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10月2日訊】（新唐人記者歐陽秋綜合報導）日前，有媒體將中共元老萬里早前的談話稿刊出，揭示了中共內部其實已經知道自身缺乏「政治道德」，只是不願改良罷了。正因如此，也導致中共另一位元老習仲勛致死沒能完成兩大遺願。評論認為，在香港民眾真普選訴求得不到中共高層和香港政權合理答覆，使港人示威人數劇增，局勢如火如荼之際，中共高層卻集體高調露面，慶祝「十一」，上演自欺欺人的「大團結」景象。中共這種置沸騰民意而不顧的冷漠做法，再次體現了中共本性的邪惡，被各界所譴責。

10月1日，海外多維網站刊載了中共前全國人大委員長萬里，在中共建政60年大慶前的反思談話內容。萬里重點談到自己長時間思考後認識到的中共不敢承擔責任的種種事實。文章較長，摘錄如下：

萬里說，為了六十年大慶，中共製作很多大規模的宣傳，主要為了宣傳中共的「成就和進步」，這是六十年來的老辦法了，一直沒有變過。

中共60年不變的事實

中共中央黨校一位年輕的教授和萬里聊天，向其反映一個中共地廳級官員班的學員問題：中共統治都六十年了，中國的哪些東西沒有變？為什麼沒有變？會不會變？

萬里說，他明白提問者的意思，六十年大慶的宣傳報導天天向老百姓說發生了什麼樣什麼樣的變化，能不能換個角度來想一下，一個國家讓一個政黨領導六十年了，也不算短的時間了，這六十年到底應該怎麼來概括、怎麼來總結，中共有責任向老百姓說清楚講明白。一時說不清楚講不明白，有疑問，也沒有關係，重要的是要講出來，公開講出來，不要藏著不講或私下裡講。

萬里說，都六十年了，還不能公開地討論一些問題，這六十年該當何論呢？他是過來人，有責任說清楚講明白，尤其是一些基本事實，一些基本道理，不能令已昏昏，也不能讓人也昏昏。

萬里告訴年輕教授，六十年了，這個國家沒有變的東西還有很多很多。最基本的事實是，這個國家還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這個事實誰都明白，但這個事實的背後是什麼呢？就是這個黨至今還沒有在社團管理部門登記過，這個事實背後又是什麼呢？就是中國還沒有一部《政黨法》，六十年了，還是空白，沒有變，中國還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政黨制度。

他說，「國家還是黨的國家」，而不是「黨是國家的黨」。六十年了，「黨和國家領導人」這個概念沒有變。

在財政上，中共黨庫與國庫之間的那堵牆還沒有建立起來。再看看，軍隊還叫解放軍，沒有變，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國家武裝力量。軍隊的最高領導人還是中共黨的最高領導人。黨軍一體沒有被國家對軍隊的領導來代替。六十年了，這一點也沒有變。

他說，即便在黨內，六十年了，也沒有建立起真正意義上的競爭性選舉制度，更不用說在國家範圍內了。經常說到的協商，實際上還是戰爭時期的秘密運作傳統。這都是一些基本的事實，它們能引伸出什麼基本道理，應該好好討論。這些討論離不開這些基本事實的，年輕人真應該多多了解歷史。

萬里回憶，中共建政初期，幾個民主黨派人士給中共中央寫信，建議把中南海還給老百姓，這個皇家園林最好作為公益文化的紀念物保存下來。80年代初，中共書記處又接到過類似的建議，還加了一條：中共黨中央機關應該掛牌辦公，辦公廳、中組部、中宣部、統戰部等，都是執政黨的機關，這個建議轉了好幾個書記的手裡，最後沒有上會討論。這兩件事，也是六十年來沒有變化的。

萬里說他一直就不同意「輝煌五十年」、「輝煌六十年」的提法。他認為這不符合事實的。他提問說，大躍進大飢荒時期那三、四年，「文革」動亂那十年，總不能說是輝煌的吧？他說，中共不把那幾年扣除，老百姓在心裏會扣掉的，歷史學家也會扣除的。普通中共黨員也會那麼做的。

他說，在九十年代（注：江澤民統治時期）的那幾年，政治宣傳離事實太遠，那叫什麼？那就是不文明的，是野蠻的宣傳。

萬里講，六十年了，應該好好反思，要舉國反思，要舉黨反思。一個執政黨，一個大國的唯一的執政黨，執政了六十年的執政黨，總應該有起碼的反思勇氣吧。這實際上是一種責任，是政黨的責任。這反思，肯定會引出許多不同的看法來，這有什麼可奇怪的呢？要是搞得氣氛緊張，搞一些封殺動作，這顯得中共太沒有氣度了。

