方面，不搞政治，他甚至不是以推翻共产党为目的。当然他可能会带来这样一个结果，但他并不是以这个为目的。他主要就是从历史的事实的列举，加上分析，主要是从道德层面，指出共产党是一个邪恶的政权。特别是指出共产党它是一个邪教，它不仅仅是一个邪恶的意识形态，它本身具有很多宗教的性质，但是它又不是让人做好事，在这个过程中，犯下了很多反人类的罪行，所以说它是一个邪教。对共产党定义的深度，是以前很多人没有达到的。”
自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世间出现后，就有各种对它批判或评论，但是，《九评》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
章天亮：“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他是号召每一个人的内省。通常比如说，国民党在宣传的时候，在国共内战期间，他可能说共产党多么邪恶，是为了号召大家起来和共产党斗争。但是《九评》他是号召每一个人反省一下自己。就是说在共产党统治这么多年来，犯下这么多罪恶的时候，你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人，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九评》问世十年来，中共统治下的中国，贫富差距成为世界第一，人权状况却在全球排名倒数第七，新闻自由指数全球倒数第五。中共各级官员成为了“表叔”、“房叔”，腰缠万贯，而民间的维权事件却此起彼伏。
著名历史学者辛灏年：“《九评》揭露了共产党的历史，揭露了共产党的现实，十年来中国大陆的现状的发展，已经证明《九评》所说的内容完全是正确的。”
尽管中共的本质没有改变，但是十年来，在《九评》的引领下，中国人却改变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从不敢听，不敢说，变成敢于公开声明退党。
广州家庭教会成员黄燕：“我早就退出了，我帮我哥哥，我所有的亲人，只是我认识的我帮他们都退出了。因为共产党是邪恶的。”
原山东中国农行科长张军：“我是银行党员，中层干部科长，我对他们失望，我要退党，我认为如果这样下去的话，接受退党的人会更多。”
章天亮：“读了《九评》之后，很多人就采取了一个行动，就是退出共产党。因为共产党它毕竟是由一个一个人组成的。这样的话，当很多人退出共产党的时候，他就等于是非常和平的把共产党解体掉了。他没有通过军事的手段，暴力的手段去解决问题，就通过一种内省的方式，就能够化解这么一个邪恶的政权，我觉得这是一个奇迹。”
目前，在《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经超过一亿八千万，并且还在以每天约十一万人的速度递增。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副主席聂森博士：“退党、去共、弃共全球大潮，就是一股暗流，改变着世界，白的更白，黑的更黑，这两边分化。”
旧金山大纪元主编马有志：“在这个时代，善的最善，恶的最恶。如果你看清善恶，能够分辨善恶，你就能知道中国的未来。”
在五四运动后，逐步陷入共产主义灾难的中国，正藉由《九评》开辟的这个奇迹，重拾中华传统正信。引领了中国十年巨变的《九评》，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世界广传，让其他国家的民众，也看清共产党的危害，以及中共犯下的反人类罪行
退党大事记
《九评》发表后，引发全球三退大潮，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一亿八千万中国人抛弃中共，重拾中华正信的十年历程。
2004年11月19号，《大纪元时报》开始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到12月4号，九篇社论全部刊登完毕。期间，在11月29号，大纪元就已经出现了第一个“退党声明”。
迈进2005年，《大纪元》再发表“郑重声明”，呼吁民众赶快退出中共组织，三退大潮随即爆发——以平均每天两到三万人的速度急增。
当年的4月21号，在《大纪元》网站上三退的人数就突破了一百万。美国、欧洲、澳洲、台湾、香港等全球各地都出现了“声援百万人退党”的大游行，甚至在大陆，20省市都有民众声援退党。国际媒体也开始关注这个21世纪最重要的大事之一。半年后（2005/10/19），退党人数超过了五百万。
