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佔中已經一月有餘，由於習近平要求香港做到「不妥協、不流血」，香港特首梁振英只好端著這個炭火盆，希望它慢慢涼下來。佔中運動一開始，北京已經算定「時間不在佔中者」這一邊。

但佔中行動「去中心化、無組織化」這一特點，在需要採取進一步行動時就顯露出其集體行動的弱項了。據《華爾街日報》10月31日消息，「香港的學生領袖表示，他們考慮在下個月中國高調舉辦全球峰會的時候，去北京向中國領導人表達民主訴求。」

*香港學生北上抗議可行性述略*

對香港學生剛宣佈的這一決定，《華爾街日報》評述說，「此舉將代表抗議活動顯著升級」，但我還真不這樣看。

香港學生及上述這位《華爾街日報》記者對中共本質的認識，當然都不如我們這些在中共治下長期生活並抗爭過的人。在我看來，北京對香港學生北上抗議，大概會採取幾種應對方法：

第一種辦法，中共最省事，即讓香港學生在會議召開前半個月內根本不能成行，在其入關時全部攔截。從技術上來說，這是可以做到的，只要中共願意採取。

第二種辦法，讓學生成功北上，這在戰術上叫做「誘敵深入」（或許應該叫做「對方」而不是「敵」，本文是借用成語），在目的地張網以待，即讓香港學生在抗議地點短期聚合、舉標語抗議，然後再以「尋釁滋事」罪名拘捕。從法律上來說，香港公民在大陸適用於大陸法律，中共並沒去香港抓人執法。過去許多香港人一過羅湖橋即「失蹤」，最後才知是被捕。這方面例子很多，年齡大點的人都知道。

第三種辦法最費事，但也最能折騰人。那就是讓香港學生到達現場並成功舉行抗議，中國政府組織人馬到現場舉行「反佔中」，以展示「大陸人民對香港佔中運動的反感」。這一點，外人還真不好說這是北京政府完全虛構民意，因為大陸人並不完全理解佔中，確實有不少人反對。只要政府動員，不少青年會參加。

我認為，第三種辦法，是香港學生最不應該選的辦法，因為等於放棄主場優勢，進行一場自己完全沒有把握的賽事。更何況，那種情境下，香港學生要對付的不僅是政府的暴力，還有來自反佔中民間人士的暴力。

*港生放棄主場優勢後可能面臨的情況*

關於放棄主場優勢可能面臨的情況，這裡多說一點。足球比賽中，有主場優勢（home advantage）之說。一般情況下，如果比賽在運動員自己的國家或城市舉辦，就會有一些地利、人和方面的優勢，讓他們更容易取得勝利，這種情況叫做home advantage effect（主場優勢效應）。香港反佔中持續了這麼久，完全是因為主場地是在香港，就算港人有不同意見，但與香港佔中運動參加者畢竟都是「打斷骨頭連著筋」的同城之人，加之香港還是個法治社會，港府再出格，也還有個法度管著，施用暴力也就是胡椒粉、清場、拖人等等。這些與大陸相比，實在是小兒科。

與「主場」相對的就是「客場」（visiting field或opponent’s field），「客場比賽」就是away game，外來參賽隊不如主場參賽隊那樣，有那麼多「地利」「人和」，至少啦啦隊的聲音就不如主場隊洪亮。

香港學生們年輕，但年長者一定不要忘記，香港學生如果離開有地利、人和且有香港法律約束的主場地，到了大陸這塊由中共說了算的「客場」，就算「孤軍深入」了。過去一個多月以來，在香港主場，北京都未忘記向香港輸送大量反佔中者與佔中參加者對峙，此時香港學生「孤軍深入」到由中共說了算的大陸，北京哪能不好好利用「主場優勢」，發動一場聲勢浩大的反佔中遊行示威，給香港學生一點顏色看看？從人數上來說，香港學生北上，估計最多也就進去一、兩千人，而中國政府要在大陸組織一場規模浩大的反佔中人海戰術，實在易如反掌。估計中共政府也就需要動員萬把人左右（當政者多半認為沒有必要動員更多人，「殺雞焉用牛刀」）。經歷過前些年反美、反日全國大中城市聯合大遊行的中國人，當然都知道中共政府那超強的動員能力。

*持續的抗爭是通向自由的通行證*

香港爭取民主的運動，注定是一個非常艱苦的過程。這只要想想國際經驗就知道了。

與極權的抗爭從來就極為艱巨，要付出非常沉重的代價。大陸80、90兩代青年不瞭解這段歷史，常有一種不切實際的希望，即極權統治往往於一夜間垮掉。這是他們只看到一些歷史的斷片，即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在上世紀90年代初的迅速垮台；沒看到歷史的全景，即共產政權垮台之前，這些國家的人民不畏犧牲而從事的艱苦卓絕的抗爭。無論是捷克、波蘭還是匈牙利，幾乎從蘇聯用大砲與坦克將社會主義制度送進這些國家之後不久，這些國家的人民就沒有中止過反抗。一些大的事件，如匈牙利納吉事件、波蘭1956年十月事件、捷克的布拉格之春等，人們尚知其大概，但其實除了這些事件之外，還發生過無數的血腥事件。

以波蘭為例，自1948年實行社會主義制度並採用蘇聯斯大林的集體化模式，就導致該國資源及人力管理問題頻出，不斷引發政治抗爭。

1956年6月28日，波茲南一家名叫Cegielski的工廠約16000名工人發動示威遊行，向政府要求更好的待遇和較低的稅賦。他們專門派了一位代表去華沙向政府說項，這位傳言代表遭到當局逮捕，於是示威演變成暴動，燒燬了當地秘密警察總部所在的建築物，政府出動了400輛坦克和10000名士兵鎮壓這次反抗，並宣稱「暴民」是受到西方國家人士的挑唆採取行動。自此以後，波蘭的工人反抗從未斷過。波蘭共產政權垮台之後，專門建造了一座《1956年事件紀念碑》，亦稱《雙十字架紀念碑》，碑上沒有碑文只有數字。位於左邊的十字架下端有「1956」四個字，位於內的第二個十字架刻有多組數字，從下往上依次為1968、1970、1976、1980、1981，每一個數字代表一次大的反抗事件，其中，1970年但澤斯克船廠大罷工事件已經被拍成電影《黑色星期四 》（Czarny czwartek，2011）。這段歷史梗概如下：1970年聖誕節前兩週，因波蘭共產黨提升食品價格，引發格但斯克船廠工人大罷工，在蘇共中央的壓力下，波蘭共產黨政府對這場罷工進行了殘酷的鎮壓。12月17日（星期四），45名抗議者被槍殺。這次事件之後，波蘭工人的反抗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領導工人運動的團結工會此後不久誕生。

「自由不是免費的」，通向自由之路長滿了荊棘，必須有一批具有披荊斬棘精神的勇者前赴後繼，才能引領一個國家、一個地區走完這條路。因此，我真心誠意地勸香港學生就留在香港，利用主場優勢堅持抗爭，沒必要以身涉險。至於認為讓北京抓捕，以便吸引更多的國際援助等類說法，我建議先進行一次沙盤推演，參考這一個多月來國際社會對佔中運動的表態，估算一下會得到多大支持，哪些支持能夠對北京構成強大的壓力。凡事「預則立，不預而廢」，一場大的運動，僅有勇氣是遠遠不夠的。

文章來源：《美國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