在萬里看來，老百姓的看法，民主黨派人士的看法，專家學者的看法，政治上不得志的人的看法，這四類人的看法，尤其應該好好聽聽，封殺不得，六十年了，他還在這裏說一些一千多年前古人說過的那些道理，想起來讓人感到很不舒服。

習仲勛的兩大遺憾

談到中共元老習仲勛，萬里說，有一位八十年代初主持書記處工作的老人，晚年在深圳住過幾年，有一次他去看他，談到他那曲折的人生經歷，習仲勛說，對這個國家、對這個黨，有兩大遺憾。

習仲勛兩大遺憾的是，沒有能為中共的歷史上一個重大冤案平反（注：劉志丹案），另一個遺憾的是沒有推動中共對不同意見的容忍政策。

萬里感慨，習仲勛的話不多，說完了，他們倆只是相對無語。都六十年了，成立初期，有些政策有些政治上的理由，那也不至於六十年來都是如此呀。那些理由現在還存在嗎？還站得住腳嗎？如果那些理由還站得住腳的話，那麼，六十年的政權建設、思想建設、文化建設，還能用「輝煌」兩個字來概括嗎？

萬里認為，容忍不同看法的機制還沒有建立起來，這隻能說明，斯大林主義的那一套還在作怪，否則，何至於六十年在這一方面還沒有變化呢？

萬里說，那位老人前幾年已經故去了，他的夙願還依然是個夙願。這怎麼向老百姓交代、向歷史交代？

萬里感慨，從國共第一次合作分裂開始，到1949年中共趕走國民黨，國民黨壓制了中共22年，封殺中共的報刊，捕殺中共的黨員。中共用類似的手段來對待不同意見，對待其他人士。六十年對二十二年，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時間概念？

中共政治倫理缺失

萬里對那位教授說，歷史責任就是一個政治倫理的問題，對一個政黨要負責，就要好好想一想這個問題。萬里說，他這樣說，是因為他對許多問題想了很久。

萬里說其腦袋裡有一個疑問轉了三十年了：「共產黨人就那麼不堪談政治倫理嗎？我要說的是，人家封殺我們22年，我們就有必要花六十年時間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嗎？這樣的道理不就是政治倫理問題嗎？我們不公開談，能阻止老百姓去想這樣的問題嗎？這麼多問題，在那次深圳談話以後，一直在我的腦袋裡撞來撞去，趕也趕不走。說老實話，我還沒有想明白，這恐怕不能用「只緣身在此山中」來解釋。這正是需要大家一起來好好研究的。 」

萬里說，仔細想想，中共的那些重大失誤都屬於撞到了南牆上才回頭的，這堵牆是自然規律、國家發展的客觀規律，你違反了規律，就頭破血流了。

為什麼會這樣？他認為，六十年了，中國沒有成長起應該有的社會性力量來與中共競爭，來提醒、來監督中共，那些不同意見統統因為不能反映中共的正確就聽也不聽。那麼全權施政，那就全權獨擔責任吧，又不是。六十年裡有多少時間，國家發展受到阻礙，國民的發展機會失去了，憲法權利也得不到實現。這種現象是很不倫理的。

那位年輕教授對萬里說，六十年了，中國還沒有出現完整意義上的選民，中共也沒有出現權利完整的黨員，中國還沒有建立起來容許其他人發揮政治作用的制度。

談到中共黨章，萬里評論說，從建黨的時候起，中共就說自己代表了農工，四九年以後，又說代表了幾萬萬中國人民，到建國六十年，還是這麼來講。大家同時還看到，六十年了，並沒有嚴肅嚴謹的政治程序來賦予那種代表權，選舉的、非選舉的，都沒有。

中共黨校那位教授問萬里，六十年來，中國應對各種危機，比如政治動蕩、內部紛爭、輿論壓力、人事不正常變動，已經有了許多很定型的危機處置辦法了，「人才」也聚積了不少，為什麼還沒有打算搞平等的黨際競爭呢？

萬里說，「我回答不了這個問題，但總覺得競爭選舉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坎。」

萬里提到，六十年了，應該回到一個最基本的問題上去。這個國家國民的意願到底是什麼？應該通過什麼樣的辦法來表達真正的民意？這個問題，蘇聯沒有搞明白，六十九年就亡國亡黨了，我從來就不是一個民粹主義者，憑我幾十年的政治閱歷，我敢說，表達民意是一個國家政治制度的「基礎設施」，也是衡量一個國家進步、文明程度的主要標準。