2006年3月，沈阳苏家屯集中营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并非法买卖的真相，由一位证人首次在国际上曝光，引发中国民众震撼。一个月后（2006/4/25），三退人数突破一千万。根据“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介绍，这一时期，中共活摘罪行收到强烈谴责，每天都有大量民众声明三退。
2009年2月18号，“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公布，三退人数超过了五千万。这个数字在短短两年半之内翻倍，2011年8月7号，三退人数突破一个亿，并以每天六万人左右的速度递增。俄罗斯政治家、经济学家、蒲亭前首席经济顾问安德烈•伊拉里奥诺夫，2012年元旦在莫斯科“回声电台”的节目里，把“超过1亿中国民众三退”，和“阿拉伯之春”，“欧洲经济危机”并列称为2011年全球最重大的三个事件。
在《九评》发表十周年之际，三退人数已经超过了一亿八千万，平均每天声明三退的人数超过十万。十年前，面对《九评》的出世噤若寒蝉的中共，如今更加无力阻止越来越多的大陆民众公开声明退党。三退大潮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席卷中国，解体着给中国社会带来苦难和恐惧的共产党组织。
拒毕业生撑伞上台 浸大校长挨批
香港浸会大学日前举行毕业典礼，有毕业学生撑起黄色雨伞上台，支持真普选，不料却遭到校长陈新滋拒绝颁发证书并驱赶下台，陈新滋还一度中断典礼，要求学生“自重”。浸大学生会随后发出公开信，谴责校长的行径。
据香港《苹果日报》报导，15号早上9点，浸会大学社会科学院举行毕业典礼，一开始奏国歌时就有毕业生在台下撑起黄伞，支持已持续了49天的雨伞运动。但浸大事前已在后台设置安检，毕业生必须交出雨伞，才能上台。
不过，仍有两名学生闯关成功，其中一位是政治及国际关系学一级荣誉生Vincent，他交出了一把黄色长伞，顺利通过安检。上台后，他迅速打开扣在腰间的黄色折叠伞，并走向校长陈新滋，准备领取毕业证书并和校长握手及拍照。
但这时陈新滋一脸错愕，先将证书交给身旁的女职员，然后用手指着Vincent，Vincent随即收起黄伞。据Vincent事后转述，陈新滋还叫他扔掉黄伞，态度极度恶劣，但由于黄伞是向金钟物资站借来的，Vincent拒绝扔掉，陈新滋便拒绝和他握手，并要他下台。另外一名女学生，也成功在台上打开七彩雨伞，但同样遭到陈新滋的“三拒”对待。
香港立法会议员单仲偕：“首先我对学生们在他们的毕业礼上也表达他们对雨伞运动的立场，我是非常鼓舞，我觉得他们是有表达的自由，陈校长拒绝颁发证书，我觉得有点不太好。由学生领导的雨伞运动，对他们来说，是一生以来最重要的运动，我觉得陈校长应该用开放的态度，去看待表达的学生的权利。”
陈新滋随后中断毕业典礼，向到场嘉宾道歉，他指称，毕业典礼是庄严的仪式，台上不应该有任何干扰典礼的事，希望同学“自重”。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副教授马岳：“这位大学校长缺乏包容，事实上，大学都有同样的抗议的行动，但是大部分大学都可以处理得很好，而且事实上，大学校长没有不颁发毕业证书的权力。当天仪式上，那个纸张虽然不是证书，但是表现出来的态度，事实上是很不包容。”
针对陈新滋的言行，浸大学生会16号发出一封公开信，表示他们感到极度错谔和愤慨，信中批评陈新滋破坏校方过往强调的政治中立，打压学生表达政见的自由。公开信还指出，以学生的政治立场否定学生领取学位的资格，是一种霸权手段。
学生会还呼吁，参加17号毕业典礼的同学携带黄伞上台，并拒绝领取由陈新滋校长颁发的证书。
浸大学生会会长陈天俊：“就是回应校长的行为，不让我们同学表达立场自由，以及我们争取真普选的决心。”
据了解，占中运动爆发以来，陈新滋曾表态尊重学生的言论自由，现在却突然变脸，《苹果日报》认为，可能是因为港府上个月底，将一块地皮拨给浸会大学，使得浸大获得合计8万平方呎的土地。陈新滋这次的表现，是表态“报答”政府。
不过，立法会议员单仲偕认为，陈新滋也可能是因为其他理由，而作出这番表态。
单仲偕：“可能是因为雨伞运动拖的时间比较长，越来越多人也希望雨伞运动能够退场，陈校长也可以说变脸，也可以说调整，我估计他从来都是反对雨伞运动的，只是之前没有表达出来。现在要求退场的人多，他就表达出来。”
