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院頒下禁制令，禁止示威群眾在金鐘和旺角佔領區逗留，否則就等於藐視法庭云云，可以判監。有論者認為倘不服從就等於摧毀法治，有違本港核心價值。反佔領者更以為如獲至寶，得一利劍刺得群眾咽喉。但何以社會總有「法不責眾」的觀念？跟「法治」緣何並行不悖？

法律是一組規則，使管轄範圍內的人有行為依循。但到底它是怎樣走出來的？眾所周知，除了成文法以外我們還有官製法，這種訂法方式比議會立法更為久遠，係由法官根據「常理」判定一件事應該按原告人抑或被告人的想法實行，其判決就是法律，作為日後類似情況的判案參考準則，也就成為人們行事的規範。

請留意「常理」一詞，它涵蓋了抽象的判案原則，例如「自然法則」裏的「無人可以自己審自己」一類，也包含一般的社會價值，法官判案時都要考慮，並反映於判決裏。也就是說，最終法律都要以人為依歸，以社會大眾為依歸。這是非常合理的，如果沒有人，法律的存在是無意思的，是空的。

因此，法律和判案都必須適應時刻在變的社會標準，與時並進。在不同的社會模式下，千百年通用的判案通則也要有新演繹。簡單到如何向對方通知你接納邀請因而成約，在信件年代、傳真機年代乃至今天電郵時代，精準度都有所不同。而各種性質的合約所要求的通知方式亦向來有異，例如簡單貨品買賣的可比購置房產寬鬆，這些都是法律以社會以人類活動為依歸的好例子。

公民抗命是違法行為，但違法不等於永遠離棄法治精神。起碼，大眾仍然承認司法制度的整體。抗命是迫不得已的選擇，行動時也將違法程度降至最低。其餘範疇好像各種交易等，現有法律依然獲跟隨。且至今沒有人號召包圍法庭，抗議法官，運動發起人更表明結束後將往警局自首，甘受法律制裁。凡此種種，足證此點。

那麼，法律和法庭的尊嚴又應當如何處理？它應當主動適應社會，靠面向人民而建立，不是靠呼籲人民去盲從。在今天的情況來說，縱使不遵從禁制令會損害其尊嚴，程度也很低。而法庭應當時刻記住服務人民的責任，具智慧去維護權威。

就舉個例子吧，英國有個很著名的案例R v Ahluwalia，任何法律系一年生都會熟悉。被告人是從家鄉盲婚啞嫁遠渡英倫的印度婦女，十年婚姻忍受同裔丈夫的長年虐待和不忠，有晚終於爆發。她趁其熟睡，把調配好的易燃劑淋上再放火，活活燒死，「要他知道自己有多傷痛」。審訊時陪審團不接納她受挑釁的辯護理由（defence of provocation），更指她調配溶液此行為顯示是有計劃殺人，與及由丈夫的最後毒打至下毒手的一日有空檔期，有冷靜回旋空間，故挑釁一說不成立，依例判終身監禁。

聞判後，有婦女組織Southall Black Sisters大力協助，除找律師協助務求翻案，更組織社運向全國宣傳，揭露被告人所代表的一眾盲婚啞嫁受害者，獲得回響。最終獲法庭接納重啟，並由上訴庭擴闊「受挑釁」的理解，把長年逼害而不僅僅是短暫失控納入考慮，還指空檔期可視為憤怒提升的歷程。發還再審時被告獲改判誤殺，刑期三年多，剛好相等於這漫長抗爭期間的羈留時間，當庭重獲自由。

法律界朋友可能堅持這結果是因為法理上她找到要點，這是自然和合理的。但也不能忘記協助團體的運動扮演了重要角色，得讓案件重開，就像今天持續廿多天的運動迫使政府談判一樣。更重要的是法庭放寬了辯護理由的法律理解，面對了社會要改變「常理」的標準，維護了法庭尊嚴。

今天的香港，也面對公民示威權與私有產權的碰撞和角力，禁制令已與時代脫節，法官們應當面對。倘若只把法治視為「有法必依」、「司法尊嚴不容挑戰」，必定是狹窄和偏頗，反之大眾應當以法律來自人民為起點，回歸到社會層面去觀察和思考。尤其在全民起來要建立新秩序之時，討論更不應停留在法理上鑽空。因為，這就是為何法不能責眾。

文章來源：獨立媒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