萬里說，總能收到許多老百姓寫來的信，他就讓秘書挑一些讓我看看，多年來都是這麼做的。2008年，接到山東一位農民的信，他問萬里：你們北京的領導到底知道不知道我們在想什麼、想要什麼？

萬里說，老百姓從中共的廣播電視、報紙上找不到答案，就又問到他們頭上來了。關鍵是，中共是不是正視了民意，又在用什麼樣的制度來保證民意能獲得充分的、真實的表達。

談到現在老百姓想參与更多的社會政治事務，想要有更多的權利，更多的發展機會。萬里問，這些為什麼不讓公開講？這不讓講的責任，又由誰來負？

他說，90年代初那幾年，有不少簽名信、萬言書、公開信，他說過多少次，不要大驚小怪，不要亂查封殺，人家有話說，就讓他說出來，有什麼忍受不了的。他的話就是沒有人聽。一位管思想宣傳的官員跑到他那裡說，我不敢不管呀，中央說守土有責，我是管這個的，不管就是失責。「你看看，這就是他的責任觀念，就是不對民意負責。」

萬里認為，六十年了，許多應該變而且可以變的東西，在這樣的邏輯下，就變成了不能變、不可變的東西，要樹立起基本的政治倫理，還有許多障礙要克服。

第一條，六十年了，中共把國家的治亂要繫於一身，過去那麼多年的折騰，沒有不起因於中共自身的折騰的。萬里說，這讓他痛心，中共的折騰殃及了國家，殃及了老百姓。這麼多年了，中共告訴老百姓說，這個國家沒有共產黨的話，就會大亂的，老百姓真是怕折騰怕到極點了，他們對穩定的盼望，就成了中共再單獨執政下去的「民意」，這一循環什麼時候能夠打破呢？

第二條，涉及到怎麼樣讓老百姓認清歷史、認清現實，就是要認清一些基本事實。六十年來，中共說得最多的一段話是「幾千萬革命先烈換來了紅色江山」。這是關於共產黨執政合法性的最大理由之一。死了數千萬人，這是基本事實。

萬里說，還有一個事實是，他們是為什麼犧牲的？他們前仆後繼，為的是當時中國共產黨設立的目標和理想，現在，有多少老百姓知道那時共產黨設立了什麼具體目標？

萬里說，他知道，90年時，出過一本書，書名叫《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承諾》，很快被查封了。他讓秘書找了一本他看看，用了一個周末的兩天，他全部看完了，他還找了一些專門研究那段歷史的專家來問了情況，他們告訴他，這本書里收集的，全部是中共在三四十年代公開發表的社論、評論、聲明，沒有一份是偽造的。當時，中共向全中國人民做了承諾，要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獨立的國家。這些承諾的確吸引了無數志士仁人。那些犧牲的人就屬於這部分人。

萬里說，其實，那些承諾在毛澤東三四十年代的許多著作中都有。可是，到了五六十年代都被那個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修改掉了。他看到過一份文獻研究室送來的原稿與修改稿，當時讓他心裏震動很大。

萬里慨嘆，「這麼個修改法，那幾千萬人不是白白犧牲了嗎？那是白紙黑字，確實推翻了當年中共的承諾。說輕了，這是不尊重歷史，本質上，這就是違反政治倫理，這就等於是把中共執政掌權的基礎建在沙灘上，這能牢固嗎？歷史總會把真相還給老百姓的，六十年不行，七十年，七十年不行，八十年，老百姓總要知道的。」

萬里說，六十年了，老百姓、社會團體對國家政治生活既表達不了獨立的看法，又參与不了實際政治過程，又監督不了執政黨，人微言輕，這種「三不」狀態總不能這樣延續下去吧，不能總是一成不變地講話如儀、視察如儀、批示如儀吧。要多想想執政黨對國家、對老百姓、對歷史應該承擔的歷史責任。

萬里最後說，「有些年輕人會罵我，在位的時候怎麼不說，怎麼不做，這種責罵是有道理的，我個人不能用客觀環境、客觀因素來推卸我應該承擔的那一部分歷史責任。」

《九評共產黨》對中共的評定

海外《大紀元時報》2004年發表系列社論《九評共產黨》，系統剖析了中共的本質特徵。

《九評》認為，中共是一個政教合一組織，靠暴力和謊言維持其統治，是一個邪靈附體的魔教組織。

由《九評》引發的中國民眾自救覺醒運動，自2004年已經全面展開，目前在《大紀元》退黨網站聲明三退（退黨、退團、退隊）的人數已達1億7千9百多萬人。

觀察人士認為，目前香港民眾的民主運動進一步喚醒中國民眾的覺醒，中共的末日越來越近了。