据《苹果日报》报导，浸大17号的毕业典礼是闭门进行的，从浸大“蒙民伟广场”的直播，可以看到一名硕士毕业生撑一把黄伞上台，在场人士立即报以热烈掌声，但陈新滋仍然拒绝向他颁发证书，并要求他下台。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指出，香港其他大学对学生手持雨伞上台领取毕业证书，大多处之泰然。如香港科技大学校长陈繁昌，还称赞学生表达方式理性和有创意，岭南大学校长郑国汉也没有介意学生将黄丝带系在他的学袍上。
采访/秦雪、易如 编辑/陈洁
胡德平藉批周永康 向中共提意见？
已故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近来多次公开批评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以及周永康极力支持的重庆“唱红打黑”恐怖。尽管力挺要法治的胡德平身份特殊，还被认为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友好，但评论认为，他的主张未必能实现。至于胡德平对周永康的表态，外界又是怎么看呢？一起来了解。
胡德平11月7号在参加“首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时说，党内一些巨腐大贪，随意践踏法治，严重破坏社会秩序，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安全感上的心理底线，有段时间让人特别之恐怖。他说自己也是其中之一，在一段时间里，觉得社会怎么成这个样了。
胡德平并没有点名“巨腐大贪”是谁，不过他紧接着说，自己在2010年10月曾给周永康写过一封信，一是帮一名老将军反映贪腐问题，同时也说明，自己对政治走势、社会秩序、治安极为焦虑。胡德平说，周永康后来最支持重庆的“唱红打黑”，每次讲话都给人们一个很恐怖的感觉，不知中国的政法法治要怎么发展。
另外，对国内的各种突发性矛盾，胡德平认为不会在短时期消失，也不能都简单的提高到所谓的“阶级斗争”。他表示，中共建政以后搞的很多阶级斗争，说实话是无谓的，没有什么意义，没解决什么问题。真正的问题完全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来解决，也就是“法治”。
旅美中国社会问题研究人士张健：“他讲这番话呢，最重要的问题是他不单是针对周永康这样的行为，他也对中共政权，提出了一个自己的看法。这个看法就是中共从建政到现在这么多年，靠血腥的镇压，对党内异己的剪除。”
胡德平13号还在《新京报》的采访中，又一次提到“唱红打黑”和“法治”。
他说，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期间，时任前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的王立军公开说：“只要把政治问题变成法律问题来查，我们就有绝对的发言权”。胡德平当时除了写信给中共当局，表示这种说法恐怖，后来还公开发表意见，认为主要是司法工作出了问题。
因此他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越来越重要。依法治国，对权力进行制约，违宪审查，共产党要带头守法，都属于政治领域的改革。
不过，这次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虽然强调了“依法治国”，但得出的结论还是“必须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因此，尽管胡德平把“对权力进行制约”、“共产党要带头守法”也考虑进政改范围，但实现的可能性，评论人士并不乐观。
张健：“在中国来看，只要有中共党政的那一天，依法治国就是中国人民无法实现的一个梦。党如果凌驾于法律之上的话，那么党就一定是独裁，并且邪恶的。因为它没有任何人去约束它。”
胡德平在《新京报》的采访中，还特别提到了“特殊利益集团”，说他们侵占人民、国家的财产，虽然现在还很有势力，但应该依法处理，一切非法所得，都应该归还人民。
著名政论家、《北京之春》主编胡平认为，归还人民是应当的，但现阶段不可能实现。
《北京之春》主编胡平：“因为要归还给人民，那其实本身就意味着，对共产党整个革命和改革的基本否定，而且也是对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否定。共产党它就是两次掠夺：先是以革命的名义，把所有人的财产都给抢走了。然后以改革的名义，把所谓人民的财产变成权贵自己的财产。它整个统治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
在四中全会结束后，被认为与习近平关系密切的胡德平，多次在各种场合表示对“依法治国”的支持，批评薄熙来、周永康等。胡德平上个月底还接任了大陆敢言杂志《炎黄春秋》的社长，“自由亚洲电台”的报导说，动用胡德平是为了对付中宣部，用“红二代”制约“红二代”。
采访/易如 编辑/尚燕 后制/葛雷
“失独”家庭组联盟 向当局维权
自古以来，对父母而言，最大的悲恸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但是在中国大陆，由于中共的“一胎化”政策和不健全的养老制度，使很多父母在失去了唯一的孩子后，不但要承受精神上的痛苦与煎熬，更是要面临老无所养的艰难困境。这些孤苦无依的老人又被称作“失独老人”。目前，中国大陆正有越来越多的“失独”家庭组成联盟，向各地政府维权请愿。
据《维权网》报导，自11月11号开始，重庆市数百个“失独”家庭，连续3天聚集在重庆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门前，要求当局兑现承诺，解决“失独”家庭养老问题，保障他们的基本权益。
这些“失独”父母们有的手举各类请愿横幅、有的唱着失独歌、也有的人举着写满冤情的诉状在卫计委门前静坐等待。但是令他们失望的是，直到他们嗓子唱哑了、腿坐麻了，也没有见到一名政府官员出来进行任何回应。直到第三天，才有官员接见了几名“失独”代表，敷衍了一句“看情况尽量解决问题”，就将等待了几天的请愿“失独”父母们打发离开。
近年来，类似的“失独者”维权事件一直在大陆各地频繁的上演着。
11月10号，陕西一百多名“失独”父母到陕西省政府请愿，要求解决老无所养的问题﹔9月22号，来自天津、辽宁、吉林、河南、湖北及新疆五省一市的“失独”者，分别前往当地卫计委、政府部门维权，并打起“兑现承诺是国家的责任”等横幅抗议﹔5月25号，全国各地500名“失独”父母聚集北京“国家卫计委”抗议示威，要求当局修改“计划生育法”，尽快出台对“失独者”有实质意义的帮扶政策……
从各地“失独者”请愿的诉求可以看出，生存艰难和养老问题是他们面临的主要困境，绝大多数“失独”家庭经济相当困难，但当局直到现在还没有建立任何对“失独”老人的抚恤、养老、意外伤害和医疗保险等专项安抚制度。
安徽“失独者”胡丽英：“诉求就是叫政府让我们这些失独者老有所依！”
《新唐人》记者：“那国家有给你们补助什么吗？”
胡丽英：“有是有，少的很呢！”
据中共政协统计显示，“失独”老人中60%以上患有抑郁症 、50%的人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等慢性疾病﹔患癌症、瘫痪等重大疾病的有15%﹔一半以上“失独”老人有过自杀倾向。
江苏省启东“失独”母亲余哲南：“我也不敢考虑我老了会怎么样，所以到我老了，我觉得我不行了，我就早点结束自己的生命吧，这个国家也没有办法指望它。”
几乎每一名“失独者”，提起计划生育政策，都会痛恨不已。他们质问当局，为什么在强行推行计划生育的时候，喊出了“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的口号。而当他们失去唯一的孩子后，政府却对他们不闻不问，当初的承诺兑现在了哪里？
胡丽英：“没有人照顾啊！哪有人照顾我们啊？我们自己照顾自己。那个时候是叫我们只生一个不准生第二胎啊！现在他们上访就是讲这个呗！”
2012年6月，100多名“失独者”进京，向原中共国家计生委递交了《要求给予失独父母国家补偿申请》，得到的答复是：“没有法律依据。”短短两年，这份补偿申请上的申请人数已经超过了3千人。今年8月，他们再次向法院递交诉状，起诉卫计委并要求赔偿，但法院决定不予立案。
河南驻马店“失独”母亲谢金兰：“我现在感觉国家政策对我们‘失独’家庭不公正，不公平。我们是这种政策的受害者，为啥没有给我们一分钱的补贴？”
据中共卫生部2010年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失独”家庭已经超过100万户。而民间统计数字则远远高于官方给出的数据。
2013年，人口学专家易富贤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推断，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或将有1000万家庭成为“失独”家庭。
采访/陈汉 编辑/张天宇 后制/舒灿
各位观众，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中国禁闻，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